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屯槍擊案的「偵查實境秀」：再探警方高層與媒體互用的「偵查大公開」

今年7月14日發生的「草屯槍擊案」震驚全國，一如我們所熟知的台灣媒體生態——不惜踐踏媒體倫理也要追求「點閱率至上」、不惜加油添醋也要把新聞腥羶展示的「電影化」、不惜與公部門隱晦難言「關係」交換利益而破壞偵查不公開原則也要搶「獨家頭條」——媒體在乎的不是謹慎調查後的偵查結果、不是偵查程序的合法、合理與完備、也不是犯罪背後的深度社會問題，而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刺探偵查（輔助）機關秘密，並竭盡所能地在新聞標題與內容中塞滿各式欠缺客觀的「形容詞」。

偵查（輔助）機關的偵查行動，在警方「紅人」升官文化、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彷彿一場「偵查實境秀」的戲劇展演。整個偵查過程，鉅細靡遺地透過媒體赤裸裸地在全民面前「即時開演」。《刑事訴訟法》所規範的偵查不公開原則彷彿蕩然無存，也令人擔心如有槍枝上游或其他共犯、尚未扣得之證據，是否可能因為「偵查大公開」而串供或遭到滅證。¹

偵查（輔助）機關還是電影公司？傻傻分不清

在偵查初期，證據並未蒐集齊備，被告／犯罪嫌疑人身分、犯罪動機、犯罪過程等事實都是浮動的，隨著證據調查的進展，偵查（輔助）機關必須對於偵查假設進行排除與確認，因此可以說，從事偵查的檢警隨時都有可能排除假設、或是擬出新的推測，連檢警都不能確認事實，那麼媒體與大眾更不可能知道真相。

但這件案件的「媒體Live秀」荒腔走板之處，在於媒體的鏡頭似乎知道警方的動向，甚至連追緝與攻堅的過程都可以「同步連線」，各家媒體彷彿身在第一線現場，隨時可以取得現場的照片，並且以聳動標題繪聲繪影的撰寫偵查細節。也難怪許多司法與警察實務工作者紛紛議論：「為什麼媒體幾乎與警方動向同步連線？」「難道全世界都知道嫌疑人要被抓，只有我不知道？」

更離譜的是，警方進入養生館進行攻堅、依照規定之標準程序²，理應封鎖的與嫌疑人直接接觸之第一現場，逮捕嫌疑人並與之拉扯的過程，在網路上以堪比電影還精采的「高清無碼」放送。而該影片的攝影者位置就在警方正後方，看起來像是警方的蒐證影片，令不少法律人不解該偵查中的影片如何流出，而令具有第一線警察專業的警界人士困惑的是，影片中持槍的警察為何以不專業的姿勢晃動槍枝，還數度將槍口朝向友軍，該段遭外流的影片看在具有偵查經驗者眼中，不似英雄片，倒像搞笑片，而且為片中「演員」的不專業且危險的舉動捏一把冷汗。

無獨有偶，警政署長身為全國警察的大家長，見到難得有在媒體前作秀邀功的機會，自是當仁不讓。於是媒體大秀署長把弄槍枝的照片，並附上昧於實務經驗的相片說明：「警政署長黃明昭親自前往養生會館，從嫌犯身上搜出三把槍」。這樣的報導內容著實滑稽，曾幾何時，我國的拘捕與搜索程序需要勞駕或等候署長親自到場才得以執行？

一再遭到踐踏的「偵查不公開」原則

偵查不公開原則的目的在於：

1. 保障被告人權、避免在未審前即被大眾媒體預斷。
2. 避免偵查程序之阻礙，以免被告、潛在被告或第三人事前得知偵查方向，從而串供或湮滅證據。
3. 避免民眾在偵查初期片面的資訊下過度揣測甚至誤解事實，製造司法人員不當壓力與心證的影響。

因此，《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明文規定：「偵查，不公開之。」同條第5項並授權司法院會同行政院訂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明文規範「偵查不公開」的主體、範圍、時間、以及細節規範、得公開之例外情況。³

