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

多年後，我才真正了解，我的國家在外交上的孤立無援，和非洲的獨立運動有很大的關係。

在台灣的「國民政府」還沉浸在開羅會議「四巨頭」的榮光陣列中，中共便懂得霸進「第三世界」之列，憑藉著受西方帝國欺凌的歷史引起非洲獨立國家共鳴，企圖成為第三世界代言人。

1971年，北京取代了台北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非洲國家代表在大會走廊上手舞足蹈、欣喜若狂的鏡頭，預示著中華民國外交上的節節敗退。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中「唯一的中國」----當然這個事實也是蔣介石當時堅持「漢賊不兩立」負氣退出所致。

奠定這個局面的是1955年的印尼萬隆會議。當時亞非共29個國家代表在此聚集，共同宣示了民族獨立自決權，反對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也減少對歐美、蘇聯的經濟依賴，並且達成「不結盟運動」的協議。周恩來也參與這次會議，並在這個會議上扮演重要角色，除了建立和亞非各國的關係外，也承諾願意和美國非官方協商以解決遠東緊張的情勢。

南南關係（sud-sud）正式成立。（註：又稱為南南合作，指的是北半球的南方國家與南半球的開發中國家的合作。）

到馬拉威前，曾到印尼爪哇島旅行，來到萬隆。當時只是憑著一種「直覺」而非認識，只是「經過」沒有目的，剛認識的當地人特別帶我們到達當年召開會議的地點，熱情介紹著這個偌大的旅館內發生的故事。數十支旗杆上懸掛著多國國旗，這些印尼朋友指了指這些旗幟，臉上揚著驕傲。我們只是含糊地點點頭，不坦率地掩飾茫然和無知。

如同許多人對台灣的陌生，「南方」世界在我們的腦中時常一片空白。我們不清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於是連結不上彼此。

跨越北回歸線的台灣，望著北面，心懸著西方，忘了我們擁抱著最廣大的海洋，也不顧甩一甩尾巴，波浪可以直下南洋。

一次代表台灣記者協會到印尼參加亞太地區記者工作坊，幾乎亞洲和太平洋諸國代表都參加了。我和日、韓、香港與紐澳記者被分在一組，或許因為區域歸屬，或許也因為「發展程度」，這種分法似乎理所當然，但真正進入討論後又顯得格格不入，各國的社會文化情況不一，「差異」明顯分隔著彼此，但更讓我在意的是，我屬於這個分組這個世界嗎？

「我們常常忘記自己也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朋友的話語在我心中響起。他拍了一支叫做「阿爾及利亞還很遠」的短片，翻譯了一本《黑暗大布局》的書，探討中國到非洲工作而非洲人到西方世界求生的故事。就像馬拉威人接受教育後一心想要到英國工作一般，菁英出走，留下來的人不知所措。我們這些來自友邦的年輕人、知識分子「暫時」填進來，工作思考，同時也茫然面對毫無所知的文化語言，以及無從著力的一切。

友人拍攝紀錄片時，聽到阿爾及利亞人對她說：「在阿爾及利亞的阿國人，寧可去法國當清潔工，才不願意掃自己國家的地。」許多移民、移工到了他們的殖民母國，即使那聽起來沒有尊嚴，但是可以接受。階級複製在他們身上，他們不認為在自己國家當勞工，是他們這些接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該做的工作。阿爾及利亞有過半的失業率，那些工作由外來工人來遞補。

那些外來工人，來自中國。

從我的那些台灣祖先到現居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華裔，為了逃難謀生而從東亞大陸出走，這故事線在近代縷縷不絕，從被迫當豬仔到志願離鄉賺錢，環境背景雖不同，但結果仍是在異鄉扛起了勞力。

阿爾及利亞人當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看到中國工人，先想像著他們吃貓吃狗，再說自己不像他們這麼像是工作機器，無法承擔起這樣的勞力，但他們又埋怨著中國人搶走他們的工作。非常複雜的心情。

戰後的歐洲由非洲人重建，現在的非洲由中國人開發。

不知如何看待這一切，因為在我的家鄉，也有同樣的戲碼，只是演員的膚色語言不相同而已：台灣人和東南亞移工。同樣的，中國沿海城市和香港，也有相同的腳本。

那年跨越赤道，像一切都翻轉改變，但也發覺，取走膚色語言國家民族等等隱形的界線，我們其實沒有不同，沒有改變。我們是人類，千萬年前從非洲出走，到今日，還在出走。如何才能把我們定在地球的某個經緯線上不動？

一個現實或者是一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