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去聽李宗盛，他聽出李宗盛對台北文創的憂心了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27日晚上帶著妻子一起去聽流行音樂界的「教父級」創作歌手李宗盛的演唱會，受訪時柯坦言，他是被文化局長倪重華「拜託」來的，「他叫我要增加點文化氣息！」不知道柯文哲聽完李宗盛跨時空的深情演唱，除了情歌之外，有沒有聽出李宗盛對台北文創的憂慮。柯雖然回應說，「我寧可在家看電視」，但我寧可相信，柯確實希望透過對流行音樂的行動和參與，稍微了解台北流行文化的氣息，也表達對流行音樂界的重視。

李宗盛是我非常仰慕的流行音樂大師，也是台灣重量級的創作歌手和音樂製作人。他生涯寫過無數膾炙人口的音樂和歌曲，從「十七歲女生的溫柔」、「愛情少尉」、「那一夜我喝了酒」、「我有話要說」，到「凡人歌」和給趙傳的「我是一支小小鳥」等等，可以說是句句唱入了人心，也讓我從青少年到邁入中年的大叔愛情心境，和在台北都會生活的忙碌壓力，都在音樂、詞曲和歌聲中得到了撫慰，成為李宗盛的歌迷。

然而市民對於台北市長的期許，當然不只是柯文哲像音樂素人一樣出席一場流行音樂會，更希望知道，柯市長對於台北市文化和文化政策的理解，是否從他的音樂活動參與中，透露出明確的價值與方向。

李宗盛對台灣文創的憂慮：產值替代感動

真正讓我深夜難眠的，是流行音樂教父李宗盛2013年12月11日在天下雜誌的一篇專訪，「文創不在產值，而在感動」。李宗盛感慨地說，「現在大家都在講文創產業，它的意義不在於創造了多少產值，而在於啟發了多少心靈和感動。你說一顆眼淚值多少錢，一個發自內心的微笑值多少錢？」「可是當marketing（行銷）起來以後，他們倒過來跟你說，你照著這個參考，照這個做。今天，八○％到九○％的唱片公司老闆或高階主管，多是財務或行銷出身……沒有人在講這首歌的情感，大家都是在操縱行銷，變成非常生意的事情。」這正是台灣音樂創作人深切的憂慮，也是我的問題。柯市長任用倪局長為文化行政最高主管，究竟希望將台北的文化政策帶往哪裡？

柯文哲和企業背景的準副市長莊淑芬，在決定「文化局」長人選的過程中說明，挑倪重華的主要原因是符合「特殊需求」，也就是「看中他的企業經驗，能應付2016的設計之都和2017世大運。」我充分尊重市長對文化局這個「企業經驗」邏輯的人事選擇權，也認同專業流行音樂人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正當性。但柯市長的決定，的確宣示了台北文化政策未來幾年的基調。我想各界對台北市長文化價值的左、右路線之辯在此，文化「價值」與文化「價格」，文化「娛樂」與文化「高度」之辯也在此，這些都是不容模糊與迴避的。

是的，大家都想改變台北，也同意改變台北要從「文化」和「價值」開始。但問題的癥結是，柯市長團隊對於翻轉台北「文化」的價值、文化的角色和改變文化的手段認知，與文化人之間似乎有著南轅北轍的差距。當文化人天真浪漫地把「文化」當成改變台北的「主詞」或「動詞」時，柯市長和團隊顯然將「文化」當成改變台北的「名詞」、「受詞」和「形容詞」。為什麼這麼說呢？

藝術人的文化改變台北：對現代性都市文化的反省

藝術文化人認為應該用「文化的方式」改變台北：用城市歷史記憶的厚度，用藝術創作的自由表達開放的廣度，用社區再造後的公民文化意識覺醒的高度，用藝術文化對市民生活和生命省思的深度，用政府和市民相互的理解和誠意的溝通、執政者的耐心、真誠和愛心的說服、對市民生活情感的感同身受、市長對文化差異包容的寬度，督促執政者不斷自我反省、自我制約。他們期盼的是用文化來鬆動都市威權和企業資本牢籠對於一般市民生活的控制，解除企業、經濟、競爭、效率、速度、官僚、專業、權力邏輯等等，對市民日常生活的所造成的壓迫。藉由文化和美學的感動來改變台北市的政治、企業和官僚習性。這些都是出自藝術文化人對於「現代性都市文化」的深刻反省與堅持。

也因此所謂都市「文化治理」，是要潛移默化地從本質上來改變台北市的價值，同時不論手段上、程序上、人品上、情操上，都應當符合市民和文化人自我治理、自我調節的精神和「文化優先」的理念來改變台北。至於市長、市政府、文化局長的角色，則在建立一個允許市民「文化參與、文化自治」的法規、體制，透明開放的環境，使得文化漸漸改變目前城市政治權力謀略、商業資本規則凌駕一切的城市價值。

