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技還教育，學生或運動員——大學運動搶人大戰何時方休？

一年一度的全國大專運動會，就像往年一樣，它悄悄地來，又悄悄地結束了。按理說，今年是由台灣大學承辦（主辦都是教育部），巧妙地選在世大運開幕倒數一百天閉幕，暖場意味濃厚，應該更具話題與能見度才是，但相關訊息卻仍僅能靠著承包專案的網路媒體流通。

可以理解，一般民眾對於這賽會並不關注，但這並不代表這賽事不重要，反之，它默默地牽動台灣運動員的生涯選擇以及教育與運動資源的配置。

我們必須先釐清，即便是世大運如此規模的賽事，依舊是一項分齡賽事，FISU（國際大學運動總會）就以17到28歲為上限（籃球上限則為25歲），但自下一屆起，也就是2019年義大利納不勒斯世大運時，參賽年齡的上限將下修至25歲。

反觀美國並不以年齡作為限制，而以固定年限做為基準，即便大學念了六年或是一路念到博士，你在NCAA中能打校隊的時間就是四年，也就是在連續五個日曆年中（5-year clock）擁有四年出賽的年限，但主要項目（棒球、男女籃、美式足球、男子冰球）的甲組（Division I）學校轉學生都必須坐轉學球監一年（NCAA以轉學生需要適應新環境為名，但實質是為了避免頻繁的惡性挖角）。當然美國大學主要運動項目根本就已經是職業規模，牽扯的人與利益甚至可能超越職業運動，但學生依舊僅能以其運動才華爭取獎學金，而得不到任何實質的薪資或報酬。越來越多職業選手以其過來人的經驗，為這些學生運動員爭取突破「純業餘」零所得的聲音也漸成氣候。

看回台灣，大學運動的邊緣不須贅述，但一些學校卻反而直接以金錢或是其他物質誘因招募好手，因為拿到了成績，可以對其招收運動專長生達到宣傳效果，儘管全大運並非國際賽，獎牌數無法直接轉換成教育部體育署的補助，但卻仍舊可以成為學校挾獎牌以間接獲取資源的手段。

因此，學校有此需求，便有運動員在各校間遊走，待價而沽，特別是國手級的絕對炙手可熱。或許有人云，在台灣這個虧待運動員的地方，他們以自身才華爭取資源，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有何不可？

如果在學校「掛戶口」之後，能換取教育上的學習輔導或是運動技能更上一層樓的培訓，倒也無可厚非。但作為運動教育的場域，相關大學校院系更應該思索的是，如何將這些大學生培養成國手的中程計畫，但實情卻是，有些只是短期甚至是任務性的招募現成國手，用後即棄，甚至抱持著反正不論教育或是培訓都有左營國訓中心罩著，學校當局也不需要煩惱的想法。但問題是，在資源如此有限的情況下，運動員的掛戶口就成了國內運動與教育體系資源內耗的零和遊戲，全運會如此、全大運亦然。

其實學生運動員的流動如果發生在一般組（舊稱乙組）而非公開組（舊稱甲組），倒不是那麼大的問題，畢竟NCAA也是對於美國的甲組有較嚴格的規範，乙組（Division II）與丙組（Division III）或是一些較冷門運動項目的轉學規定就相對寬鬆；以台灣來說，一些捨不得畢業而用故意延畢甚至轉學數次的熱血球痴也所在多有，在我自己台大壘球校隊的經驗中，隊上的王牌投手小C哥就一路念上博士，每年打大專盃時總有對手苦笑著問：「他到底什麼時候要畢業啊？」

大學運動員的資格限定，未來勢必會面臨更多的灰色地帶，尤其教育部已經規劃將朝向開放式大學邁進，也就是以學分為準，如此一來，該如何界定從屬學校？種種跡象都顯示，我們是到了該對於大學運動進行更進一步規範的時候了，不管是採參賽年數（NCAA模式）或是參賽年齡訂定上限（FISU模式），甚至制定出一套既能與國際接軌，又符合台灣高教環境的規範都好。同時，學校如何招募學生運動員更該有一定程度的規範，美國NCAA純業餘精神的招募機制或許在台灣並不適用，但也不能任由各校陷入競價割喉戰，否則這些選手遊走各校，其實只是造成國內已經十分有限的體育資源錯置甚至浪費。尤其我們還應該把台灣的文憑至上主義考慮在內。

在美國，運動員以其才華換取獲得教育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我們卻會看到運動員直接以運動成就換取「學歷」。這兩者的差異是非常之大的，前者的意思是說，運動只是一張入場券，知識追求的這條路上，你必須在智識上有所成長，靠自己掙來那張文憑；後者卻成了運動員與學校間獎牌換文憑的交易機制，不用念書，只要為校爭光，學位學校換給你。

既然是大專運動，其本質除了是競技、更是教育的，也因此他們是「學生」又是「運動員」的雙重身分，那麼我們就應該給予符合他們身分的實質學業輔導與技術培訓，更應該提供他們一個明確的遊戲規則，如此一來，也才可以給這個體質已經不甚良善的大環境，避免因為模糊空間造成的集體內耗，才有向上提升的機會。

（本文與國立體育大學副校長黃啟煌教授共同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