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育廷/你快樂也是我快樂——快樂指數該怎麼測量?
聯合國組織公布的2018年世界快樂報告中,台灣的快樂指數排名第26,高居東亞國家之冠1。如果你覺得這個結果沒有確實反映出台灣人的快樂程度,那你可能會想問該報告的研究方法是什麼?
究竟該怎麼測量快樂?最陽春的方式或許是直接問當事人,在0到10之間挑一個數字來表達自己的快樂程度。這個數字得到的結果就是他的快樂指數。
這個方法看起來簡單,不過每個人對快樂的衡量不盡相同。張三或許認為快樂程度「7」代表自己平常心情還算好;李四可能覺得要達到「7」,必須要「覺得自己的生活有價值」。如果同個數字對不同受測者來說對應到不同事物,就沒有比較的價值了。
為了讓標準更統一,有些研究者嘗試劃分幾個重要的生活領域,分別詢問滿意程度。例如英國家庭小組調查(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BHPS)劃分出工作、財務、健康、住屋、休閒時間的數量、休閒時間的運用、社會生活與婚姻。2
我們可以假想,在受測者評估完這些領域後,接著再問:「你對於你的生活整體有多滿意?」,得到的答案或許會更貼近人們的快樂程度。
然而,麻薩諸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哲學家費爾德曼(Fred Feldman)認為這種方法會面臨幾個困難。
用滿意度來測量快樂的幾個問題
首先,快樂程度可能受到上述領域之外的事物影響,例如:社會是否正義、棒球隊的表現、政治人物的發言等。就算你對自己的工作、財務、健康等領域都很滿意,但也可能會因為這些未被調查測驗涵蓋的事物而感到不快樂,反之亦然。
再者,人們對這些領域的重視程度也不盡相同。當比較重視工作的人遇到工作低潮,快樂程度受到的衝擊也相對比不重視工作的人更大。另外,受測者可能根本沒想過研究者提到的領域,因此在作答時一邊想著自己先前沒想過的領域的滿意度,一邊也改變了自己的快樂程度。
例如:張三從平時的吃、喝、玩中獲得了許多樂趣,卻從未反思自己的工作、財務、健康等領域是否合乎理想。在研究者問張三是否對上述領域感到滿意時,他發現自己的生活其實與理想狀態差得遠,因而張三的滿意指數很低。不過,這是被測驗本身干預過的結果,不是張三本來的快樂程度。
該怎麼改進這些問題?
費爾德曼的建議是:先讓受測者自己來列清單,並讓他自己分配權重。比如說,調查者可以問這樣的問題:「這些天來你最關注的議題有哪些?」接著要他在0到10之間,挑個數字來代表自己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
讓受測者自己列出關注的議題,可確保這些議題跟他的快樂有緊密關聯,也可避免受訪者因碰觸他完全沒想過的議題,使得測量產生偏差。
此外,要求受測者指出自己對這些議題的關注程度,也讓整個測驗能凸顯出人們對不同議題的重視程度。接下來,我們該問受測者「對自己列出的議題有多滿意」嗎?費爾德曼不這樣認為。他指出人對一件事情感到滿意,與從這件事情獲取快樂是獨立的兩件事。考慮以下例子:
在戰亂中僥倖存活的李四,雖然現在身在難民營中,沒有感覺到喜悅,但因體會過種種苦難,發現和平生活的可貴。因為適應艱苦的條件,所以只要活著有飯吃,能保障基本的安全,就很滿意了。
假設李四只關注難民營的生活,而他的確有飯吃,也有基本的安全保障。那麼在這個案例中,李四雖對難民營的生活感到滿意,卻遠遠稱不上快樂。所以,人有可能過得不算快樂,卻感到很滿意。反之,人也有可能從自己關注的事情中得到快樂,卻覺得不夠滿意。考慮以下案例:
王五是個自私的富翁,他過著奢華的生活,而且只關心自己的生活過得好不好。雖然王五有從高品質的物質生活中得到快樂,但他是個非常有野心的人,他總是不安於現狀,追求更好的物質條件。換言之,他永遠不會對現在享有的事物感到滿意。
這個例子表明,對不知足的人來說,雖然他可以過得很快樂,卻不見得會感到滿意。
因此,「滿意」與「快樂」是彼此獨立的概念。滿意的人可以不快樂,快樂的人可以不滿意。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人們說「知足常樂」,卻不說「知足便是樂」。
此外,用滿意程度來推算快樂程度,至少會遇到上述案例中的兩類問題:適應悲慘環境的人可能會對沒有快樂的生活感到很滿意;野心勃勃的人可能對很快樂的生活感到不滿足。
