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正在消亡與已經消亡的新聞與記者

日本獨立記者後藤健二遭伊斯蘭國處決後，其家人強忍悲傷，對媒體訴說後藤健二的善良勇敢，強調不要憎恨，勿怪罪穆斯林或伊斯蘭地區。儘管難過，他們也能理解記者這行的風險：

「記者這種工作，便是時常到危險之處採訪，也有萬一出事的心理準備，雖說如此，失去重要家人的失落感還是十分煎熬苦痛。」

舉世感嘆與感傷之餘，同月內發生的查理週刊槍擊事件，也在媒體版面上蒸發，無人再論。

這兩件事雖不相關，但媒體從業人員因工作死亡卻是共通的，結果也很快被導向文明衝突與國際政治爭鬥。但若非國際政治對立，記者之死，能夠引起注意嗎？記者之死，能讓國際與政府積極應對政治問題嗎？記者之死，能讓所有人意識到這工作的重要與風險嗎？

查理週刊事件發生隔日，菲律賓調查記者中心發出一則貼文：「當世界都在哀悼查理週刊槍擊事件時，菲律賓又一名記者喪生，依然有罪不罰。」這個案件幾乎與查理週刊同時發生。

那是一個名為Nerilita Ledesma的小報記者。她在等候丈夫接送時被戴著墨鏡、穿著夾克的摩托車騎士槍殺。根據報載，案發一年前，便有歹徒持槍掃射她的住處，原因不明。

根據該國媒體組織報告，自1986年馬可仕獨裁政權被推翻以來，新聞記者死亡人數達已172人，而在現任總統艾奎諾三世2010年上任以來，已有31名記者死亡。

菲律賓並非戰區，號稱已民主化，但記者遇害風險之高，令人咋舌。以2012年為例，11月初一名記者兼廣播電台播報員在上班途中遭人開槍射殺，這是該年第五名記者遇害。經警方調查，這名叫考遜(Julius Causon)的記者，可能因為在節目中討論城市升格議題，並不時抨擊政府弊案，才會遭到威脅攻擊。

然而，每當有記者喪生案件發生，都不見菲律賓當局緝捕、判罪，簡直無法無天。

保住性命

根據該年紐約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公布資料顯示，從1992年開始算起，光這二十年，菲律賓的記者遇害人數高居全球第二，僅次於伊拉克。

只有菲律賓如此嗎？

登上無國界記者網站首頁便可看見一個數據：光是2015年開年這一個月，即有八名記者喪生，165名記者被囚，178名公民記者或部落客被囚。

由於台灣媒體環境惡化，新聞品質粗製濫造，人人都說媒體是「製造業」，鄉民更是直稱記者為「妓者」，真正用心製作的新聞不被重視，八卦瑣碎之話則嘲弄「記者快來抄」。彷彿這一行從業者，只需杵麥克風、待在辦公室裡，不想不動什麼都不做，毫無地位可言，沒有尊嚴可說。既是如此安全，記者這行哪有風險可言？

作為閱聽人，我時常皺眉發怒，作為媒體內部從業人員，對那些保守劣習怠惰，我也無話可說。但記者究竟是怎麼樣的行業？價值在哪裡？是否該被貶抑至此？

如果新聞記者不重要，那麼，為何它有失去生命的風險？甚至如此之高。

2010年秋天，我到印尼參加國際記者協會亞太會議，當討論到職業安全議題時，我東想西想就是想不出台灣記者的職業風險──當時還未發生蘋果日報記者在氣爆第一時間衝跑新聞的事，而趕新聞摔車這又有點鳥，過勞或許可談，但沒有具體事例。

只好勉強回答：在大風大雨中播報新聞，很危險。

除了有風災經驗的日本、香港外，其他國家記者都一臉迷惘，不知是不懂我說什麼，還是以為我在開玩笑。

若不把中國算在內，我們這群東亞記者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相比，實在「好命」過頭，所謂的媒體問題就是置入性行銷、勞動時數、工會組織或派遣等等，亦即我們所考量的是建立周延的媒體勞動與倫理制度。這問題對我們來說的確重要，我們也耗費心思將這些議題說得簡單明瞭，好讓其他國家記者都明瞭。