所謂的偵查不公開，是指包括偵查程序、內容及所得之心證均不公開。但是法律並非完全禁止媒體與人民適度理解偵查中的事實，例如對於社會造成驚嚇的重大治安事件，為了避免群眾恐慌，並兼顧媒體報導新聞與大眾「知」的權利等公共利益，《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8條規定例外得公開的情況，因此，在權衡公益等考量下，偵查（輔助）機關有權限公開「必要」的事項，但公開的範圍、內容與方式，必須要照規定進行，而非由偵查（輔助）機關恣意判斷，更不能把媒體當成成就「辦案英雄」的舞台，而把偵查過程全面曝光在鏡頭之下。

至於昔日遭到詬病的「帶同媒體辦案」而嚴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弊端，則為《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9條第4項所明文禁止：「案件在偵查中，不得帶同媒體辦案，或不當使被告、犯罪嫌疑人受媒體拍攝、直接採訪或藉由監視器畫面拍攝；亦不得發表公開聲明指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對審判結果作出預斷。」

如果詳閱以上法規之規範內容，再觀看目前網路上顯然是偵查相片與影片外流、媒體隨時連線警方偵查動態的荒腔走板報導、新聞留言區全民憑藉片面或臆測資訊而抱著鍵盤起鬨的情境，不免讓人懷疑偵查不公開原則是否已經蕩然無存。

本案媒體「直擊」第一線辦案現場，偵查過程透明的公開在人們面前，不只產生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踐踏法治國的疑慮，對於未來的刑事偵查與第一線辦案的偵查人員亦造成危機。因為犯罪人可以透過這些影片學習警方的攻堅技巧（包含警方犯錯之處），從而「改良」自身武力條件、謀求規避檢警查緝的奇技淫巧，對於未來執法人員的安全與查緝難度造成隱憂。

一再重蹈覆轍的「作秀治國」文化，何時休？

筆者曾於2020年於本專欄以〈偵查可以「大公開」？凶殺案影片外流的法理思考〉一文呼籲偵查不公開原則之重要性，並於2021年出版的《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一書中歸納出警方與媒體相互為用的以下「作秀」腳本：

「帶著媒體跑辦案現場的情況想必大家都看過，通常會出現在警方高層意圖展示執法成果時，最常見的就是警方帶著媒體隊衝轄區舞廳進行臨檢，讓媒體拍攝、報導，自己導一場作秀大戲。」（摘自第237頁）

「這樣嚴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的事件，並非開天闢地第一宗。警方類似外流偵查影片的事件，或是把自導自演的『愛與鐵血』史詩般英雄影片、與緝獲的被告『合照』交給媒體發稿之類的事層出不窮。」（摘自第238頁）

「搶戰功、衝績效、玩弄數字報表、成為新聞中的英雄，也是成為長官眼中紅人的方式。於是，這些二線、三線的中階、高階警官的工作，不是腳踏實地帶領部屬在個案中尋求正義（因為那沒有辦法幫助他們吸引高官的目光），而是以各種其他方式在長官面前表現，力求走上升官之道。於是，我們三不五時就可以看到......警官扮演起二十四孝中綵衣娛親的『老萊子』，以各種耍寶的方式妨礙辦案、製造部屬麻煩，不顧正規程序和同仁安危，引人發噱。」（摘自第 250-251頁）

一年後，我們依舊看到由警政署長帶領的「演員」們毫無新意的照著以上腳本，上演這場「偵查實境秀」，甚至拙劣地把過去所有不當的負面示範組合後，以更誇張、更不專業的模式重演一遍。而為了滿足這些長官作秀的「戲癮」，真正在第一線辦案的員警不但要拘捕嫌疑人、進行蒐證，還要配合長官演戲，置法治與安全於不顧，更把全民當成好騙的愚弄對象。

在扭曲的「檢警關係」中，檢察官還有資格稱為「法律守門員」嗎？

文末，筆者不得不提出批判的是，除了警方的作秀文化外，作為偵查主體的南投地檢署更有應檢討之處。

依照一般偵查實務經驗，此類重大兇殺案件必定是報請檢方指揮的「指揮案件」，亦即由檢方分他案偵查而繫屬中之案件。依照《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10條第4項規定：「偵查輔助機關對於已繫屬偵查機關之案件，偵查中有發布新聞之必要者，應事先徵詢偵查機關意見。」在此所謂的偵查機關係指偵查主體檢察官所屬之檢察機關，而偵查輔助機關則為《刑事訴訟法》第229至231條司法警察（官）所屬之司法警察機關。⁴

