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國界：穹頂之下，我們都與空污有私人恩怨

二二八假期，除了台灣吧的二二八歷史解說，與「柯文哲的眼淚」外，有段與二二八無關的影片在網路迅速傳播：柴靜以一年時間、耗費一百萬人民幣（自己的稿費），自己（與幾個朋友）進行採訪調查的演講型紀錄片《穹頂之下》。

這1小時44分鐘的影片，打敗了同天放映的熱門影集《紙牌屋》及其他受歡迎的節目。根據中國各大視頻網站記錄，在3月1日零時的點擊數已有3100萬次。這個數字遠超過台灣人口數，更別說，台灣閱聽眾使用的YouTube，還不在這計算之內。

影片一開始，是一個圖表：2013年一月份，北京pm 2.5曲線。柴靜的聲音帶入：「一個月有25天霧霾，這一年來我反覆看這條曲線，回憶有什麼印象什麼感覺，但記不起來了。當時大家都說，這霧霾是偶然氣象原因導致的，就沒當回事兒……當時中國置於分布25個省市、6億人的大霧霾，但我置身其中渾然不覺。只有我的嗓子有印象……。」

嗯，典型的柴靜風格，帶點文青味、感觸式的開頭。

「回到北京之後，我知道我懷孕了。」柴靜接著表述懷孕的心情，以及得知女兒罹患腫瘤的衝擊。生病、手術的女兒暴露在污染的空氣時，平日口罩都不戴的她，升起了一股心疼，意識到母親的責任：「要保護她。」

在中國作為一個「女神」級的人物，柴靜的私生活總被關注，她卻說也不說，但此刻竟站在台上自己揭露，而這種揭露出於一種理所當然的動機：母職。因此，這支影片、這些調查自己攬著，她說，這是她與霧霾的私人恩怨。

柴靜時常被批評，她的報導與節目，主角都不是那些新聞事件而是她自己，她會在鏡頭前幫孩子擦眼淚，畫面上總是她的表情。她總是在「表演」。在她離開螢光幕一年多後，站上這舞台，仍讓人覺得她還是表演，但這就是她的舞台，她就是要將自己放在正中央，採與你我同樣「不懂對吧，我也不懂」的視角，追問這些問題。

這種上了無數次中國媒體的深度報導、是許多雜誌封面，網路媒體甚至設了新聞頻道，連官方傳聲筒新華網都有「呼吸保衛戰——治理霧霾，中國在行動」的頻道專頁，代表這是國家政策方向、政治主張，柴靜所談的並無新意，也沒有挑戰官方立場，甚至還與民間、官方合作改善霧霾問題。那麼這影片憑什麼這麼轟動？

我想，一來因為柴靜本身的吸引力，二是她採取了多媒體運用夠吸睛，三是她嘗試把事情說到你我都能懂，四或許就是這令許多人詬病的情感帶入，讓觀眾能與她一起思考共鳴。

為了孩子

前同事W見這影片第一反應是：「如果今天柴靜不是因為女兒出生，還會費心費力費時費錢這樣弄出這個東西嗎？」我回文：「如果柴靜不是因為女兒出生，應該還在央視做節目吧，她曾做過多個環保報導。每個記者選題或多或少都與生長背景環境有關。」

《穹頂之下》中，便有一段2004年柴靜因「新聞調查」而在山西老家做的汙染調查。那兒是煤鄉，現在有很多焦化廠。她在這段紀錄片中，特別引用了一個小女孩的話，小女孩說自己從未見過藍天和星星。那段話觸動了講台下的觀眾。

在柴靜所寫的《看見》中，也有著這麼一段關於孩子的對話，她問恐嚇她們採訪的黑衣人：「你不怕住在這兒的後果？」對方回：「習慣就好，人的進化能力很強的。」

「你的孩子將來怎麼辦？」「管不這麼多了！」

場景接著轉到焦化廠老總與市領導的飯局。「說實話，都吵環保，誰真敢把經濟停下來。」書記這麼說，老總回他：「你的小孩都送出去了吧？在太原？」書記當作沒聽到：「哪個國家不是先發展再治理？」

《穹頂之下》播出後，中國網民一陣議論，有人譏諷柴靜不過是美國人的母親，但也有人問：「這下是不是很多人都要把孩子送到美國了？」

但外國人也會在這個國家生活，他們都也要面對同樣的問題。

英國《衛報》記者華衷（Jonathan Watts）2003年派駐北京時，這個城市正因為奧運而日夜動工，他所見到的濃厚灰霧，讓摩天大樓猶如30層樓高的幽靈，至今沒有改變，他的呼吸道無法應付這個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跑步氣喘冬天乾咳，甚至兩度罹患嚴重肺炎，「這個城市瀕臨窒息，我也一樣！」

他同樣擔心首都的空氣品質影響女兒的戶外活動，令她健康受損。這個時候，霧霾的議題還沒有被提出與注意。

當時，中國正經歷有史以來最快速的經濟發展，每個城市都在複製、模仿西方城市。華衷在中國工作七年間，每年超過七千萬人移居城市，國民生產毛額、工業輸出、汽車銷量都倍數成長，水電等能源消耗也急速增加，生態浩劫也正發生中。於是，他請了六個月的假，從沿海到西藏再到內蒙沙漠，展開超過十六萬公里的調查，完成《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記錄中國的環保問題。

