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緯／文化認同為何重要？台灣哲學家選讀——林茂生

一個人失去其文化是不幸的，因為這預示了性格崩塌跟個人生存根基之毀敗，尤其是在受到外來壓迫時。

——林茂生（1887─1947）

接受教育，成為有用的人。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在什麼意義上？而語言作為社會發展的媒介，就外來語跟母語教育政策，該如何權衡？活躍於上個世紀的台灣哲學家林茂生，反思其身處植民¹社會的教育文化——尤其是本文後面會提到的「日台共學」——所提出之看法，或許也能夠為當下的我們，在思辨教育目的為何之參照點。在其博士論文，林茂生提出這樣的見解：

一個人失去其文化是不幸的，因為這預示了性格崩塌跟個人生存根基之毀敗，尤其是在受到外來壓迫時。台灣人民，做為華人（Chinese）這相當個別化的種族（individualized race）²，強烈感受此真實，而且會更希望維繫其自身文化並且帶入學校裡。華人在每個層面都有如此態度，在其長遠文化之中，遭逢諸多危機，不管面臨如何艱難障礙，仍度過困難並更為精細、更為堅強地保存其文化。³

語言教育的鋩角

在這篇博士論文裡，林茂生批判了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實施的語言教育。其基本論點，則有幾點歸結：

1. 若（語言）教育用一種外部權威由上到下的強施（coercion），不僅壓抑既有社群原生脈絡，對於該社群脈絡中成長之個體，其人格發展亦有損害而喪失自尊與創造力。
2. 語言是社群（community）的重要環節，甚至是社群的根基之一。若用強施的同化政策消弭掉原生社群的語言，不但造成原生社群對其外部權威之厭惡而產生對立，進而因為無法用熟悉的慣用語言表達自己的生活及思想，而對社群發展有負面影響。
3. 就當時日本植民後期的台灣而言，國語（日本語）與社群慣用語言（漢文、台灣語）不應該是以前者強施同化後者的政策，而應該是兩者並列教學，讓個體在無論是既有原生社群脈絡、亦或是外來植民者所帶來的語言文化，可以自由運用不同語言所習得的智識，促進經濟、文化社會的創造進步。

於是乎，林茂生就以上歸納之論點，批評了當時日本植民的語言文化及教育政策，尤其是「日台共學」的同化政策。「日台共學」算是修正日本植民前期區隔語言社會的教育政策，但其目的是以日本語同化台灣語言文化的社群。林茂生認為，這不但無法達到日本植民政權所欲的同化目的，反而只是壓抑受到植民的台灣社群，使得台灣社群隱含著文化自卑感，以及植民政權的社會衝突對立。如借用台灣教育史學者陳培豐先生的重要研究著作，林茂生所批評的正是一種帝國「同化的同床異夢」。

然而，必須注意與強調的是，儘管批評外來植民政權的同化政策、以及肯認原生台灣語言文化的重要，林茂生並不是原生主義的本土主義者（nativist）。林茂生一方面仍肯定日本植民政權對台灣教育提供引進「西方文明」（儘管這個詞在當今是不符合政治正確，但請留意在19、20世紀的智識圈是稀鬆平常的）的觀念工具，另一方面也提醒用台灣話學習其他語言文化，甚至採用當時日本語、西方語言如英語、德語等地混合外來語翻譯（相關材料可參考《台灣教會公報》刊載林茂生教授的〈新台灣話陳列館〉系列）。

換言之，林茂生所批判的是日本植民語言教育政策，是一種謹謹將教育工具化（同化）的智識工具，也謹謹讓受到如此教育的受眾異化的某種植民工具而已。這點也可遙遠呼應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半教養」（Halbbildung）觀念，批判某種工具化的教養使得人成為異化的生產工具，而非有自我創造能力者。受到杜威、門羅等教育哲學家影響的林茂生，儘管可能沒有讀過法蘭克福學派，但站在某種全人教育的自由主義觀念來批判植民政權的工具化教育之立場，則有不少相似之處。

