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史上的「杯葛花木蘭」：二戰時期《木蘭從軍》火焚拷貝事件

〈木蘭辭〉流傳千年，一直是重要的文化指標。國文課本裡寫它是「北朝民歌」，也就是說它並非風雨名山、廟堂之作，而是來自民間累積、堆疊、發酵出來的時代聲音。「代父從軍」的故事同時存在華人文化裡「忠」「孝」兩個層面的美德，再加上「性別議題」，擺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極其醒目的敘事題材。

在電影史上，前後也有超過十個不同版本，正面描寫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默片時代梅蘭芳的戲曲演繹紀錄，1950年代粵語片全盛時期，任劍輝、鄧碧雲、鳳凰女等先後都扮演過花木蘭，于素秋也拍過，男主角搭配的還是當時的知名小生黃河。不過在國語影壇，名氣最大的當屬1939年公映、孤島上海的《木蘭從軍》，卜萬蒼導演、陳雲裳一鳴驚人之作。

另外就是1963年光復節檔期挾著「梁兄哥」威名，趕在台灣優先上檔的邵氏黃梅調《花木蘭》，岳楓導演，凌波主演，搭配的是新人金漢。還有2009年上映的合拍片版本，香港的馬楚成導演，趙薇、陳坤、胡軍主演，影片引入史實元素，試圖降低古典韻味，希望打造能讓21世紀觀眾耳目一新，符合當代審美品味的動作場面與情感詮釋。

1998年迪士尼的《花木蘭》卡通，視角怪異、詮釋荒誕、細節拿捏更是匪夷所思，不知怎地卻全球風行、叫好叫座；2016年迪士尼籌拍真人版本，2017年展開前置，2018年開鏡，在2020年春天全球上映前，則接連因為政治風暴、美國疫情等影響，一再成為新聞話題。

自影片籌拍之初陸續揭露的藝術處理——不會按照卡通原版拍攝、不會載歌載舞、沒有木須龍、因為#MeToo影響所以木蘭不會跟李將軍談戀愛——樁樁件件，刺痛了經由木蘭卡通片伴隨成長的死忠鐵粉，於是發起網上杯葛。電影完成之後，從2020年的春天等到秋天，延期近半年，迪士尼真人版《花木蘭》終於以傳統電影院線和Disney+串流平台兩種不同的發行方式，先後在全球各地與北美地區分別推出。

沒想到就在它籌攝、開拍、後製、等待的這段期間，隨著香港事件、新疆問題、美中關係，接連掀起的滔天巨浪，令這部《花木蘭》首當其衝，網上杯葛行動逐漸發酵。再到2020年3月，美國疫情全面失控，影院停業、發行中斷，整個產業界面臨更龐大、更全面的存亡危機，杯葛行動又從正面的批判、指責，轉至揶揄傳播《花木蘭》電影訊息的網友與平台；接著由揶揄而譴責，再至挑釁——在這個自媒體的世紀，人人為「言論自由」而發聲，原有的立場、堅持的思想，面貌逐漸模糊，有理、無理，只剩下眾聲喳喳。

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每個不同的時代都有屬於自己世代的藝術投射，無巧不巧，或許因為它的威力強大、目標鮮明，也一再引起各種「爭議」。當此時刻，我們從2020年迪士尼真人版《花木蘭》的輿論爭議回望，來談談歷來幾部木蘭電影的「爭議」，和它們本身的作品特色。

《木蘭從軍》火焚拷貝事件

比起在網路世界發起「#BoycottMulan」，1939年孤島上海的《木蘭從軍》面對的杯葛是更直接、更激情、煽動性更強大的烈火焚燒。

1940年初，對日戰事正炙，在中國各地上映已近一年的《木蘭從軍》拷貝終於運抵重慶，在唯一、國泰兩家戲院輪映。上畫首日，唯一戲院的第二場才開演沒多久，便有熱血青年自觀眾席一躍上台，在銀幕前發表激情演說，指責《木蘭從軍》意識歪曲、展現軍人扭捏哀哭的丑態、導演卜萬蒼附逆、插曲唱詞「太陽一出滿天下」明顯歌頌日本太陽旗……當然，還有出品人張善琨勾結日本勢力、使用「來源有問題」電影膠卷云云。

說到激動處，一夥十餘人闖入戲院機房，將電影拷貝從放映機上生剝而下，團團綑綑，拎到已經聚滿圍觀群眾的戲院門口，點火就燒，《木蘭從軍》的電影拷貝就這樣付之一炬。

此一燒片事件，消息如同炸彈般向外四射，抗戰期間，路遠山高，但即便在香港、上海，均有篇幅顯著的報導。與影劇人馬彥祥、洪深、田琛等，激辯己身立場，左翼文人夏衍也在桂林撰文痛斥《木蘭從軍》，逼得上海孤島內的製片方正面還擊。與此同時，重慶的唯一戲院也刊出啟事，嚴斥此一犯罪行為。

《木蘭從軍》的爭議和衝突，遠因應該存在於陪都重慶和孤島上海之間，基本意識型態的衝撞。尤其孤島時期的上海，娛樂事業猛爆性地滋長，學者專家均以「畸型發展」來描述、定義。衣香鬢影、歌舞昇平中，又要高喊愛國、鼓舞士氣民心，自然而然會產生如此巨大的情感割裂。

再有，《木蘭從軍》於1939年農曆春節同時在上海、香港兩地公映，聲勢驚人，醞釀、蓄積整整一年，1940年初終於來到重慶。這一年之內累積的所有情緒，當此關鍵同時迸射出來——特別是《木蘭從軍》當時獲准進入淪陷區放映（甚至在仍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都先後有過放映紀錄），然而史書有徵，此為日方主管川喜多長政有意放行，讓這部明顯借古喻今的愛國影片凌駕日方的思想監控、審查，拿到准映許可，流通四方。

