我們需要行禮如儀的「尊師重道」教條，還是「平等互重」的尊嚴？

日前台中一中音樂課師生衝突案，帶出各方論戰的「案外案」。正如我們所熟悉的我國傳統美德，「態度」與「禮教」也成為各方長輩關心的重點。報載前司法院大法官針對「老師一時失去情緒控制，激動發飆時，學生是否可以錄影、錄音？」的問題，認為「基於『尊師重道』的精神，不應該承認有此權利」更有媒體以〈中一中學生頂嘴這句 前大法官搖頭了〉入標，似乎意在強調學生「頂嘴」的不敬行為。

新聞一出，對於學生究竟有無錄影蒐證權利的探討，竟然不是行動自由與肖像權發生「基本權衝突」時的利益衡量，以及我國教育現場長期以來的問題與困境之探討，反而轉向「尊師重道」的「公序良俗」。不過，本文暫先不討論「尊師重道」的禮教在憲法與法律上的解釋適用方式，而擬分享在國外校園生活所遇到的一些看似瑣碎，但實則值得我們反思的師生相處之道，再思考我們期待的社會面貌。

國外課堂經驗：教授與學生間的直率論辯

過去的新冠疫情期間，大學許多課程改採數位遠距上課，例如，透過Zoom等軟體之即時視訊課程。由於必修課程可能發生衝堂的問題，或是因為技術障礙導致部分同學上課收訊不佳，因此有些教授選擇將上課投影片或是錄影的內容放上教學網站，這在我們看來算是學生的「福利」，不料，在去年也因此發生師生意見不合之衝突。

去年我所參與的一門必修課程，教授除了線上即時上課外，同時亦將線上課程錄影並於課後放上網供同學事後觀看，在授課前幾日，教授亦有發送群組信告知學生此門課程將會進行錄製，參與的即時線上課程的同學也可在畫面中看到「錄製中」的符號。

然而，課後卻有部分學生不滿，因為課程錄製影片時，可能因為操作選項與技術的問題，並非僅錄製教授個人或投影片畫面，而是將整個線上會議參與者的畫面悉數錄下，此舉引發部分學生不滿，認為個人肖像權未受到尊重。因此，有學生透過學生議會組織對教授提出「申訴」，教授也不滿該申訴意見，雙方以Email辯論，並將該往來辯論內容以「群組信」發送給所有修課同學，同一門課數百人全部都是收件者，形成集體「圍觀」教授與學生爭辯的景象。

教授認為學生誤會自己的美意，並強調在課程開始前，已經以Email通知所有學生將會錄影；學生則主張，如果該門課會錄影，那麼教授不應該一再表達不想對著一整片的「黑螢幕」（線上會議參與者如果未開啟鏡頭，將會顯示為黑螢幕）說話，而要求學生打開自己的攝影機；教授認為，其並未強制學生打開攝影機，只是「鼓勵」師生互動；學生則認為，教授一再地口頭要求，對於學生而言，會形成實質壓力。

從雙方往來激烈辯論的內容來看，其實很難爭出「對」或「錯」，問題的癥結來自隱私權、課堂指示關係等價值觀差異，以及溝通上的誤會。由於一、兩百名同學均為論辯往來信件的收件者，因此同學間私下聚會也津津樂道，雙方立場各有支持者，隱私權保障、課前告知義務範圍、授課教師口頭請求開攝影機指示的拘束力與合理性等，在非法律人眼中看來可能有些「枯燥」的內容，卻一時間成為同學們私下「八卦」的有趣內容，在討論的過程中，不同觀點的衝擊，也讓我們學習如何理性辯論。

在該次申訴的衝突之後，教授決定取消錄影，但引來另一群衝堂同學與網路課程技術障礙同學的不同意見，希望重新開放錄影，再次產生一次意見衝突，最後衡平各方利益的解決之道是，線上課程開始前，設置「同意錄影按鈕」（亦即每一次的課程均進行一次錄影的事前告知），而教授亦不再反覆要求同學開攝影機，而僅說明「鼓勵」互動。至於學期成績，則取決於學期考試，與是否打開鏡頭並無干係。

該次的師生公開衝突與辯論——學生試圖以正式的申訴管道表達不滿，而教授也沒有「身分地位」的罣礙，反而直球對決和學生議會論辯，並將論辯過程公開讓全體同學「評理」——對於我這個自小受到「不要和長輩頂嘴」、「尊師重道」的傳統儒家禮教洗禮的旁觀第三者角度來看，亦為一次文化衝擊。