不過，接在我們之後上台報告的一名身材壯碩的男子，才說第一句話，並引起全場共鳴。

「對我們來說，如何保住生命是最重要的問題。」

說話的是阿富汗記者。他身著熨燙過的白襯衫，總是掛著笑容，聲音斯文細柔，簡直看不出來自掙扎求生的戰亂之地，「我們光是出門，就是危險了。」

工作環境充滿危機的，不只是阿富汗這樣的中東戰區，亞洲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到尼泊爾，記者經常遇害，斯里蘭卡的媒體被迫噤聲，否則人身自由與安全也不保，馬來西亞政府對記者嚴格取締，中國記者在牢獄裡者眾......。

這些亞洲記者你一言我一語，報告自己國家言論箝制與身家安全不保的問題。說著說著，又都談起菲律賓，並感嘆亞洲諸國的記者工作根本是拿命來賭──前一年11月，大批菲律賓記者在菲國南部民答那峨島馬京達瑙省（Maguindanao）布魯安市遭到屠殺，在58名死者中，記者就佔34名。

風險升高

事件源於該市副市長滿古達達圖欲角逐省長一職，於是，妻子、妹妹與支持者率領了30多位記者到選委會辦理選舉登記，不料全數都被武裝部隊綁架，慘遭撕票──這是對手為了剷除其他勢力，所下的毒手。

去年11月，這個「 馬京達瑙省大屠殺」恰好滿五年，眾多國內外媒體工作者穿著「有罪不罰」的黑色T恤、拿著蠟燭，聚集在馬尼拉天主教堂外，為這最大的媒體工作者被害事件哀悼，也抗議媒體在這個國家受到的限制。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去年底發表的報告指出，過去一年對記者的攻擊與綁架大幅飆升。過去一年間，全球有總計66名記者遭到殺害。事實上，從2005年至今，全球已有720名記者因為工作被殺害。

其他的呢？因中東、北非等地衝突，記者綁架案增加到119件，還有許多記者因政治因素被囚禁，約有178名記者身陷囹圄， 其中有100名是在中國。

去年，因美國記者佛雷（James Foley）和索特洛夫（Steven Sotloff）被斬首，如此野蠻謀殺的宣傳，震驚了全世界，等同警告記者不該再踏足此區。

事實上，法新社便也明令規範禁止記者前往危險地區。法新社全球新聞總編輯 Michele Leridon 去年9月17日在自己的 blog 中發表的聲明：「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強大而且艱難的決策：如果有 freelancer（自由記者）前往敘利亞，為我們提供圖片或視頻，當他們返回時，我們將不會使用它。確切的說，我們不會花錢買。自由記者已經在敘利亞衝突付出了相當高昂的代價。我們不會鼓勵人們再冒這種風險。」為此，他們重新擬定諸多倫理與規範。

但記者這工作是什麼？不就是代替閱聽眾的耳目，看到現場？不就是是後藤健二所說的，將苦難報導出來，讓人們聽到他們的聲音嗎？

即使有時候，好像不那麼值得。

不談歐美數不清的通訊社與特派員，就只說日本新聞記者：2012年，45歲的山本美香在敘利亞北部採訪內戰，中槍身亡；2007年，50歲的長井健司在緬甸仰光採訪番紅花革命時，在軍政府鎮壓中，同樣中槍死亡。為了將遙遠地方的故事帶回來，他們都在戰亂中喪生，在世人眼前倒下，諷刺的是，他們的血汗或許很少被世人閱讀、關心，死了後卻登上媒體一角，讓世人歌頌他們的無謂勇敢。

在這之前，閱聽眾關心過他們帶回來的報導與故事嗎？國家願意在和平上使力嗎？

我上了日本亞馬遜，查了一下後藤健二的書：沒有庫存，極少書評。他認真走訪了獅子山、盧安達等戰區，為那兒的孩子、母親發了聲，但回饋卻遠比不上他出的力氣。

人們不閱讀、不關心、不在乎這些記者的心血，「記者之死」呼喚的只是感傷的耽溺，沒有積極意義，沒有反省，沒有價值。

在後藤健二喪生的回應不停在臉書洗版時，獨立記者鐘聖雄便感嘆：「不禁在想，記者是不是也要跟藝術家一樣，非得等到人都他媽的死了才會被發現價值...」

我卻不覺得記者的價值被真正看到了。我也不以為，鼓吹記者魂是面對這個遺憾的好態度。但在缺乏記者魂、吝於讓記者到現場的台灣媒體界，後藤健二的精神，或可稍稍感動一下社會，或是已經麻木的台灣媒體人。就算是短暫如即時新聞的壽命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