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嫻的保全夫家香火是守舊嗎？——個人選擇與選擇的自由

每一陣劇痛，每一聲微疼的低吟，波狀的脫落物，衛生紙由大到小，肉體的興奮，所有這些都是跡象，是我需要了解的東西。每個月我都要心懷恐懼地觀察是否見血。因為一旦見血，便意味著失敗。我又一次沒能讓別人如願，如今它也成了我的心願。

——《使女的故事》。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藝人小嫻自陳天生無子宮，婚後設法懷孕，好保全夫家香火。報導一出，不少人有異聲，多數人都表支持。我對這新聞也頗有感覺，感覺則落在小嫻周遭親友的理解與「不覺有異」，包含她婆婆的接受，都讓我覺得時代變了。人們漸漸不再將「殘缺」視作異類、他者，更不將「不孕」看成「無功能」。換個角度想，給當事人壓力的似乎已非外人，反倒是自己。因丈夫是獨子，小嫻認為自己必須替夫家著想。

我想到自己的母親，婚後數月，肚子沒有消息，便被嫌棄是隻「不會下蛋的母雞」。外婆頻頻帶母親求神問卜，而母親也不斷doctor shopping，有一醫生稱母親身體有異，必須開刀切除子宮，又問她嫁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本省人？那你完了。」母親不信，到處看醫生，三個月後被告知身體沒問題，已經懷孕。肚裡成形的胎兒就是我。我差點死在庸醫刀下。

長大後，因找尋研究題目，意外聽到母親提起這段往事，不免大驚。已經二十一世紀，對我這樣一個受女性主義洗禮的知識份子來說，這算一個打擊，於是開始面對這個我怎麼也無法想像的「世界」。我看了非常多故事，聽了很多經歷，畢業十年後，再看到小嫻的敘事已經不訝異，只是這十年過去，這個社會稍微寬容，改變幅度也不見得多大。

小嫻的香火說，仍晃蕩蕩地擺在檯面上。

醫療介入自然？或醫療協助個人擁有選擇的自由？

小嫻的想法，往往被視為「守舊」，是禁錮在女性身上的魔咒。即使當事人周遭的人願意釋放這緊箍咒，然而，當事人自身卻無法——畢竟整個國家社會仍處於對女性肚皮的控制狀態，要你多生，或要你少生，催你快生，生育不單單是「成家」，還是「為國」（見〈從「老蚌生珠」談女人身體的社會控制〉）。從小到大，自上到下，對一個女人所以為女人，社會都有許多要求，要求其完整性、其功能、其魅力，而驗證這些的不外乎性、生和育。因此，包含女性自身，對於年紀都充滿焦慮，因為他們必須搶在保存期限內「收成」，否則浪費了卵子，虛應了子宮。

醫療和科技，正是扮演扭轉「自然規律」的角色。小嫻與其他難以懷孕的婦女，不得不求助於它。而生育科技的介入，乃至法規的「不進步性」，便也成為這幾日媒體輿論熱點－－而且與十多年前我做研究時收集閱讀的媒體報導，別無二致——同樣的困難、類似的故事，相同的受訪者，一樣的主張……。完全凸顯這討論的滯凝：因為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與我無關，而當事人除了暗中垂淚，也難以站出來對抗。

十年前，我做生育科技研究時，便發現這等困境。但大多數難孕者並無像小嫻那樣明確的原因，她們不知問題在哪裡，連怪罪的理由都沒有，只好責怪自己和命運，而後盡其所能地克服這個難題，一次一次求神問卜，嘗試偏方，或者不計代價接受助孕科技，必須要盡全力，才能說服別人說服自己。但除了成功受孕、生下孩子，否則最無法說服跟最痛苦的仍是自己。

像是我採訪的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村婦女，她因不知名原因難以受孕，什麼方法都試過了，最後妥協領養了孩子，也不敢跟別人說那是非親生的：

一個女人不會生，剛開始別人都懷孕了，對我們的壓力真的很大……尤其不孕症的人最怕別人說：「你還沒有喔」？無形中會造成對方的壓力。我走過這樣的路，所以不會問別人這句話……這種事情有時候沒辦法跟先生講耶，因為小孩子是從我們肚子裡出來，我們壓力比任何人還大，我先生說，不能生那就我們兩個人這樣就好了，他只是這樣一句話帶過而已，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承受，我們女人這種壓力喔，是無形中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我們都努力了啊，如果沒努力，連一次試管嬰兒都沒有做，我早就被「離去海口吃蕃薯了」。我們都努力了啊，努力六次耶，沒辦法啊，我們要有立場講，你要做什麼事，你要努力才能講耶，你沒有努力，跟人家講什麼？不能啊。

因為這個難以言說的心結，她們往往不太願意出面訴說自己的「殘缺」。即使她們沒有少子宮，沒有缺卵巢，但無法生育這件事，便是殘缺，作為一個女人，就是殘障。因此，在她們的敘事中，便不斷在這種自我否定又拚命尋找解釋中輪迴，最後頹然歸於「宿命」。