師生發生意見衝突時，透過學生議會進行辯論，或許可能讓教授不快，但透過正式管道直率地反映意見並且辯論，並沒有所謂「權力不對等」的成績或其他方面的不利益¹，而不同意見同學之間（反對與贊成錄影者）勇於發表意見，並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解決之道，何嘗不是學生的一門必修課？

祝福教師節快樂，德國教授：東德時期也有那樣的事情

我曾跟德國指導教授閒聊9月28日是台灣的教師節，依我家鄉向來的傳統祝他「教師節快樂」。向來認真治學的教授不改其認真文化交流的本色，一本正經地以德國歷史與我交流：「如果沒記錯的話，前東德（DDR）時也有過那樣的事情（指教師節的節日與祝賀儀式）」並向我指出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依然留有以前「教師之家」（Haus des Lehrers）這棟建築。德國教授所指的教師之家，被認為是指向前東德時期「社會主義的標誌建築」而有其歷史意義²。

教授對於我述說台灣「教師節」傳統以及祝福「教師節快樂」的禮貌文化並無任何批判之意，事實上，在我成為他門下第一個台灣籍學生之後，他其實花費了不少心力了解台灣的法律體系，不論是法律專業論文或是台德文化差異的閒聊，他都極為認真的與我交流——這也是為什麼我提到教師節祝賀傳統，他則回以東德時期的歷史的原因，因為這樣的事情，在德國已是過去的歷史——目前的德國校園，重視的是師生之間對等的互相尊重，而非學生對老師畢恭畢敬、行禮如儀的「儀式」。

更有趣的是，在台灣，我們的長輩生怕我們忘記禮教似的，不斷耳提面命提醒我們「尊師重道」。而來到德國後，卻恰恰是被我尊重的長輩告訴我，這種教師節行禮如儀的事情，是其「記憶中前東德時期的事情」。

聽完「教師節是東德歷史」的說法以後，難道身為學生的我們就因此不再尊重德國教授嗎？恰恰相反的是，這段簡短但又具備歷史交流深意的回應，讓我在當下深思「師生關係」的基礎與相處之道，也更加尊重這位德國教授，不是下對上行禮如儀的尊重，而是發自真心的景仰其在學問以外與學生平等相處之道。

文化沒有「對錯」之分，卻形塑不同的人與社會

「尊師重道」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僅靠著傳統禮教的耳提面命，讓學生臣服於權威，而不得不在形式上的「尊師」，但未必能夠「得道」；二、老師透過其言傳身教，讓學生獨立思辨後，自然而然的尊重老師傳播的知識或甚至人格，被尊重的不是權力關係，而是道理本身，以及人與人之間對等的尊重。

一個人的養成，從家庭到學校再到社會，不管是正面或反面的影響，都形塑了長大後的我們。以上兩種不同的「尊重老師」形式，不只發生在校園關係中，也會從校園帶進社會——影響我們在家庭生活、職場上、社會公領域、面對政府公權力、討論或針砭時政的態度。從校園到社會，本質上的問題都是：我們要培養奴性堅強、看到鞭子就下跪的順民，還是互相尊重並且具有獨立思考與辯論能力的公民？

由上到下命令式的強調傳統禮教，把反對長輩意見一律當成「頂嘴」的傳統文化，有其大中華歷史「傳承脈絡」，筆者無意評論該文化的「對錯」，也不認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僅是以個人經驗提出一些反思。

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在校園關係中對於「尊師重道」的詮釋與理解，可能將會繼續影響我們、以及我們下一代每個個體如何看待自己身為人的尊嚴、面對「權威」甚至是「威權」的態度、以及公民社會的集體態度與未來走向。

• 亦有留學經驗者的觀察角度認為「德國學生和教授沒有地位之差，大家都是追求知識的學習者；而且德國學生的自我意識都很強烈，也敢於批判，愛掌握權威的師長其實難以有置足之地」，參見楊書宜，〈曾經，我在台灣是一個不愛讀書的學生，為什麼我在德國卻開始熱愛學習？〉。
• Vgl. DDR-Museum, Was bleibt von der DDR? Das Haus des Lehr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