由以上規定可見，目前網路與媒體上各種五花八門的「偵查實境秀」等顯然自警方流出之相片與影片、彷彿沒有封鎖線概念的「現場Live」等「偵查大公開」，理論上警方應該要「事先徵詢」南投地檢署意見。因此，我們必須先問責南投地檢署，是否已經事先同意警方進行此等把偵查當成電影播放的大戲？如是，那麼檢方應該說明，其同意此等大公開的行徑，實質上勢必造成勾串與滅證之虞，與該署聲押被告並要求禁見所主張的「避免勾串、滅證」的羈押原因是否有所矛盾？如否，那麼檢方更該說明，為何對於偵查輔助機關毫無任何約束？對於此等顯然違反偵查不公開規定的行徑，檢方是否應該採取查辦「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的偵查行動？

在現行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法規的框架下，檢察官作為「法律守門員」（Gesetzeswächter），必須確保刑事司法公正性，對於司法警察的偵查活動進行合法性控制，以確保偵查追訴活動之合法與妥當⁵——這堪稱我國法律人都應該具備的入門基礎知識。但是理論不應該只是法律學子當年在學校習法時發光發熱的「幻想」，更應該是通過國家考試、進入司法實務體系後，在具體個案中落實的信念，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步向法治國的正軌。

然而在本件「偵查實境秀」中，我們看不到作為偵查主體的檢察官在這等荒腔走板的大戲中，及早出手制止並匡正程序正義；我們也沒有看到，當媒體報導「警政署長前往現場搜出三把槍」這等大戲後，理應作為證人的警政署長，是否應該親自在搜索扣押筆錄中簽名、撰寫職務報告（司法警察（官）的工作，是向檢察官報告蒐證程序與取得之證據，而非向媒體報告！），並以證人身分前往前往地檢署報告偵查實境秀的過程？可以說，檢方的沉默與不作為，辜負了法律對於其作為「法律守門員」的期望，更在扭曲淪為互相袒護的「檢警關係」中，助長了這場偵查實境秀的大戲。

• 報載本案被告經裁定羈押禁見理由包含「串證、滅證之虞」，並報導「針對嫌犯的槍彈來源，以及是否還有同夥，將會是警方接下來的調查重點之一。」參見公視新聞網2022年7月16日報導：〈南投4死槍案 李姓凶嫌羈押禁見、養生館經理5萬元交保〉。
•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機關偵辦刑案及處理新聞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注意要點》第二點第（二）項：「執行圍捕重大案犯任務之現場指揮官，應考量民眾及記者等現場人員之人身安全，及兼顧執行圍捕任務之遂行，依本署「警察機關執行圍捕任務規範」相關規定建立封鎖區域，並視個案需求，於第三層封鎖線內之安全地段設置新聞採訪點，由新聞發言人適度說明圍捕情形。」
• 對於該辦法更進一步的說明，請參見吳忻穎（2020），〈偵查可以「大公開」？凶殺案影片外流的法理思考〉，本文不再多做贅述。
• 參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3條立法理由：「……偵查機關係指檢察機關，偵查輔助機關則指協助檢察官進行偵查之司法警察機關，包括法務部調查局、廉政署，內政部警政署、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國防部憲兵指揮部等在內，依法執行司法警察（官）職權之機關」。
• Beulke, Werner / Swoboda, Sabine (2020): Strafprozessrecht, 15. Auflage, Heidelberg: C.F. Müller, §5 Rn. 88; Kindhäuser, Urs / Schumann, Kay H. (2019): Strafprozessrecht, 5. Auflage, Baden-Baden: Nomos, §5 Rn. 1; 林鈺雄（2000），《檢察官論》，台北：學林，第95頁以下；吳忻穎（2021），《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新北：聯經，第41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