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偉／民族誌影展（二）：誰的土地？從「人」的視角省思主權意義

（※ 文：官大偉 ，泰雅族，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主權，是自17世紀以來與歐洲民族國家之興起相伴發展出的觀念，它在政治學上的意義，是國家作為一政治主體，對特定領土之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威，其正當性來自對外受到其他主權國家的承認，以及對內的有效統治，而一個邊界清楚的領土，更是民族國家存在以實踐主權的條件。

這些觀念簡單明確，是形塑當代人類世界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礎；但另一方面，人類真實的互動經驗卻比這樣簡單明確的觀念要複雜許多，甚至為了實踐這些觀念，反而創造出更多的複雜衝突。在「看見主權：到底是誰的土地？」（Sovereignty 3: Whose Land is It, Anyway?）這個子題的四部影片，提供了自東南亞、大洋洲到中東的不同經驗，從人的角度，帶來對於主權、土地與人之關係的省思。

《本南人無盡的抵抗之歌》

《本南人無盡的抵抗之歌》（BE’ JAM BE the never ending song），是Caroline Parietti和Cyprien Ponson兩位導演於2017年出品的紀錄片，它以本南人透過吟唱訴說故事方式貫穿全片。

本南人是北婆羅洲內陸森林的原住民族，影片中他們以吹箭狩獵捕捉鳥類的片段，由下向上仰望的視角，呈現出巨木和樹冠交織的天際線，令人驚嘆雨林中垂直空間的多層與豐富，而本南人用各種植物動物來比喻自己的遭遇，更顯示他們對生態細緻的認識。

如今，馬來西亞政府和跨國財團聯手開發森林正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威脅。影片最後，看到族人在下山的路上，舉步維艱的越過怪手開挖的泥濘地，站在路旁看著轟隆引擎輕鬆地拖拉著被砍伐去枝的巨木，其手上拿著的長茅在對比之下是如此的無力而細小，使人不禁擔憂，族人集會時捍衛森林的誓言，會走向什麼樣的結果？

本南人的故事尚在進行中，它未必一定會悲劇收場，雖然砂拉越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有西方在島嶼東南亞殖民之獨特脈絡因素，但國家如何尊重此地原住民族和土地的關係，承認其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絕對是這個故事要怎麼發展下去的關鍵。

《艾諾特的方舟》

相較於前一部影片，Matthieu Rytz導演在吉里巴斯拍攝的《艾諾特的方舟》（Anote’s Ark, 2018），展現的是不同於森林的身體經驗和海洋文化，人們在海中浮沉捕魚是生活的一部分，就連總統的日常活動也和海邊的漁人沒有什麼不同。

而近來因為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吉里巴斯面臨熱帶氣旋造成的災害，以及島嶼即將被淹入海中的威脅。吉里巴斯總統艾諾特四處奔走，遊說世界重要國家針對氣候變遷做出回應，也請求國會批准撥款在斐濟購買一塊土地，作為吉里巴斯人失去國土後的棲身之所。

我們經常認為太平洋島民由於文化的特性、二戰後因為聯合國去殖民進程而輕易成為國家的歷史經驗，而對於國家有較寬鬆、邊界模糊的不同的理解與想像，但是影片中吉里巴斯人對於購地遷移至斐濟之方案的抗議與質疑，反映出他們對於未來失去了國家的保護傘後，是否仍能維持其生活方式的擔憂。

影片中另一條故事線的女主角，離開吉里巴斯，到紐西蘭擔任農場工人，在忐忑中逐步適應新的生活環境，並且懷孕生下了下一代，她和她的丈夫都懷念吉里巴斯的房子，「但這孩子是屬於紐西蘭的」，女主角這麼說，似乎也暗示了生命總是會不斷尋找出路。

兩條故事線的交織，從國家的未來到個人的奮鬥，告訴了我們：啟航移動、落地生根，固然都是人類重要的能力，但是否有好的制度保障這些能力的實踐，仍是重要的事情。

《在惴惴不安中面對》

《在惴惴不安中面對》（Unsettling）是一部實驗性質極強的影片，片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以同一個咖啡座為場景，由架在旁邊的攝影機拍攝導演Iris Zaki和受訪者的對話。

這部出品於2018年的影片，其英文片名（Unsettling）和屯墾區的英文（Settlement）對照，有著指出屯墾區其實不平靜的巧妙意涵。制度影響我們的生活甚至是命運，但是「制度」並不會自己完成實踐，而是由「人」來達成，就好像墾殖者（settler）是移民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得以落實之不可或缺的一環。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對於領土有重疊的主張，而透過國家力量支持而進入屯墾區、進而實踐以色列之主權的以色列墾殖者，他們是怎麼想的？他們如何在這裡生活？他們怎麼看待巴勒斯坦人和他們的主張？這部影片的場景雖然簡單，但是隨著每一個受訪者的自我揭露，時而疏離歧視、時而堅持己見，又時而露出光輝，讓我們看到極為複雜的墾殖者心境。

《一個「叛徒」的死前歲月》

2018年由Tal Michael和David Ofek執導的《一個「叛徒」的死前歲月》（Around the Bed of a Dying Collaborator），是這個子題的四部影片中，最沉重而貼近個人生命的一部作品。

本片全片在主角的病榻前拍攝，也以主角的死亡而告終，身為巴勒斯坦人的主角被稱為collaborator，亦即「合作者」，但他合作的對象是以色列安全部隊，他幫助以色列人大量收購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使得以色列人得以逐步進佔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空間，而由於過去巴勒斯坦人的產權形式使集體擁有，但登記制度將土地集中在村落頭人的名下，使得收購過程充滿了許多的不正義和爭議。

影片中的主角在病榻之前充滿悔恨，為了追求個人的財富，導致他的兒子們時常受到鄰人的攻擊，甚至長子還曾被綁架，而家門前也經常被丟持石塊。父親臨終前想要他們把房子賣掉搬家脫身，但其中一個兒子並不想走，當他說出「就讓他們把我打死吧」時的表情，讓人覺得心酸，不知這是自棄還是為了贖罪。父親之過何以要讓兒子承擔？

但從另個角度想，主角一人私利的滿足，又是由多少巴勒斯坦人付出代價？這個矛盾衝突的根源，豈不是人性尊嚴在制度下被擠壓扭曲？如果一個制度不能追求正義、解決衝突，它就會把衝突留給個人，讓鄰人相殘。

看見主權後，省思主權的意義

雖然主權觀念是源自歐洲社會很晚近的發明，但它確實是主宰了今天人類社會政治秩序運作，就算我們不去理它，它仍持續的在影響我們的生活。那麼，我們怎麼樣去面對它，使主權之實踐是為了創造和維持我們希望的生活方式而存在，就變得非常重要。

一位美國的原住民族學者Alfred曾經說過，原住民族主權的意義，是「為了要維持人與土地之間關係的和諧與平衡」，而同為美國原住民族學者的Deloria則提醒，「主權不應只是一種政治上的權力，它更應該是一種維持文化完整性的能力」。

換句話說，不論是要求承認固有主權、要求國家分享主權等等的論述，都是一種和國家對話的工具介面，而真正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追求良善的生活方式；否則，空有法律權利的建構，卻失去了自我意義的實踐，那就是誤把工具當作目的了。

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主權國家，失去了維護人們過自己所希望之生活的能力，那這樣主權的存在，對人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將於10月4日至8日於台北真善美劇院舉辦，更多詳情請瀏覽官方網站及Facebook粉絲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