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台北天龍隊的球迷

Lamigo桃猿隊在今年職棒新賽季打出「全猿主場」的口號，姑且不論他們實行細節上的正反兩方意見，但桃猿是這個球季各隊唯一繳出明顯主場優勢與氣勢的球隊，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樣的策略卻戳中中華職棒發展的一個痛處：第二十五年了，落實屬地主義的主場卻仍一直是理想。試想，如果台北真的是一支球隊的「家」，就叫它台北「天龍」隊吧，它可以代表多少身分認同的符號於一身？愛它或恨它，就是運動文化凝聚認同的體現，紐約洋基與東京巨人不正是各國首善之都的代表符號，也正是讓大家最愛也最恨的球隊？

運動競賽本身具有認同投射的符號，特別是非敵即友的簡單二分法，讓它輕易地與各層次的認同結合，大至國家民族，小至班級與社區皆然，以歐美都市化與資本主義化的發展，再加上地方媒體的簇擁，使得地方認同與球隊間的結合水到渠成，此時若再加上一些帶有地方色彩的球隊暱稱，那就更加完美地成就一個命運共同體（雖然「桃」「猿」兩字的結合是硬了點，但意思到了）。

以陳偉殷效力的巴爾的摩金鶯隊來說，其暱稱「金鶯」與當初英國殖民時期巴爾的摩男爵紋章上色彩有關，這種當地特有種的鳥就叫做巴爾的摩金鶯，那這城市的球隊不叫這名字要叫啥呢？黑與橘也就順理成章成為球隊的代表色；明尼蘇達雙城，簡單道出密西西比河畔明尼亞波里與聖保羅雙子城的地緣關係、美國獨立革命起源的新英格蘭地區當然要叫愛國者，紐約「尼克」隊 (Knicks)，事實上是著名作家華盛頓厄文當初出版「紐約外史」一書時所用筆名(Knickerbocker)的簡稱，此書影響深遠，而「尼克」一名就進而轉化成紐約客的另一個代稱。因此，就如同費城費城人隊一般，紐約的籃球隊其實也就是紐約客隊。另外，雖然已被抽離了他們的老家，但搬家前的湖人乃以萬湖之州明尼蘇達為家，紐奧良更曾是爵士完美的落腳地。

台灣面積小，但那不是欠缺以運動作為都市或區域認同載具的理由，即便是同一個城市中，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波卡青年隊與河床隊的對抗，就分別代表著工人與上層階級的鬥爭；蘇格蘭格拉斯哥的凱爾特人與流浪者隊就象徵著天主教愛爾蘭移民與新教教徒間的仇恨；芝加哥的白襪與小熊球迷，除了分據芝城南北之外，也代表著階級分野；同位於北倫敦的兵工廠與熱刺更是不共戴天。就以台北來說，天母與大稻埕居民屬性自然不同，運動作為認同的投射，當然有其空間。

上述這些例子，都是出現在19世紀晚期，歐美市民社會崛興與現代化見機之時；日本在二戰前，職業棒球巨人與阪神就已成為關東與關西情結的象徵；1980年代，熱愛運動、軍人出身的韓國總統全斗煥全力發展職棒，當時的韓國雖然經濟已起飛，但市民社會仍在其專制統治下備受壓抑，但也正因為這樣的政經體制，在曾任國防部長的KBO首任會長徐鍾喆強力主導下，指定企業財閥認養球隊並落腳特定區域，以中央政治力半強勢地建立起都市與職業棒球隊的認同連結。

反觀台灣，1990年中華職棒開打，戒嚴時期的社會結構與肅穆氛圍逐漸鬆動，經濟勃興，市民社會於此時萌芽，按理說是職業運動屬地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機，更何況台灣棒球發展脈絡中，也曾有過濃厚的屬地氛圍，「南美和、北華興」是許多球迷津津樂道的回憶，嘉義、台中、花東也都具有濃厚的棒球底蘊，但中華職棒聯盟卻以馬戲團式的巡迴全台作為其經營的模式，儘管統一獅率先認養台南成為其主場，陸續也有不同球隊嘗試落腳特定都市，台灣大聯盟更是完全落實屬地主義，但身處兩聯盟分裂的黑暗時期，使其無從發揮實質影響力，職棒多年失「根」，就算真的曾經有個家，也很難回去了，更何況台灣地方媒體的傳統十分薄弱，缺少了推波助瀾與認同設定的效果。

不管是日本職棒中央與太平洋聯盟，或是美國各項職業運動的分區(組)，「六」似乎是個魔術數字，儘管台灣經濟規模不比美日，但六隊或許是台灣職棒中長期可以期待的規模，也正符合現今六都之勢。但過去二十年間，台灣市民社會的認同，體現於政治、選舉上，運動場上的認同，則完全以國族為依歸，想要重新締結運動與都市的紐帶，難度高了許多，桃猿建立完全主場的企圖，是值得稱許的一步，但這套屬地主義的機制，在台灣已經先天不良，加上有的球團頻扯後腿導致後天跟著失調，這樣一來，主場，還回得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