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世民／為什麼台灣社會需要團結面對中共因素？
台灣社會是否可以維持獨立而穩定的憲政民主秩序，取決於許多條件，其中最特別的一項條件是中共因素。到目前為止，這項條件的存在，對維持台灣的憲政民主秩序而言，一直是挑戰，而不是機會。「應該如何處理中共因素」，一直都是讓台灣社會內部產生衝突的政治課題。
而韓國瑜市長近日訪問大陸，似乎讓我們對這個政治課題的爭議熱度又升高了一層。
政治人物公開表達團結是重要第一步
說「台灣社會被這個政治課題所分裂」，並不為過，而且這種分裂並不像大家針對社會議題（例如廢死、同婚、核四）因持不同立場而產生的分裂。對不少人而言，這種分裂蘊含了「憲政民主秩序消亡」的危險（因為分裂，台灣社會缺乏足夠力量抵擋中共的併吞）；相較而言，幾乎沒有人會認為，我們在社會議題上的分裂，會有這種危險。
中共是否有能力、是否會不顧國際的反應而執意（在某個時間點）併吞台灣，依賴於許多動態的、偶然的（難以預測的）因素。無論如何，台灣社會內部的團結（對於「應該如何處理中共因素？」有一致的、或接近一致的戰略觀點）對於防衛台灣的憲政民主秩序，無疑是巨大的正面力量。但問題是：這層意思的團結，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呢？
對台灣社會的具體脈絡而言，在「應該如何處理中共因素？」的政治課題上，願意團結（以防衛憲政民主秩序），而且公開表明自己願意團結，是政治道德的具體要求。各個政黨和政治人物，都必須要有這個意願，而且必須不計自身的政治利益，去優先促成台灣社會內部在這個政治課題上的團結，至少，必須盡快讓這個政治課題不再是具有實質意義的一項總統大選的競選主軸。
當然，有意願團結，並不一定就能夠達成共識而團結一致，但是，公開表明自己的團結意願，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否則達成團結所需要的持續對話和互信也無從建立。台灣的主要政黨和政治人物，是否可能謹守上述那項政治道德的要求呢？
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我們從實然推論不出應然（或者說，從事實推論不出道德價值）；然而，上述那項團結的政治道德，並不是從事實推論出來的，而是內在於台灣社會的政治現實而產生的，它本身就是一項基本的應然事實：在中共因素的挑戰下，團結的政治道德約束了每一位認同（或者受益於）憲政民主秩序的台灣社會成員。
有人也許要問：即使台灣的政治人物確實受到上述那項政治道德的約束，他們會謹守其要求嗎？政治人物謹守政治道德對自己的團結要求，如何可能呢？我們可以從應然推論出實然嗎？
正如我們從實然推論不出應然，我們從應然確實也推論不出實然。因為我們不能排除說，台灣的政治人物可能都很腐敗，以至於無法認識自己在政治道德上承擔了什麼義務，或者，即使有了認識，也可能缺乏強烈的動機去恪盡自己的政治道德義務。但是，我們可以從這種想像中的「可能如此」，就去相信「事實如此」嗎？
台灣內部該有的基本共識是什麼？
我自己傾向於不相信事實如此。雖然政治人物的表現常常讓我們很難樂觀起來，或許我們必須對政治人物抱著一些起碼的期望，相信他們還未完全腐化，因此有可能在人民的督促和鼓勵下，會願意為促成團結而努力，而人民也未完全腐化，會警覺到在中共因素的威脅下，社會內部對於「應該如何處理中共因素」達成團結具有高度的急迫性，否則「憲政民主秩序消亡」的危險結局，似乎就在咫尺。
這樣的態度接近羅爾斯在回答「穩定的正義社會是否可能」這個問題時的最終態度。他在《政治自由主義》中提醒我們說：
一定合理程度的正義社會讓權力為社會所設定的目的服務。如果這樣正義社會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一般人，即使不是無可救藥地犬儒或自我中心，大體上也並不關切道德，那麼，我們也許就要和康德一起去質問，人是否還值得在這世界活下去？我們必須以這樣的假定作為出發點：一定合理程度的正義社會是可能的，而為了要讓這樣的社會成為可能，人必須具備道德稟性。這當然不是說人必須有完美的道德稟性，而是說人必須有能力瞭解合理的政治性正義觀之內涵、有能力依合理的政治性正義觀而行動，而且在心理上也能夠被合理的政治性正義觀充分驅動，進而去支持受這種正義觀所揭櫫的目標和原則所指導的社會。
必須強調，就正在分裂台灣社會的政治課題而言，持這種「實用」的最終態度本身並沒有蘊含說，我們必須對「應該如何處理中共因素」去形成什麼一致的觀點。不過，我們也許可以設想這樣的共識：在中共未放棄在國際社會壓縮台灣的生存空間之前，我們完全不考慮與中共談判任何政治協定、不回應任何中共所建議的兩岸關係定位原則。
這點堅持，如果能成為台灣內部的共同立場，或許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中共因素對台灣明年大選的影響力。
若然，各個政黨就很有理由重新檢討、調整自己的兩岸政策（例如，不再談論九二共識之有無、不再表態是否接受九二共識），積極彼此對話，為建立一個更團結的台灣而努力，並在這個基礎爭取人民支持各自的社經政綱。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為什麼台灣社會需要團結面對中共因素？〉）
- 文：謝世民，政治哲學工作者，相信抽象問題與具體問題同樣重要，認為具體問題，甚至實踐的策略和變革的方案，要想得透徹，一定會觸及有待釐清的抽象概念和價值，也同意羅爾斯的觀察：沒有人去思考抽象而困難哲學問題的社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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