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天恆/彼得辛格談二十一世紀重大倫理議題
上個月底,倫理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於澳洲國立大學公開演講,主張有三個迫切的倫理議題值得大家重視:貧窮國家、全球暖化和動物福祉1。基於場合,在這場演講中,辛格的呼籲對象自然是澳洲人,然而,你會發現他的論證也適用於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富裕國家人民。著眼於這些迫切問題,辛格主張:
- 我們應該至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給有效的公益組織;
- 我們的國家應該要大幅減少排碳;
- 我們應該吃素。
辛格的論點中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他確實說明了為什麼這些議題是「二十一世紀」的問題,而不是「二十世紀」或更早。相較於一些人不區分「人類亙古以來從未解決的嚴重問題」跟「目前我們面對的嚴重問題」,辛格很清楚地說明,他指出的問題,為什麼是這幾十年才冒出來的。
極度貧窮
當人陷入極度貧窮,代表他無法穩定滿足基本需求,例如食物、乾淨的飲用水和基本醫療等等2。相較於過去,這個世界已經改善許多,但全球仍有超過七億的人活在貧窮線以下。雖然每年因為缺乏營養、乾淨飲用水而死亡的兒童已經從接近一千萬下降到約六百萬,但數字依然龐大。
辛格用以下這個思想實驗來說明救人的義務:如果我們看到有兒童在池塘溺水,跳下去可以救她,但是會弄髒我們新買的名貴衣服,很不方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似乎仍有義務要跳下去救人3。因此辛格認為我們應該接受:
如果我們有能力以相對微小的代價拯救人命,我們至少有義務要付出這些相對的微小代價去拯救人命。
辛格進一步論述,我們對貧窮國家的義務也是如此:
- 如果我們有能力以相對微小的代價拯救人命,我們至少有義務要付出這些相對的微小代價去拯救人命。
- 現代科技讓我們有能力以相對微小的代價拯救人命。因此,
- 我們至少有義務付出這些相對微小的代價去拯救人命。
或許在幾十年前,我們無法有效運用金錢協助極度貧窮的人。然而,發達的科技、有效的慈善基金會讓我們可以輕易把錢捐到有用的地方,可以提供食物、乾淨的飲用水、基本的醫療、蚊帳等等,防止許多人死於可以避免的疾病、飢餓等等。
這之所以是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倫理議題,而不是二十世紀或十九世紀的,在於過去我們並沒有這種程度的能力去救人4。或許我們不用像某些效益主義所主張那樣,捐出一切去幫助過得比我們慘的人。然而,我們有義務至少捐一點。至於捐多少,辛格認為「收入的十分之一」是合理的比例5。
全球暖化
辛格認為全球暖化的存在在科學上相當清楚6。大量使用石化燃料帶來的全球暖化,已經造成許多災難。如果我們不大幅限縮石化燃料,問題只會愈來愈嚴重。然而,就算接受「我們應該大幅限縮石化燃料」,我們也得問:「這裡的『我們』是誰?」或者更精確地追問,「到底是哪些國家有義務這樣做?」(畢竟顯然不會是那些相較之下幾乎沒在用石化燃料的國家)
我們可以先簡單列舉一些看似合理的分配正義原則:
- 誰搞砸的誰負責;
- 依照人口比例分配;
- 優先協助受害最深的國家。
辛格簡單地解釋了一下:
- 我們如果去亞洲商店買東西,往往會看到「損毀照價賠償」;當下的全球暖化是過去的工業發展所造成的,氣候可以說是這些人弄壞的,因此他們應該負責。
- 要防止暖化,全體人類的排碳必須控制在一定的額度裡面。我們就把這個額度,讓全球七十億的人平分,讓每個人擁有自己的額度,這樣看起來滿公平的。
- 現實上,很多人支持羅爾斯的分配正義理論,認為資源分配結果應該要對處境最差的人最有利,除此之外盡量公平。
或許這些原則在實際執行的細節上會有一些分歧,但大方向很一致:
- 誰搞砸的誰負責;
- 依照人口比例分配;
- 優先協助受害最深的國家;
- 富裕國家過去的排碳造成今日的暖化;
- 富裕國家個人平均排碳遠超過防止暖化的個人額度;
- 富裕國家剛好受到暖化影響最少,相對地貧窮、排碳少的國家(特別是赤道附近的南亞、非洲國家)受害最深。因此(依據1和4;2和5;3和6);
- 富裕國家,特別是美國、澳洲,應該要大幅縮減排碳(當然,如果應用到台灣,台灣的個人平均排碳名列前茅。)
這之所以是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倫理議題,在於石化工業從上個世紀後半到這個世紀開始迅速發展。如果我們不立即減少排碳,將會帶來災難。
動物福祉
身為效益主義者,辛格認為人類必須公平看待動物的利益。然而,我們不需要擁抱效益主義,就可以看出當代肉品生產的問題。我們只需要認同,「人類不應該為了享受而凌虐動物」。
這個義務似乎還滿符合直覺的,享受並非必要,而虐待不可取:我們不會覺得為了娛樂而把活生生的貓、狗或任何其它像是牛、羊、豬、雞等動物活活燒死,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事情。然而,若接受此說法,我們就必須面對它的推論後果:
- 人類不應該為了享受而凌虐動物;
- 肉品生產就是為了人類的享受而凌虐動物。因此;
- 我們不應該維持當代的肉品生產。
肉品的生產是為了人類的享受,因為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健康。肉品的生產是一種凌虐,因為多數生產過程極其不人道。舉例來說,豬隻往往被關在狹小到無法轉身的牢籠裡面,躺在鐵欄桿上方便將糞便沖走;禽類多半數以萬計地擠在狹隘空間中生存,許多因為品種篩選而發育極快,而這些嚴重過肥的雛鳥往往因為骨骼無法支撐身體重量而骨折無法行動,最後渴死、餓死。
之所以要把肉品生產特別挑出來談,在於龐大到無法忽視的數字:全球每年約有六千五百億動物(不包括魚)死於宰殺;光是在美國,每年約有一億四千萬隻雞因為生病、受傷而死亡以致無法存活到宰殺。在美國,這個數字遠超過動物實驗、毛皮、棄養安樂死等各種東西全部加起來的兩千五百萬。後者確實是嚴重的問題,但前者更為迫切7。
這之所以是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倫理議題,辛格指出,在於人類從來沒有像這樣大規模、低人力地生產肉品,並且,這些過程的殘酷也是過去無法比擬的。
問答
以上,辛格說明了貧窮國家、全球暖化、動物福祉這三個議題為什麼會是我們面對的重要問題,在這場演講後的問答中,也有一些有趣的討論,我一併附上。
Q、你對電車問題的看法?
