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歷史之人：被隱藏在菲律賓社會以外的「原住民」

七月二日，夜色深沈的夜晚，因為軍方入侵、騷擾，民答那峨（Mindanao）至少424個家庭、兩千多個原住民逃離家園。一條長長人龍在山路上蜿蜒。這並非是他們第一次拋棄家園，2015年也曾在政府武裝部隊殺掉三名部落領導人後，四處疏散。避難，對他們來說，已經不算陌生。

這些原住民，名為Lumad。他們的聲音向來被掩藏在菲律賓主流社會之外，彷彿是一群無歷史之人。長期以來，外來勢力不斷侵佔他們的土地，即使是「保護國土」的政府軍也視其無物，以各種方法迫遷，好佔據他們的土地，甚至以窩藏菲共的理由，大肆破壞當地教育和宗教組織。

今年五月二十三日，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宣佈民答那峨戒嚴後，Lumad受到攻擊的頻率更盛。迫於無奈，族人只好一邊北上陳情，一邊表示後悔——長期失去土地、被財團壓制的他們，原本將希望寄託在本地出身的總統身上，但這個宣稱要保護多元族群的男人卻背叛了他們。於是，他們說：「我們不應該投給杜特蒂。」

這傷感像打水漂一樣，沒有擴散出去。畢竟，對大多數菲律賓人來說，戒嚴並無可議，也無不妥。在他們心中，南方島嶼資源豐富，卻非常不安定，確實應該好好管制。他們將這些動亂、不安，歸因於新人民軍（New People Army，NPA）與莫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這兩個組織無一不是因挑戰殖民／統治者而生，因此和位在呂宋的政權形成對抗姿態——卻都與Lumad無關。

我對Lumad的認知，源於今年跨年之際臉書上的一則訊息：約莫五十餘名來自民答那峨的農民工（sakadas）從惡名昭彰的路易西塔莊園（Hacienda Luista）逃走。這些農民工過著如奴隸一般的日子，直到生病並再也無法承受過分的苦役，只好趁著聖誕節慶脫逃。為了協助這些老病挨餓的農工回到家園，社運團體串連並發佈聲明，控訴路易西塔莊園長期以來對農工的不當對待。

讀著這些資訊，我難免困惑：為什麼民答那峨的人要遠赴呂宋工作？而且還是去路易西塔莊園？

不久，一篇刊登在菲律賓農運組織（UMA）網站上的文章回應了我的問題：「出於失去土地的絕望，大部分的Lumad只能離開家園、出外當農業工人，在外國或本地菁英經營的甘蔗、香蕉、鳳梨或油棕田裡做苦役。」為了找工作養家，或是被迫，或是被設計成為農工，是他們的命運。如果起身反抗，下場只有死亡。

這粗淺的資訊，勾勒了我的好奇：Lumad是什麼？菲律賓原住民何以有這樣的處境？

莫洛

要談民答那峨的Lumad前，得先談莫洛。

莫洛，是位在民答那峨西南的穆斯林。就像台灣「高山族」是被日本人圈定的一樣，菲律賓原住民是被西班牙等殖民政權所指定的——那些無法以宗教、武力馴服的被稱為Pagans（沒有天主靈魂的人），而住在山區的被稱為Igorot（山裡的人）；南部接受伊斯蘭信仰的則稱為莫洛（就像西班牙的摩爾人）。

這群由原住民、馬來人和阿拉伯混血的族群，曾成功抵抗西班牙人入侵，卻無法抵擋美國的軍事綏靖。美國是以征服印第安人的姿態對待民答那峨的住民，包含莫洛，不但投入資金進行大量開發，還將當地人分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文明人／非文明人），拒絕承認傳統土地共有制度，甚至在1903年制訂土地法，以16公頃土地為誘因，吸引天主教徒南遷。

就像過去強佔印第安人領土一樣，殖民者招攬「受教化者」進駐「野蠻人的土地」——這些土地沒有被有效率利用、墾殖或開發，因而被這些自恃文明者視為「無主之地」。他們合理化「侵佔」的方法，就是主張「土地該給有需要的人使用」：墾殖者因為勞力付出，才有財產權的創造。

