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後 沒有民主的民主浪潮

台灣距離伊斯蘭世界多遠呢？我給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地球自轉一圈都還到不了的距離。

從台灣到中東或北非國家，大多得從約旦轉機。但光是飛到約旦，就將近一天，更別說等待轉機還要耗上的時間。等我落地突尼西亞，已經離開台灣整整三十小時。

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遙遠，台灣人對伊斯蘭世界陌生，連碰觸的動力都沒有，於是，每年開齋節等穆斯林節慶，就因文化差異而鬧出一陣新聞，或者企業因為穆斯林女性包頭巾而不予錄用。當然別說各種奇怪的偏見。

甚至，隱隱地，我們跟隨西方視角，把他們都當成恐怖份子。而恐怖份子形象在九一一之後，更根深蒂固，伊斯蘭世界在這個我們這個親美的社會和媒體出現時，也就總是伴隨著戰爭、動亂、貧窮或各種禍端。那原本就不太清澈的文化樣態，因為媒體的偏頗和扭曲，更為污濁。我們其實不認識他們，也無法分辨究竟現在發生事情的是哪裡，因為，他們被「整體化」了。

我到了約旦，才知道鄰近的敘利亞發生內戰。但在這個通往伊斯蘭世界的轉運點，是看不出來什麼的。擁有廣大觀光資源和遊客的約旦，沒有一個和它相稱的機場，約旦機場非常小，從這個閘口到另一個閘口，只需經過一小段商店走道，走起來不過三分鐘不到。從候機室往下看，很容易就看完整個機場的通關作業，一點神祕感都沒有。嘻來嚷往的旅客，多半都是穆斯林，他們包著頭巾靜靜坐著，也有人毯子一攤，便跪地朝拜了起來。

我們的突尼西亞導遊徐峰堯說，這裡頭有很多人道援助者，「因為北邊的敘利亞有內戰。」想要援助敘利亞人民的NGO，都得先來到約旦。目前，距離約旦首都安曼75公里處的敘利亞難民營，已經安置超過13萬的難民。

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敘利亞反對派在2011年1月要求政府實施政治改革，結束1963年至今的國家緊急狀態，總統巴沙爾原本同意，但卻出爾反爾，引起更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而敘利亞政府以軍事鎮壓回應，導致超過八千人死亡。西方聲援反對派，於是，內戰開始。一直到今天，內戰都沒停止，前陣子甚至發生沙林毒氣攻擊事件，上千人死亡。西方國家最近正商討是否要進行軍事制裁。

但約旦政府的立場一直很尷尬，他不願意成為軍事、人道援助和難民安置處，因為他若接收了難民，即代表和敘利亞政府為敵。儘管過往約旦和敘利亞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好兄弟，但現今的約旦卻和西方關係密切──尤其美國是約旦最大援助國。不過，那並不代表約旦就要背棄阿拉伯世界，並且忽略和鄰國之間的關係。

近期，約旦便悍然拒絕成為對敘利亞的軍事行動平台。

這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戰爭接近，也記住了敘利亞的故事——我必須誠實地說，中東乃至北非，在此行之前對我來說真的是模糊一片。

略知伊斯蘭國家故事的人，多半會搖頭嘆氣說：「又來了。」如同阿富汗的塔利班和許多國家內戰的故事一般，在這些爭鬥中，都有西方國家的手伸進來，而後，再更堂而皇之地利用軍事制裁——似乎在一整套遊戲規則中，西方國家永遠站在對的位置，他手一指，誰是惡，就是惡；誰為善，就是善。發生阿拉伯之春的那些國家也是，被推翻的獨裁者往往都是親美的，但在「民主」浪潮中，獨裁者被拉下台，渴望的民主卻沒有發生，因為保守的伊斯蘭勢力虎視眈眈，左翼力量也觀看著，於是動亂依舊，「民主且正義」的西方世界就強力譴責並干預。

埃及就是如此。2010年，位在北非的突尼西亞發生茉莉花革命，這個騷亂很快延燒到隔壁的埃及，隔年1月25日，網路鄉民號招群眾上街，反對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長達三十年的佔據總統位子。如同突尼西亞強人班阿里的下場一般，穆巴拉克也下台了。不過，當民選總統穆西(Mohammed Morsi)在2012年六月上台後，卻又因為想要獨權而再度誘發社會抗議，埃及持續動亂。

需要等地球自轉一圈才到得了的台灣人，自然搞不清楚規則，我們只知道：「又亂了。」我到達突尼西亞後，接到媽媽的電話：「電視上報導你們那裡很亂，有危險嗎？」我一頭霧水，想起前天中午吃飯時，在餐廳看到半島電視台的畫面，於是好笑地說：「那是埃及啦，在隔壁。」那是民眾要求穆西下台的新聞。

半年後的今天，穆西已經下台，軍事力量掌握政權，但穆斯林兄弟會不滿，動亂再起，直至八月十四日，政府以軍事鎮壓抗議民眾，有多達兩千多名民眾死亡，震驚世界，直稱是天安門事件的翻版。但故事結束了嗎？還沒，甚至喧囂更甚。一位中國朋友觀看敘利亞和埃及新聞後，直說要引以為誡：「這將是中國未來民主轉型的重要課題，在推動民主轉型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如何保持社會在這個巨大的分裂浪潮中不至於失序從而陷入混亂之中。這是我們一直需要思考並給予解答的課題。」而後感嘆：「這樣一想，台灣真是天佑之地！」

只是可惜的仍然是，位處於這樣的台灣的我們，仍然對世界的變化無動於衷，甚至對自己所在的社會失去感覺，這麼一想，恐怕台灣和世界的距離，自轉和公轉一圈都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