2010年，為了宣傳新書而來台灣的華衷，在某媒體舉辦的一場光鮮亮麗的企業活動中，站在一群台灣頂尖企業家面前，展示他所拍攝的照片，並直言：「這些是你們都不會到的地方。」他想說的是，企業家們只埋頭推動經濟，卻無暇看顧腳下的環境，更別說瞭解這些汙染議題。

污染來自河北

不只企業家，大多數老百姓也只管謀生，環境污染是他人的事。除了從北方來的沙塵暴，絕大多數台灣人都不容易感受到中國污染對這座小島產生的環境壓力——或許連自身的環境問題都意識不到。

去年12月中，我去了一趟北京。行前，朋友們無不提醒：「很冷，多穿一點。」只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朋友對我說：「記得戴口罩。」時常往返兩岸、與中國環境組織接觸的她，深深感受到霾害的威力。

「可是我主要去天津。」

「那裡更毒。北京的汙染都河北傳過來的。」朋友淡淡地說，河北與北京根本看不到藍天。

但我到北京的第一個早晨，從窗外望出去，天是藍的。

供我房間暫住的P一邊在廚房準備早餐，一邊解釋：「今天風大，雖然會比較冷，但會吹走霧霾。」

前南方都市報調查記者喻塵在當天下午對我說，因為霧霾太嚴重，政府規定河北的重工業冬天時必須停工。「北京空氣污染太嚴重了，所以，首都鋼鐵都往唐山搬遷去了。北京現在沒有任何工業。」

中共奪下北京後，毛澤東曾站在天安門上說，他要視野所及之處，都看得到煙囪。因此，電影《鋼的琴》裡有一段台詞便說：看到煙囪就像回家一樣。中國曾以重工業為經濟動力，那些煙囪是一個時代的鄉愁。《鋼的琴》這部電影描述東北重工業大量關閉，下崗工人的生活與命運。

「東北的重工業在90年代就都倒閉了，只剩長春遼寧。所以追究北京空氣污染大多追究河北。」喻塵繼續說，唐山的稅收佔了河北40％強，足顯示河北的汙染多出自唐山。

《穹頂之下》也提到，2013年36億噸燃煤量，其中3.8億萬噸燒在京津冀，3.8億萬噸有3億燒在河北，「世界鋼鐵產量，第一名中國，第二名河北，第三名唐山」，但在中國有60% 以上的鋼鐵企業沒有任何審批手續。

「一千萬噸鋼是多少人就業，十萬人就業，河北的鋼鐵是到了什麼程度，已經到了你取締不了的程度 。」於是，環評法等同被甩在一邊不用。

有一次，喻塵從東北開車回北京，才過山海關，便見眼前一片黑，彷彿是世界末日景象，「我就知道唐山快到了。」還有一次，他在日本北九州看見天空一片黃，在場的所有中國人都笑：「唉，唐山的汙染飄過中國海到了這裡來了。」

我決定去唐山看看。

唐山能改變？

從北京南站搭乘動車出發，約莫一個小時出頭就會抵達唐山。我在昏睡中度過大半車程，醒過來時，只見窗外煙囪無聲報站：「唐山站到了。」

我看了看天空，沒想像中恐怖，天雖不算藍倒也清澈。果然，計程車裡的廣播便播報：「唐山市今天空氣品質優良。」

在唐山的頭兩天，未曾見過有人戴口罩，天空也算乾淨，但待的天數一長，灰霾的景象開始浮現，有一個早晨還有著如雨要落下的陰沈氣象，我站在唐山市中心的交通路口左看右看，還是無人戴口罩。似乎那不是污染，就只是沒有太陽。

那幾天晚上打開電視看連續劇，一定會播出一個政令廣告：一個父親教孩子什麼是北斗七星，但來到陽台想抬頭看星星時，卻什麼都看不到。隨後便打出防止空氣污染人人有責之類的口號。

我不禁疑惑，空氣污染的責任在人民嗎？那企業呢？政府呢？

我好奇唐山人怎麼看待這件事，1949年出生的唐山文聯副主席王立新不置可否，他每天都可以走上好幾公里、數個小時的路，臉色總紅噗噗的，硬朗得很。空氣污染能怎麼樣嗎？

他以作為唐山人為傲，唐山是中國重工業的發源地，開啟了中國現代化腳步。上下班都要穿上運動鞋跑步的開灤博物館創館館長楊磊也是，他指著開灤礦山公園的一處煤井說：老牌工業國家都停止產煤，但唐山還在繼續。我突然意識到，來華北這些天，只要進到室內就得脫衣服的那些暖氣，是從哪兒來的，我也這才發現，那讓我羨慕得不得了的「室內供暖」，要用什麼代價來換？