菲律賓建國後，蕭規曹隨，沿用殖民者的方式處理民答那峨的問題，不但進行差別式土地分配，還加緊鼓勵人口安置措施。莫洛人一方面被迫離開傳統領域，一方面無法在當代經濟模式裡找到工作，加上衝突頻生，和菲律賓當局分裂情況愈趨劇烈，當地意見領袖於是號召獨立。1972年，為了剿共，馬可仕宣佈戒嚴，這無疑提油澆火之舉，迫使 MNLF成立，莫洛民族軍（Bangsa Moro Army）也被組織起來。武裝抗爭四起，戰火蔓延。

莫洛始終堅持自己的主權。甚至透過獨立和自治的手段，來排除「菲律賓」這個國家作用在他們身上的權力。

馬可仕倒台後，為了解決少數民族分離主義和自治的渴望，接手政權的艾奎諾政權積極解決這問題，因此，在1987年，在憲法憲法第十條中，明訂出民答那峨和科地埃拉山區（位在呂宋北部）需要設立為自治區。同樣一條憲法也明言：「在國家統一與發展的架構內，國家承認並促進原住民社群的權利。」在這條文下，原住民可在國會擁有席次，國家也要保護原住民社群對其祖先土地的權利。

即使如此，莫洛和菲律賓當局仍爭執不斷，一直到2012年，艾奎諾三世恢復談判意願，並草擬〈莫洛民族基本法〉，讓莫洛民族自治區取代民答那峨自治區，但至今仍未付諸實行。

當Lumad作為原住民的集體名詞

莫洛人雖屬少數民族，但「原住民」的身份卻顯得曖昧模糊。

原住民的界定，與外來者、殖民相對而生，根基一種因被入侵、被強佔而抵抗與在逆境中存續的經驗。根據菲律賓政府在1997年制訂《原住民族權利法案》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 act of 1997, IPRA），所謂原住民與原住民權利定義如下：

（前略）而他們對其領土宣稱擁有久不可考的所有權，並持續佔有、擁有和利用該領土……他們透過對抗政治、社會與文化殖民，以及非原住民族之宗教與文化等之入侵，成為歷史上有別於菲律賓人的民族。原住民族文化社群／原住民族因此應該包含哪些祖先在外來征服或殖民前，或者非原住民族宗教文化入侵之前，或者當前國家疆界建立之前，就住在這個國家的人。他們保有一些或全部屬於他們自己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制度。他們也許已經離開了他們傳統的領域或遷居到祖傳領域之外了。

這套為了落實對原住民文化社會和權利的承認、保護與推廣而生的法律，將原住民概念與土地抗爭劃上連結，卻又同時排除了土地，而以血緣等本質化的方式來框定原住民的身份。

學者Casumbal-Salazar曾針對國家「治理」原住民的方法，提出「種族二分的國家（bifurcated racial state）」的概念。他說，「自殖民時期以來，生物政治的分化不僅將順服的基督徒與抵抗的非基督徒種族化，同時也透過領土的區別使種族的治理變得更具體。」畫出一個原住民的治理方式，土地是要件，而當代族群文化的概念卻被建立在這樣的殖民遺緒上。

在民答那峨島上，莫洛與Lumad共處，各自擁有傳統領域則無可質疑，也面對同樣的侵略和困境，在爭取主權和維護傳統領域上也有各自的困難與堅持。在政府不斷鼓勵天主教徒南遷、開墾、資本化這些土地過程中，Lumad從主要住民成為只佔10%的少數民族，卻不像莫洛人一樣有武裝的軍隊和強烈的認同、組織和力量，生存條件更是嚴峻。甚至在「民答那峨自治區」的概念中被全然忽略。

Lumad，是Katawhang Lumad的簡稱，在Bisaya語中，這個詞有「生於大地（born of the Earth, native of the land）」的意思，正是我們對原住民（indigenous）的框定的想像。indigenous這個古拉丁語原本所指「從內裡誕生」，亦即「土生土長」。人類學家James Clifford曾針對做出解釋：「居先性」讓他們在土地上扎根更深，居先性於是也成為一種原生性：我們是這片土地所生，是它的原民，它的選民。