基於這些考量,費爾德曼主張更好的做法:改問受測者對事物的發展感到愉悅/不悅的程度。受測者可以從-10到+10之間挑一個數字,來表示自己對一個議題的愉悅程度。+10代表對這個議題的發展感到非常愉悅,-10則代表非常不悅。
結合先前所提的步驟,我們可以整合出一種計算快樂的方式:
受測者的快樂指數,就是他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乘以其愉悅程度後的加總。
我們可以用一張簡單的表格說明這個計算方式:
議題 | 對議題的關注程度 | 對議題的愉悅程度 |
---|---|---|
全球暖化 | +3 | +5 |
工作 | +5 | +8 |
若套用上述算法到這張表格上,則受測者的快樂指數是(15)+(40)= 55。
這個算法的優點,是它可以避開李四與王五的問題。
因為李四只關注自己的難民營生活,同時對其愉悅程度很低,所以他測出來的快樂指數會很低;因為王五只關注自己的物質生活,同時從中獲得不少愉悅,所以他測出來的快樂指數會很高。故採用愉悅程度代替滿意程度,可以解決前述提到的問題。
新測量法的幾個先天限制
費爾德曼也體認到,新的測量方式還有一些根本的缺陷。直覺上,快樂的程度沒有限制。當你過得很快樂時,你仍可以想像自己過得更快樂的情況。
實務上測驗應該會設定議題的數量上限,比如說每個受訪者最多只能把十個議題納入考量。當滿意程度與愉悅程度的最大值是+10,整個測驗最高的快樂指數就是+1000,不會高於這個數字。既然人有可能擁有更高的快樂程度,這個測驗的限制便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
不過,我認為從快樂測驗的公共目的來看,這個限制還蠻有道理的。假設快樂程度超過+1000的人是極少數,而當政府要把人民快樂指數的平均值當作施政參考的依據,對快樂指數設定上限,便可以避免快樂的平均值受極端個體影響,而無法反映人民的普遍快樂程度。
這個測驗的另一個問題,是在調查長時間的快樂時,受測者可能無法正確回想起自己過去的快樂程度。比如說:當問張三過去一年對工作有多麼愉悅時,有可能張三過去一年以來,經常對工作感到十分不悅。卻因為一時心情好,就高估了過去一年對工作的愉悅程度。若是如此,張三的回應,便沒有忠實反映出他過去的快樂程度。
針對這個問題,費爾德曼坦承他自己也還沒想到解決的辦法。
小結
我介紹了用滿意度來測量快樂,會遇到哪些問題,並試圖介紹哲學家怎麼修補這些問題。我們看到,就算是用「滿意」這樣與快樂常常伴隨出現的現象,來測量人們的快樂程度,也會有失誤的可能。
你可以試著用上述批判滿意度測驗的思路,來看待最初提到的世界快樂報告,想想看當中的這些問題:「你上個月有沒有捐錢給慈善機構?你對自己做生活決定的自由感到滿意嗎?政府/商業貪腐是否普遍?」研究者用這些問題來衡量人們的快樂指數,是否也出了什麼問題?3
|參考資料|
- Feldman, Fred. 2010.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Happ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1~252.
- 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8,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pp. 20~21.
- Van Praag and Ferrer-i-Carbonel. 2008. Happiness Quantified: A Satisfaction Calculus Approach.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6~47.
- 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8,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pp.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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