柯式的文化改變台北：都市現代性文化的延續

只是柯市長和決策團隊所謂「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的想法和行事風格，卻延續了「現代都市」、「文化管理」的價值，以及「政治權力」強力的操作。從柯市長的用人哲學和作風觀察，他所謂的「文化」代表的應該是一系列的柯式「現代價值」：

一種蔣渭水式或者柯式棄醫從政的淑世使命價值；一種改變競選政治獻金文化的柯式政治素人價值；一種希望透過柯式市長的魄力和權力，撼動台北的公務體系的能力價值；一種柯式「都市外科手術」、推土機一夕改變體制積弊的專業管理與效率價值（拆除公車專用道）；一種透過2016世界設計之都、2017世大運大型活動賽事匯聚城市能量資本，提昇台北市文創產業產值的柯式文化企業化價值；以及一種凡事講求數字、證據的決策取向，透過都市規劃解決治理者眼中的都市問題，提高台北市競爭力超越新加坡的文化經濟價值。

藝文界的憂慮

柯P目前這種倚重市長政治權力和現代性企業管理效率法則，專業化官僚體制介入的手段，寡頭決策拒絕與文化人耐性溝通的作風，不願誠實面對遴選程序瑕疵和文化局長人品爭議，而嫌惡文化人GGYY不斷刁難的傲慢風格，是幾近霸道地以市長職權來試圖改變台北文化。雖然收到了一時的時效與支持者掌聲，但卻使文化人感到深層的憂慮。他們擔心台北市藝術文化再次被現代性資本威權價值所籠罩，再一次淪為政治人物和企業形塑台北的「工具」，而常民文化生活成為城市治理者認為需要改變的「問題」和「對象」（如文萌樓、剝皮寮、寶藏巖、台北機廠、松菸護樹、Live House）。這與藝術文化人的核心價值幾乎是相互逆反的。

執政者是否會為了符合個人的思想價值，躁進地改變城市文化而不顧程序正義。或者再次使文化成為服務創意經濟成長的「手段」，圖利企業開發計畫。台北文化是否將持續流於娛樂化、產業化的「形式」，受制於消費的規則，服膺治理菁英的「社會設計」，以及都市開發的「規劃藍圖」，而不是回到市民日常生活自治、自決的「價值」與「本質」。

柯文哲市長旋風式的速拆、換人、對槓作風「改變台北」，顯然贏得了許多支持者的掌聲。我也肯定柯市長對改變台灣政治選舉文化和市政革新的魄力。但相對地，譏笑文化界人士「文人相輕」，挑起藝術人與流行音樂人之間的雅俗對立，或者嘲諷文化人自私的希望「自己人」當選，也傷害了很多選前一無反顧協助柯文哲競選的文化人的情感與信任。

台北市文化政策的路線與價值的爭辯

再回到台北市文化政策的路線與價值之爭，作為一個流行音樂人，李宗盛對台灣音樂界產值化和娛樂化憂心忡忡，他說，「我一直在想，作為一個音樂人，你的identity（認同）是什麼？我在這個行業三十五年……我知道，我不要成為韓國。我的意思是，那是一個娛樂產業，唱片公司有專門團隊負責生產讓年輕人拿著螢光棒尖叫的偶像，也有把大家都整容到差不多的團隊。」李宗盛說，「這是一個偉大的行業。而現在，大部份人都看不起我們，覺得我們是小丑。一講到歌手、藝人，都用很廉價、很不堪的文字來描述。對，我們在這個時代變成給別人消遣的，那我唯一能夠反擊的，就是寫一首歌讓你哭。」

李宗盛的專訪說明一個流行音樂人當然有資格作台北市文化局長。但我不知道柯市長除了培養文化氣息外，對李宗盛的流行音樂的感動理念，有沒有深刻的體會。

文創產業和經濟並非與藝術文化不相容，而是需要文化公部門以文化為主體，提出更細緻的藝文政策、更有耐性的文化決策參與和溝通模式，更符合公平正義的文化企業資本獲利分配模式，保障藝術工作者的文化生活權利，讓文化人、企業、政府找到彼此可以相互信任、相互協力，共榮共存的文化治理模式與位置。

執政者，都市的治理者應當思考的是如何透過文化價值來凝聚人心，跨越藩籬、感動人心，讓文化企業的產值合理地回饋創作者，而不是讓文化反而成為撕裂都市政治、經濟、企業與市民的力量。柯市長和倪局長都才剛上任，還是希望他們可以回歸選前文化優先，以及市民參與、開放政府的原則，儘快推動「台北市文化自治條例」和「文化整體影響評估」的制度。透過公民程序匯聚台北市市民核心文化價值，讓都市的治理回歸文化價值的辯論，而非政治、企業關係的手腕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