中國人從燒小煤炭取暖，到其他能源供暖，都是龐大的能源需求。若依據數據指出，燒煤還是佔六成能源比重，那麼，能源需求龐大的中國，是否應有新能源開發計畫或者考慮取消煤炭？

似乎是有的。

曾寫過《首鋼大搬遷》與《曹妃甸》的王立新，花了一整個下午向我解釋唐山建設開發的雄心大略，例如填海造陸擴大面積的曹妃甸，如何讓石化工業在此「扇形擴大」，「燕山石化搬過來，曹妃甸便有完整的石化上下游產業鏈，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深海工業區。」

因為是重新打造的新型工業區，因此包含海水淡化處理廠等設備都考慮在內。王立新解釋，過去無法治理的汙染，在這邊得到解決，曹妃甸成了循環經濟示範區，成了新一代可循環工業體，「非常環保。」他更強調，這裡採的是新煤，甚至是非煤能源。

儘管在我查到的資料裡，曹妃甸的成績並沒有王立新所說的那麼好，甚至飽受批評，那是地方政府為了招商投資、造城運動而舉債建設，但卻無以為繼，原先大港口、大鋼鐵、大化工、大電力四大產業，也因為產能過剩而虧損。《穹頂之下》中，便有柴靜走訪唐山，看見的產業虛胖窘境。

但在諸多的宣傳品中，的確是看到唐山市的綠化企圖，例如在市中心打造大面積的南湖生態公園，但都不能夠解決重工業帶來污染的問題——尤其這些企業無法被管。

在我居住的旅館旁，是個大醫院。要離開唐山那天，我走出旅館，往醫院那頭看，只見約兩百公尺距離處，有個大煙囪正噗噗地冒著煙。我不敢想像為何工廠能蓋在市中心，更無法理解為何就在醫院旁？難道這裡的人都願意拿生命換取就業與經濟？

因憤怒而行動

在台灣，人們也常常這樣問的：你要經濟發展，還是要環境？

我在唐山時，養成了一個習慣，查每天的氣溫（高於零度或者更冷？），也查每天的空氣品質。這是我在台灣從未做過的事——我們多半靠著感官判斷。

過去，中國也沒有人管空氣品質為何，但2008年，美國駐華大使館在自家院內架起空氣監測儀，並在推特（Twitter）定時公布監測數據，中國官方本來不太高興，但最後迫於壓力，也會主動公布空氣品質指數。如今，只要在中國上百度，或下載app，就可得知最新資訊。

台灣環保署也有空氣品質監測網，會公布空氣污染指標。只是除非相當嚴重，否則台灣人並不太意識到自己必須注意這些變化，或者應該起身行動。

但這樣就滿足了嗎？當我們看《穹頂之下》時，難道不會疑惑：這只是中國的問題嗎？台灣的環保部門比他們「有牙齒」嗎？台灣的環評比他們有公信嗎？台灣對環境問題執法比較確實嗎？

當柴靜說，強迫政府訊息公開，有沒有人會想：那台灣訊息夠公開嗎？

去年，因高雄氣爆而引發石化業風險爭議時，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根政就對我說，產業發展應該先做健康風險評估，看居民可接受的風險多高，在那數值內做汙染量削減，平時也要監督，「其實現在每個煙管都有自動連線系統，連線系統不公開的，但理論上要公開給市民查詢。」

我不是環保記者，亦無環境專業，這些問題我沒有一項回答的出來。但我記得去年秋天到高雄時，見到了清朗天空，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教授沈建全卻說，那是少見的藍天。這所學校位在後勁，楠梓工業區與五輕附近。

那天，他見到我們，便立刻拿出FTI R紅外線光譜空汙監測儀的監測報告，抱怨污染指數多高，並一一指出污染嚴重處多靠近石化工業區。

作為海洋工程專家，為何沈建全要頻頻針對石化業污染發生？他說了自己的故事：1999年秋天，他決定在某工業區附近決定買房子──住所與該工業區隔著一條高速公路，以台北的標準來看，這房子鄰近學校應是不錯環境，直到搬進去後，才知不能開窗，一開整屋子都是臭氣。是工業區飄來的惡臭。他們再也不敢打開窗戶。

「過了不久，我太太不停咳嗽，檢查後發現支氣管炎，她有氣喘。」沈建全的妻子健康出了問題，才第二年，健保卡蓋到Q卡。他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那時如果我有手榴彈，就丟出去。很憤怒！」

因此，投入石化業污染研究，對他來說，是拯救他人，也是拯救自己。

柴靜因自己女兒生病，而藉著調查霧霾與它作戰，朝社會丟球；沈建全這樣的學者，不也是因為妻子健康受損，憤怒地與石化業對抗嗎？

在台灣，這樣的故事非常多，不論是高雄後勁、彰化大城……，都有人因為自己與家人而勇於起身奮戰：「不是怕死，只是不想這樣活。」

看了《穹頂之下》後，許多人發出各種議論，不管讚嘆或質疑，卻少人問自己是否能夠像個母親、像個丈夫、像個家人一樣，成為這塊土地上，為這塊天空發問的柴靜呢？

況且，污染不只沒有省界，更沒有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