這件事，在當年許多熱血青年的眼中，並無機會看到日本方面川喜多長政「有意放行」的暗盤運作，只看到上海影壇「和日本人勾結」從而挺進淪陷區。爭議和衝突就是這麼被激化的，視角不同，觀點不同，能說破與不能說破的折衝奧秘，還有隔行如隔山的影壇行事準則，都讓《木蘭從軍》在重慶方面「未映先轟動」，凝結了極強大的反對能量。

膠卷的來源，在燒片事件之後已經從火焚殘骸裡立刻查清，電影所採用乃是美國柯達公司產品，並非傳說中的日本貨。至於導演的思想「純不純正」，為人處世是否能達到德藝雙馨的標準，事隔80年後的今天看起來，應該只是私人恩怨的莫須有指控。

至於當前很多史料、網站等言之鑿鑿的唱詞「太陽一出滿天下」，當年報導裡說，這只是諸多原因裡的一條側面理由。製片方面在火焚事件爆發後，透過媒體自清，指出最初收到戲劇名家歐陽予倩的劇本原稿，就已經認為這句唱詞十分敏感，希望歐陽先生修改。然而歐陽大師在回信裡卻表明態度，此曲為明末民歌，流傳甚廣，意義非凡，不可修改。

換句話說，《木蘭從軍》的折衝，還不僅只是陪都重慶與孤島上海的意識之爭。在強勢對決的浪潮底下，更兼雜了左翼文人、激進份子、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自由派藝術家、投機商人、媒體工作者等等……全都捲攪在這股漩渦般的歷史熱流裡。

上海方面針對輿論的攻詰，一一反駁；更有報載提到卜萬蒼方面將其與歐陽予倩往來通信的紀錄、歐陽先生的歌詞手稿等等翻攝為相片，提為佐證。經此火焚事件，製片方遂直接修改第一句歌詞，把「太陽一出滿天下」改成更符合陪都重慶官方意識、符合愛國觀眾口味、更符合大時代氛圍的「青天白日滿天下」。

影片修訂之後，重新整理，沖印成全新拷貝，派遣專人搭機送抵重慶，《中央日報》、《大公報》的媒體，也開始刊登《木蘭從軍》在各地叫好叫座的如潮佳評，硬是把整個輿論的風向扭轉過來。

2020真人版《花木蘭》的隱憂

至於2020年真人版《花木蘭》的「隱憂」，筆者認為它在文化層面的影響，遠大於政治層面。

曾經，在那個「漢賊不兩立」的年代，些微的風吹草動，可能就影響到一整部電影能否上映的命運，尤其是編、導、主演等的政治表態。1956年春，台灣當局更一口氣禁映60多部香港自由影壇的國粵語片，其中不乏數月前才接受表揚、獲得嘉獎的重要作品。禁映影片數量之多、影響之深，可以說轟動各界。禁映的原因並非作品內容可議，而是由於參與拍攝工作的影人，他們個人的政治歸屬，牽一髮而動全身。

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2020年《花木蘭》的政治風波，至少就現階段的觀察，就是「風波」；真正讓筆者在影院中邊看邊皺眉、邊看邊發抖的，其實是作品內容透露出種種難以名狀的思想、意識和氣質，總結起來，即是「隱憂」。

做為一部闔家觀賞的美國電影，這部《花木蘭》在刻畫「青春」的段落，有其一定的魅力。這是好萊塢在後哈利波特、後魔戒的時代，為了自幼被X-Men、Marvel還有DC超級英雄自成一格的諸多「宇宙」滋養而成的千禧世代，量身打造。在這股凌厲的氣勢中，諸多當令議題於此摻合兜攏，全片膚淺地呈現一段視野壯麗，但內涵思想吹彈可破的「公主／英雄」旅程。

然而，誠如筆者前文所謂，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重中之重乃在「忠」「孝」兩種美德的文化底蘊。這個大關鍵如果掌握失準，花木蘭的故事很容易就成了唐人街版本的「楊朵」（Yentl），擺脫性別束縛，追求自我放飛，看不到對於「家庭」、「家族」的向心力，自然無能「保家衛國」。而《花木蘭》影片最終，木蘭馳騁一股西洋編劇捏造而成的「氣」，以性別認同收攏黑化妖女，再因大反派落漆失手而僥悻救駕成功，大團圓之際，接到皇帝詔命，獲任禁衛軍的一員。

以上種種，是《花木蘭》電影在文化層面著意描寫的段落，上承1998年卡通版本對於中華文化的盲目詮釋，下啟——很可能是未來新的世代對於「代父從軍」故事的認知、欣賞和體會。

或許，說「隱憂」是筆者的庸人自擾，反正時代往前走，所謂的認知、欣賞和體會，也都已經回不去了。只不過，本文結尾還是要來撫今追昔一番，在同樣的故事、不同的版本裡，仍能看到讓人心神一振的詮釋。

1963年的邵氏《花木蘭》電影，很多人可能將之視為單純的「黃梅調歌唱片」而不曾多加思索、品味。但我們暫且不談別項，就說「忠」「孝」兩樣好了，木蘭的老爹在得知女兒的志向，又親身測試過女兒的武藝之後，獨排眾議，不顧家人反對，慷慨迎向長跪在地的木蘭，唱出一代詞宗李雋青寫下的歌段：

只要能殺敵，管他是男是姑娘
只要能報國，管他喬裝不喬裝
萬一被人來識破，欺君大罪我承當
花家有了好後代，為家為國兩爭光
我一死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