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台灣自己救：你是革命家，還是經理人？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美國前ITT公司董事長格林在《論經理人》一書中羞辱性的問讀者，「你究竟是不是一個經理人？如果是，那就請你今天就開始：經－營－管－理」。套用格林的句法，毛澤東的話可以翻譯為：「你究竟是不是一個革命家？如果是，請你今天就開始：革－你－敵人的－命」。

毛澤東和格林，兩個時空中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企圖用一句話扭轉聽眾的意識：老兄，醒醒吧，弄清楚你的志向，你的角色，不要拖泥帶水，不要心存幻想，抓住焦點，日日做、月月做、年年做。

經理人和革命家的成功之道是一樣的，但是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革命家需要一個敵人，需要革它的命，敵人說好的東西，我一定說壞，敵人說壞的東西，我一定說好。而經理人不需要敵人，他只專注於改進一切可以改進的東西，發明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東西。革命家和經理人都看到問題，都探究問題的根源，但革命家注重的是問題後面的結構性脆弱點，以利一槍斃命，而經理人注重的是問題下是否還有可利用的生命點，以利重生。打個比喻，革命家和經理人都討厭瘋狗，但前者想的是如何滅絕瘋狗，而後者想的是如何由瘋狗體內提鍊疫苗血清。兩者關注的東西不同，焦點不同，成就感的來源也不同。

台灣青年的革命精神高漲

看看台灣的現狀，政治百病叢生，經濟任由外在環境擺佈，人心焦躁浮動，你覺得是革命精神才能救台灣，還是經理人精神才能救台灣？再深一層發問：你覺得自己是革命氣質多一些，還是經理人氣質多一些？

我無法就這問題做民調，但希望有一天某個民調機構願意做這樣一次公益性民調。從表象看來，或說從媒體、網上的氣氛看來，台灣現在處於革命精神高漲的階段。推翻資本家、消滅國民黨、擊破民進黨、撕掉假面具、誰窮誰有理、誰年輕誰無罪……

有時，革命是必須的。當社會中所有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都再也看不到任何可以經由改造而進步的生命點的時候，當他們對任何創新可能性絕望的時候，那就只有革命了：推翻一切從頭再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必須的；若非蔣經國死前開放黨禁，一場革命也是必須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須的？

中國式革命的代價

進行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是經典中的經典，這一棍子把中國人全體打矇了。文革已經結束了將近40年，但是它在中國國民性格中留下的烙印，尤其是那種「理想無上限、道德無底線」的紅衛兵「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還主宰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甚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個人推測，即使有一天，例如20年之後，中國進入了所謂的「民主自由」階段，文革精神還是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漂浮在中國大地上，那時中國人才會覺醒，原來「民主」的軀殼裡也能躲藏著革命的幽靈，原來一人一票的選舉還能用紅衛兵精神搞。這很奇怪嗎？一點也不會。一千年前的水滸梁山泊造反精神，近兩千年前的三國你死我活鬥爭精神，到了21世紀不還是被中國人普遍默認嗎？手法不還是一再重複嗎？

相較於革命精神，經理人精神在中國文化圈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有史以來，中國人長於實用技術，短於科學探究，見招拆招的能力很強，但原理性、系統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弱。缺少了系統原理的指導，很快的就會出現混亂，而中國人對亂像的第一反應就是強行控制，越亂就越控制，隨著控制的力道，集權自然產生。當集權到了頂峰，腐敗必然產生，此時只能革命了，不論是來自百姓的革命，還是來自宮廷內部的革命。基本上，中國歷史就在這種 「混亂－控制－集權－腐敗－革命－混亂」的循環之中。相較而言，西方在科學精神傳統下，不斷的由原理性下手，發展出了種種疏導亂象的政治治理原則，人民也依循科學精神，逐步形成自治能力。因而在西方，經理人精神是普遍的。

台灣政治中「經理人元素」大幅退化

鏡頭拉回台灣。比起3000年正史、960萬平方公里面積、人口13億的中國，我們這個400餘年正史、1/300面積、1/60人口的國度，算是歷史的幸運兒。經理人精神在台灣，雖然以西方的標準看來依然薄弱，但是比起中國，台灣算是已經破繭，雖離長成蝴蝶還很遠，但是動力已在。

在經濟領域，大中小行業內，台灣都可找到一些「只要還有改善空間，我就不停止」的人物；在社會領域，也有不少「只要還有一絲希望，我就不放棄」的團體或人士。人民已經開始懂得用經理原則監督政府，並且實施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台灣各個居民社區的管理委員會文化，所有社區都已經進入了良性的自治循環，充分發揮了經理人精神。

遺憾的是，一旦碰到政治，台灣人的經理人元素就退化了，體內的中國式革命元素，就像癌細胞一樣的復甦。公平地說，這不能完全歸罪於國民素質；革命精神能夠如此容易的被煽風點火，主要原因還是台灣政治中的「集權」成份尚存。台灣主流政黨的黨章，都還是剛性黨章；台灣的公務系統，也還是金字塔型的集權結構；中央和地方的體制，還是一種權力博弈的機制。於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疏導機制，竟然窄化為革命精神的載具。選舉在台灣，主要用來推翻敵人，而不是提煉政策。

革命家救台灣？經理人救台灣？

關鍵問題來了：台灣體內的集權文化殘留，是不是一定得通過革命手段才能去除？或者，它可以通過經理人精神予以化解？如果你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推翻一切從頭再來，那麼，請再問自己下一個問題：推翻之後，革命者能夠「解甲歸田」，放下革命精神改以經理人精神治國嗎？或者，用選舉把敵人的命革掉之後，換來的只是另一場抓權的盛宴？

人類歷史上的幾場知名革命，包括法國大革命、共產革命，已經證明了，用革命推翻集權，結果會帶來更加的集權。這道理不難理解，「以暴制暴」起的是反效果，老師用暴力對付暴力的學生，我們都知道後果是什麼。

在硬體上，台灣現在已經百病叢生。土地的災難，河道水庫的嚴重淤塞，工業的污染，當年無章法的地下管線險象，都市容貌破舊，路面坑坑窪窪，鐵路設備老舊，機場不敷使用。在制度上，台灣已經到達「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末期，舉凡教育制度，產業制度，金融制度，勞工制度，移民制度，都已經衣不蔽體、矛盾百出。這些，都是鐵的現實，只有靠著經理人精神才可能挽救，革命精神在這種硬碰硬的建設面前，可說是毫無用武之地。

台灣的基礎建設以及資源環境，必須進行的不只是「都更」，而是更根本的「國更」。正如都更，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把整個區域炸掉重建，但我們能把台北萬華區整體炸掉而後重建嗎？都更，只能在完整規劃下，一條街一條街的進行。「國更」正如「都更」，需要的是整體規劃，加上經理人精神下的一件一件執行，而不是革命精神當道，拆了炸了再說。

你的周圍，有多少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有多少願意參加一場「經理人國更」運動的人？或者，你的周圍都是革命家？這種經理人／革命家的比例，將決定台灣的命運。如果你自認為天生具有超強的革命情操，那麼不要忘了時時問自己：然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