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的日常成了山林悲歌的恆常：《給親愛的孩子》

去年到了汶川，聽當地NGO工作者抱怨，說地震之後，接連的土石流毀了重建道路。只要山雨，就有落石崩毀，有幾個村子躲過地震，又繼續躲土石流。他並不道天災之故，說是人禍：「這是濫砍濫伐的結果。」(►延伸閱讀：看不見的山林)

但在台灣，我卻時常聽到人們說：「九二一大地震讓台灣地質鬆動，導致現在常有落石、走山，甚至土石流情事。」這話乍聽有理，難以反駁──的確，九二一之後，我們看到更多驚悚的災難畫面，聽到許多土地崩毀的故事，讓人錯以為是大震狂肆搖動，才將潘朵拉盒子打開，災厄隨之而來。

災厄本來就在。1996年賀伯颱風乃至於更早之前的風災，曾讓寶島如地獄，只因九二一災難規模太大，才成為我們這個世代的集體記憶，我們談到災難，都無法避開這深刻印記，最後乾脆歸因於它。九二一大震扛起這非理性的罪責，台灣人彷彿一點責任都沒有，皆因天地不仁，萬物才淪為芻狗。

九二一的確改變了某部分的台灣。有那麼一代人，在震後挺進重災區，他們或救援，或協助重建，還有人紀錄一切，他們至今仍留在那片土地，即使有人離開，心也已從那裡生根，從那刻發出芽。現今許多社區、農業工作者，都有自己的九二一故事，許多藝文工作者也是。

紀錄片導演黃淑梅就是其一。九二一發生時，她才30歲，隨著全景工作室到災區。長期駐點拍攝災後重建的她，交出了兩張成績單：一是架構龐大，極想把所有問題與希望都拉進來談的《在中寮相遇》，另一則是更深入解剖重建角力的《寶島曼波》。花上七八年時間蹲點的成果，讓黃淑梅從一個感傷激情的紀錄者，蛻變成一個更理性、更介入的參與者，她不再單只是紀錄，更企圖解析政治經濟官僚等因素如何在人與土地之間作用著。

七八年後的今天，黃淑梅又交出一部新作：《給親愛的孩子》。她道這是莫拉克風災後埋頭耕耘的作品，主述台灣百年山林開拓史，但片子開頭，仍是九二一：「我同時看到重建與崩壞。」黃淑梅自陳九二一對她造成的深刻影響，至今不去，即使她紀錄著重建，但在心中的天秤，「崩壞」那方更沉。那是一個夢靨，缺牙老太太的哭嚎如鬼魅般在夢境裡，但2009年莫拉克颱風過境，她方知這鬼魅是現實，正發生在於這塊土地。於是，她起身探究，比《寶島曼波》更理性，視野拉得更遠，她要找出天地殘暴、土石殺人的真正兇手，她要還原真相。所有的線索指向百年來的山林破壞。

黃淑梅所追索的方向，並非憑空而至。早在《在中寮相遇》，她便注意到九二一災後土石流的成因，源於台灣山林開發而起的崩壞，甚至不諱言，國土規劃之闕如，背後導致的危機，比天然災害更讓人擔心；拍攝《寶島曼波》前，她也發現重建基地被怪手挖得面目全非，原本扎實的山坡地都被挖鬆了。在一次訪談中，她坦言罪惡感，自責不夠注意才讓事情變成這樣，擔心若居民房子蓋起來，卻蓋在不夠穩健的地基上，如果垮了、崩裂了，她會良心不安，於是才有了《寶島曼波》。見黃淑梅攀著災後的困頓，一步一步走來，疏理「災難的本質」，令它逐漸清澈，今日我再看這部《給親愛的孩子》，便也不意外。她還是回到她最初扣問：災難的發生，難道不是人為的嗎？

是以，在災難煽情畫面，溫情故事的海量沖刷下，黃淑梅仍以清醒的腦袋、清楚的問題意識來論述災難：災難並非事情的原因，災難是結果。起因遠從日本殖民台灣，掘取台灣林木資源開始，到國民政府來台錯誤的政策引發的破壞，與林木的濫伐，如今，經濟農作的濫墾，違章建築林立的山坡破壞，都是進一步將原本脆弱國土送上絕路的推手。魂飛魄散，命懸一線。黃淑梅以線性歷史敘事，佐以新聞畫面和歷史鏡頭，為觀眾整理了一頁台灣山林開發／破壞史。但又不單只是單調的歷史陳述，還有各種證言。

我想起，有次在禮納里與好茶部落頭目聊天，談起舊好茶時，我略帶抱怨：「舊好茶是山羊路，對一般人是難走的。」頭目笑了笑，說過去很容易攀爬，因為四周有樹木，族人也會不時整理，讓人與自然維持平衡，但國民政府來了，讓他們種植相思林，卻破壞了自然，「因為相思林根不深，不能抓牢土石。」在出身好茶的魯凱作家奧崴尼卡勒盛新作《消失的國度》中，便回憶老師要求他們在上課時間種植相思樹的故事，為的是「山地新生活改進運動」的執行，也為了林木經濟，而族人也可以為種樹而多賺一些錢。