毫無爭議，Lumad擁有原生性，但Lumad作為一個集合式族群卻是晚近的「建構」——為了維護傳統領域自決和權利，約莫十五個仍維持泛靈信仰的部族，在1986那年以Lumad作為集體名詞，試著在菲律賓政府（GPH）和MILF（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的和平談判間，找到一席之地，摸索著如何在各方勢力爭奪中，找回自己的主權。

但事與願違，他們不但無法取得權利，土地更被財團勢力蠶食鯨吞。

前陣子在台灣巡演的菲律賓獨立電影《殺戮的權利》（Tu Pug Imatuy），便清楚展現Lumad生存的絕境。Lumad以人數最多的馬諾波族（Monobo）為主，這個族群過去因對抗伐木者而得「森林守護神」（ Sagasa）之稱，但今日卻在外國財團和礦業開發威脅下，失去土地甚至生命。

電影開始不久，就以挖土機象徵外來力量的侵略，男主角面對孩子的疑問，只說那是「怪獸」。怪獸來襲，源於這些原住民享有的廣袤的土地。民答那峨有豐富的天然資源，素有「菲律賓的蔬果籃」之稱，原住民以自給自足的生活繁衍一代又一代，然而，這一切在殖民的的介入後遭破壞殆盡。

Lumad的傳統領域和土地恰恰位在民答那峨資源最豐富地區，有森林和礦產，當大量移民進入，開墾勢力便也隨之而來。1960年代左右，伐木、油棕相關企業紛紛進駐山區，破壞森林，林木資源耗盡後，大型礦業公司取而代之，成為強悍的開發勢力。而政府始終是這些財團的共謀。1990年代，菲律賓政府訂下了〈1995礦業法案（The Mining Act of 1995）〉，毫無節制的允許外資進入，不僅不須回饋當地社區，還進一步截斷了土地上的林木和水資源，對環境造成難以回復的汙染。

目前民答那峨島上有將近五百座發電站，舉凡能源或供水，都被菲律賓四大財團和外國資本共同控制。菲律賓政府批准數百個採礦計畫，大多在原住民領地上進行。而大規模商業伐木仍在進行。原住民不斷遭到迫遷，累積已超過四萬人。

失去土地、家園，無以維生的Lumad只好到城市裡、到其他島區打零工維生。生命與命運交付到他人手上。就像在路易西塔莊園的那些農工一樣。

因為民答那峨特殊的情境，《原權法》在這個地區像是廢紙一樣，幾乎不存在，不論農業或礦業發展計畫都與原住民無關，更甚者，菲律賓國家原住民委員會（NCIP）還假造了個當地人代表，與大型企業簽約，騙取轉讓原住民土地。而當局更以「和平與國土開發」為由，在山區派駐軍隊，政府軍甚至和民兵勾結起來共同保護企業利益，更時而騷擾村莊，毆打、殺害甚至驅逐村民。政府甚至默許軍事組織攻擊原住民學校，讓Lumad學生無法上學，無法接受教育，也就無法獲得知識且進一步反抗政權。

單單這幾年，殺戮、迫遷、攻擊的案例皆超過半百。今年初，我在臉書上便看到一個消息：Lumad領袖 Renato Anglao騎摩托車載著妻兒回家的路上，公然遭到暗殺。當我向菲律賓朋友談到這件事，表示不解和憤怒時，他們只淡淡地說：「這是常態。」就像《殺戮的權利》中，那些茫然的臉孔、無辜受害的村民那般，沒有道理的踐踏和凌辱，其實就是民答那峨原住民的生活，是Lumad的日常。

在菲律賓官方、學者不斷宣稱菲律賓原住民權利如何受到保障時，我想，他們肯定遺忘了Lumad是其中的一份子。當杜特蒂考慮在民答那峨建立國中之國，承認莫洛的主權時，Lumad最基本的權利則完全遭到忽略。尤其在戒嚴令下，他們幾乎陷入絕境，甚至得離開自己的土地。

※賴奕諭、張馨云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