林茂生的台灣哲學

林茂生是台灣哲學近代化的奠基者。1916至1917 年於東京帝國大學刊物《東亞研究》接連發表〈王陽明の良知說〉兩篇，在日本陽明學跟德國觀念論的基礎上，將理學的朱熹、王陽明與西哲近代化的笛卡兒與康德做比較，奠定了台灣哲學近代化的基礎。

林茂生出身書香世家，自幼受到傳統漢文私塾教育與西方基督教的濡染。附帶一提，台灣南部的林家受洗自巴克禮（Thomas Barclay，1849 — 1935）牧師等宣教的蘇格蘭系基督教長老教會，有別於北部為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 — 1901）牧師等加拿大系長老教會。台灣南北不同系統的長老教會要到戰後 1950 年代才合併。

1908年，林茂生負笈日本京都，爾後就學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專攻東洋哲學。回台後任教於台南長老教中學、台南商業專門學校，亦在台灣文化協會的夏季學校開授「西洋文明史」、「倫理哲學」等，是當時受到日本植民政權與台灣公民社會非常重視的智識份子。

1927 年，林茂生接受日本總督府公費赴美留學，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實用主義者學家杜威（John Dewey）與門羅（Paul Monroe）門下，研究日本植民統治下的台灣公共教育政策。由於其學識背景，無論是日本植民統治與戰後中華民國接收期間，林茂生都擔負相當重要的學術角色。

在台北帝國大學於戰後過渡為國立台北大學、爾後國立台灣大學期間，林茂生擔任先修班主任並代理文學院院長。此外，林茂生也擔任《民報》創社社長，《民報》承續中國國民黨草創時期之同名刊物，以及日植時期蔣渭水《台灣民報》等自由文化之精神，旨在建立台灣人在國府接收時期重建中國自由主義的教養。然而，戰後接踵而來的政府官員貪瀆、市場價格浮動、搶案等社會案件頻傳，《民報》對國府接收貪瀆失能的批評也日趨強烈。

1947年二二八事變爆發，林茂生遭到疑似便衣人員帶走私決，是眾多遭此歷史巨難的罹難智識菁英之一。

行動的哲學家

誠然，如同其他當時甚至當今的台灣哲學家與思想者，林茂生並不是一個純粹做紙上思辨的哲學家，對於教育思想的推催更是落實在實際行為。在日本植民時期的 1920 年代，林茂生即為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成員之一，倡議具有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民族。

前面也提到，林茂生在台灣文化協會的夏季學校開授相關課程，乃至戰後創辦的《民報》倡議台人應學習（中國）國語，即使當時台人仍有相當程度的漢文能力了。必須留意的是，儘管其當時的國族認同介於中國與台灣之間，但是否將台灣既有的語言文化（儘管林茂生的認識以現在看來是帶有漢本位主義的）完全等同前來接收的中國文化（更精確地說，近代化成為共和體制的中國），箇中並無、也不應有優劣之比較，但也絕非完全沒有隔閡的鐵板一塊。

而如同當時諸多台灣智識份子一般，林茂生本期望對戰後台灣教育有所建設貢獻，無奈二二八事變的爆發使得他成為國家暴力的犧牲者。而且，林茂生對日本植民政權的教育政策之管見，在當今仍有不少相似之處，值得作為我們在閱讀台灣哲學思想的參照點。

• 文：吳冠緯。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系博士生。潛讀當代歐陸與東亞思想史。
• 更多：Web｜FB

延伸閱讀

1. 林茂生，1929，《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Problems）。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2. 陳培豐，2006，《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教育史再考）。王興安、鳳氣至純平 中譯。台北：麥田。
3. 駒込武，2019，《「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上）（下）》（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台南長老教中学校からの視座）。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 中譯。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本文使用日文「植民」而非「殖民」，意在強調彼時日本殖民的面向。
• 受囿自彼時的社會文化，林茂生處於中國人認同與台灣人認同的夾縫之間，仍為曖昧難明的狀態；儘管如此，林茂生的哲學視野似乎仍超越歷史之壁，對於我們反思語言文化的教育，依然有參照之處。
• 林茂生，1929，《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Problems），頁 123。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論文。（漢文翻譯：林詠梅。部分行文為本文作者潤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