將山林納入國有地，縮減原住民耕種面積，又讓他們加入林班伐木、運木，加速自己家鄉的生態破壞，讓這些原住民日後不停承受風災帶來的危險與遷村難題。高雄桃源區的布農部落藤枝，便因緊鄰藤枝森林遊樂區，沒有耕地的他們只能替林務局工作，莫拉克之前，便遭到數次部落崩塌危機，莫拉克與其後的610大雨，讓這部落再無重生可能。藤枝部落因此成為莫拉克風災後，極少數無法重建的部落。族人至今仍飄散各地。

這些山區問題，明確指向環境破壞。在《給親愛的孩子》影片中，台灣重要生態學者陳玉峰亦在開頭點明今日災難頻繁之故：「過去人們都向天搶糧，不顧後果地開發，就跟向老天爺土地公借高利貸一樣，現在老天爺土地公找了暴力討債集團要把債要回來。」他說每次重回自己調查過的山坡地，都已經不是之前的樣子了，直稱自己像是台灣土地的驗屍官，「台灣土地老得比我還快。」

陳玉峰說話總帶著感染力，在影片中聽他又是解說又是感嘆，雖是已知結果，仍感沈重。但有幾段話，讓人眼睛一亮，例如他提到九二一災後，四處萌生的紅檜小苗：「就像女媧補天，土地就是紅檜來補。」紅檜的壽命可達三千多年，在他活著的期間，經歷多少地震颱風，仍屹立不搖，代表它能挺過這些挑戰，與這塊土地共存共榮，「大自然才是最好的重建力量。」

但人類不懂。影片中以嘉義梅山鄉一戶躲過土石流的家庭為例，描述紮根之深的樹木如何保護人類。這家的大姊簡秀芽見著這棵櫸木，便會落淚，便會感謝，過往她從書本中知道樹木的重要，卻不如一次劫後餘生的經驗的深切體認。她也說，莫拉克風災後大自然的復育能力令她驚嘆，許多林木小苗在土石裂縫中長出，生機蓬勃。但一次道路重建工程中，工程車開進，又是大肆破壞剷除，簡秀芽沮喪自責其無力挽回。

破壞的力量不只工程。《給親愛的孩子》帶我們沿著阿里山公路而上，見到不同經濟作物的開墾造成的水土破壞，而這開墾與管理背後，又有多少歷史糾葛問題未能解決，民眾堅持自己生計重要，而公權力無能，簡直是共業；但另一方，霧台鄉神山部落的耆老說著保護林木如何成為部落公約，違者之罰能上升到詛咒的程度，而部落族人又如何在20年前就努力種植林木，讓他們能躲過數次災難……，不論外界如何變化，他們都堅信，既然過去祖先仰賴山林而生，山林就是他們的根本。當片中耆老說他童年時的娛樂，就是觀看雲豹媽媽帶著小雲豹玩耍時，導演自述她心情如何激動。觀眾如我，在那一刻也尖叫了。我們到底失去些什麼？

我們到底失去些什麼？影片中一個那瑪夏孩子說著災後心情，說大人們為了利益破壞山林，也因為利益而分裂，互相爭鬥，但風災時，土石流如何埋葬族人與親人，在那一刻，即使曾經敵視，都必須祈求援助，都必須伸手幫忙，「人類真的很渺小啊。」他難過到無法言語。

或許還是有人將財產損失與破壞，歸咎於自然災害。陳玉峰的話讓我印象深刻，大意是，生物適應這塊土地的地質地形，經過風吹雨打，最後生成在這裡生存的樣貌，他認為，只有當台灣人不怕災難，把災難視為平常時，才是有真正台灣文化的一天。

是否有這麼一天？我不曉得。黃淑梅在《給親愛的孩子》之末，將問題導向國土規劃法，提醒觀眾，除了山林土地的債業未清，山下農地的問題也不停累計，十餘年，二十餘年過去，政府與民間仍未正視國土規劃的問題，但大自然的挑戰不會停止，一年一年都朝人民而來。此刻看起來，問題的指向，是讓人深感無力且無奈。然而，紀錄片的責任並不只存留畫面，它是想提問、解決問題，這漫長的拍攝、心血，為的是與社會對話、共同思索與行動，但若觀眾看了仍無感，政府仍然顢頇，那麼這一切用心恐怕會淪為虛無也說不定。於是，黃淑梅那一聲聲的「親愛的孩子」，雖問的是如何給後代的交代，雖求的是給未來的方向，帶著些許希望樂觀的口白，但在我聽來卻像是一個留給後代的土地遺書，充滿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