說真的，年輕時候的我，是無法理解這些充滿矛盾的說詞的。我也質疑任何的科技外力介入「自然」中，甚至認為這些婦女不該把自己當成「病患」，處在一個被動的狀態中。

但真的是如此嗎？在醫學社會學家Greil所做的研究中發現，美國中產階級的難孕婦女並不是被動地接受醫學定義，而是積極地、策略性地再行動。她們操作這個系統，試著將醫學治療推向她們希望的方向，難孕婦女既不是生物醫學中被動的受害者，也不是希望利用所有的技術而不具批判力的消費者。相反的，她們是問題解決者、在一個她們不能控制的系統中創造性地操作。

在Greil研究中，難孕婦女可以被描述成「難孕的建設者」。這些婦女並不默認醫學對她們的描繪；相反的，她們主動且策略地回應，盡可能學習治療難孕的醫療系統，也會將系統移動到符合她們利益的方向。她們學習跟難孕有關的知識，Greil的受訪者便說，她自己學到越多知識，對自己的幫助越大。這些婦女不僅是學習這些知識，也確實應用它，來影響她們所受到的治療，或是試著改變醫生，影響療程。在我的研究中，處處充滿這種轉成積極主動角色的案例。

個人的選擇與「守舊」無關

或許許多人認為，只要知識足夠，便不太容易困在這樣的「父權」思想中。然而，有時那往往與知識無關，與個人選擇有關。我想舉一個醫生的例子：

我跟我先生都是醫生……以客觀條件來看，應該是很平等的。但我的母親卻在我結婚前後希望我可以委屈些，她覺得你是有殘缺的，所以應該降價求售。那讓我很難過，因為我不覺得自己那麼沒有價值，但她覺得你有瑕疵，她希望你能夠稍退一步，只要你在某方面退一步就能補償。這是一種補償心態，所以她要你乖一點啊，賢慧一點啊，不要跟人家吵架怎樣，因為你有缺失。

不知名的（不孕原因）會讓她們不知所措，沒有一個可以安放她們焦慮跟痛苦的地方，總要有個施力點嘛，沒有施力點的時候會更亂，所以她們要找些理由。很多人因不孕而使她無法和對方談話，變成婚姻失和，但說不定她是故意的，想讓這段婚姻以離婚收場，她就不用面對這個問題了……婚姻失和社會上到處都是，沒有人會覺得有什麼了不起，因為現在社會跟以前不一樣，以前婚姻失和很痛苦，現在不是啦，離婚的人那麼多，沒有人會怪你，搞不好還同情你，會覺得還好嘛，因為離婚的人很多，但不孕這件事有點天生殘疾的味道……。

她認不認同自己沒有生育能力還算是個女人？今天少一個子宮一個卵巢，我能不能認同自己是個「沒有殘缺」的人，今天少一個手一隻腳還是被認為殘障，這是很難的事……

處在一個或者健全，或者知識地位足夠，或者充滿選擇權的位子，我們或許可以搖頭稱這為蒙昧，轉而鼓吹解放，號召進步，批判國家政治，指責父權，但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資格稱渴望成為母親的女人「傳統」，也不能說這些懷抱殘缺的女性「守舊」。人必須有選擇權，才能做出自己的選擇，有些人連選擇權都沒的。

有些女人的生命，在某一刻出現斷裂，她們尋求幫助，僅僅是為了修補這個斷裂，完成自己生為人、生為女性的認同。她們在盡自己的努力。沒有人能苛責她們。畢竟，誰真的能把自己的身體當成自己的身體呢？身體不是一向是公司的、家庭的、社會的、國家的嗎？

開頭，我列舉了瑪格麗特‧愛特伍《使女的故事》的一個段落，這小說虛構了一個共和國，其以父權主宰，女人遭嚴格控制，無法自主工作，不能有財產，並依據剩餘價值分配職務。使女，沒有名字，不能閱讀也無法與人交談，被剝奪情慾，只是長著兩條腿的子宮，好繁衍下一代。使女的價值，也在於此。然而，後來有個使女開始產生思想，並反思身體：「過去我一直把自己的身體視作一件尋求快樂的工具，或是一種運輸工具，一件實現願望的用具。我可以用它來跑步，按各種鍵鈕，幹各種事情。雖說談不上萬能，我的身體畢竟還是敏捷、純真、堅強並忠於我的。」

苛責父權相對容易，批判傳統也很簡單，最重要的，或許是女人必須擁有想像、理解身體的能力，並重新思考母職與血緣的關係。但即使這些對於當代大部分台灣女性都仍顯得困難——我自己都無法宣稱能擺脫——人們都不該拿某種「進步」去要求這些以各種方法修補自己的女性跟上。究竟有誰真的好好坐下來，聽她們訴說自己的破碎，以及在冰冷的醫療科技裡那一針又一針，一次又一次無情的對待與痛苦。

最後，我忍不住想舉社會學家Goffman說的話：

正常的，與受污名的，並不是人，而是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