「我會按按鈕。我也會把胖子或背著大背包的人推下去。下一題。」
Q、你提到的一跟三,個人似乎可以有些影響,但是個人不排碳似乎對國家政策、整體排碳沒什麼影響。
「身為公民,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地去影響政府政策。這當然包括訴求、抗爭,也包括支持環境友善的政黨。」
Q、心理研究指出保守人士聽到「傷害」、「公平」等言語,反而更不支持環境友善政策。這種反效果同樣會發生在其它議題上。你是否能夠協助我們將你的一些論點轉換成保守人士聽得懂的說詞?
「保守人士重視未出生的嬰兒,我相信他們大概也會重視五歲以下的貧困兒童。聖經也提到我們要盡我們的職責去好好管理動物,而顯然凌虐動物算不上是善盡職責。」
(辛格大概沒搞清楚「捍衛生命」(pro-life)跟「捍衛生產」(pro-birth)的差別,許多保守人士自稱是前者,但其實是後者8。)
Q、有什麼哲學問題讓你輾轉難眠?
「以前我會很擔心non-identity problem9,但現在我認為要留給其他人去解決。相對地,讓我輾轉難眠的是如何號招更多人一起道德地生活。」
Q、你捐多少?你捐給哪些基金會?為什麼?
「我跟我太太一開始捐十分之一,目前十分之三,正在朝二分之一邁進。我捐給Oxfam,因為他們似乎做了許多無法量化但是很棒的事情。我捐給有效行善所推薦的網站。我也捐給Give Directly。我認為這是直得嘗試的社會實驗。在非洲有些國家電子商務相當發達,可以把錢存在手機裡面。Give Directly正在實驗類似無條件基本薪資的實驗,我們要看是否真的如同保守人士所說會讓人好吃懶做,還是會讓人拿這些錢去投資生意、子女的教育等等。」
Q、電車問題如果是五個動物對上一個人?
「取決於哪種動物、人的心智是否健全以致可以享受足夠的快樂。我多半會選擇人。」 (有趣的是,正是前幾天以及這陣子辛格被抗議的論點嗎。不過這確實是重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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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題目為"Living Ethically in the 21st Century",但我覺得直譯不好聽。
- 基本上就設想身處美國,每天花費在1.9鎂以下的生活。
- 可參考Singer, P. (1972).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29-243。Singer在該文確實主張我們應該給超多,但是在演講中並不強調我們一定要這樣;他只強調我們至少要給一些。
- 可參考:http://www.givewell.org/、https://www.thelifeyoucansave.org/。
- 事實上,以「能力」為基礎的義務是最溫和的假設。相對地,許多人開始尋找更強烈的基礎,比方說「傷害後的補償義務」。舉例來說,T. Pogge的知名論述便是富裕國家「造成」貧窮國家的貧困,因此有非常強烈的補償義務。可參考Pogge, T.(2005).Severe poverty as a violation of negative duties.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1), 55-83.
- 「乾淨煤炭」是個謊言。
- 可參考:http://www.countinganimals.com/。
- 許多反對墮胎合法化、反對衛生政策提供或支助墮胎選項的保守人士,認為自己的動機是基於要「捍衛生命」。然而,他們除了沒有搞清楚禁止墮胎並不會真的降低墮胎率(只會降低合法墮胎率)以致於不會真的捍衛到任何生命之外,更讓非法、不安全、危及生命的墮胎成為許多人唯一的選項。此外,他們對生命的捍衛通常也只局限於嘴巴上說自己捍衛生命,對於戰爭、難民、槍枝等造成大量死亡的問題無動於衷。記得這並不是反駁他們反墮胎的論證,而是指控他們雙重標準、偽善,讓我們清楚明白對這些保守人士可以有怎樣的合理期待。因為這種偽善,辛格自然無法跟他們的「捍衛生命」產生共鳴,讓他們把「捍衛生命」延伸到幫助貧窮。這也就是為什麼清楚區分「捍衛生命」與「捍衛生產」的差別很重要。
- 哲學家帕非特(Derek Parfit)於Reasons and Persons(1984)一書提出了許多跟人格同一性有關的問題,其中一個是the non-identity problem。我們可能很直覺地認為「傷害」是讓一個人過得沒原本好;我們很直覺地認為環境、衛生政策等,做得不好的話會「傷害」到我們的後代;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選擇不同政策,只是讓「不同的人」出現,而不是讓「一些人過得沒原本好」。因此,我們很難解釋不好的環境、衛生政策哪裡有問題。這是一個難題,而許多哲學家嘗試提出不同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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