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人／人類脫貧是因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至上論」沒告訴你的真相
世界上一直有一定比例的人相信，資本主義讓人擺脫貧窮。熟讀《真確》、《再啟蒙的年代》，或者經常閱讀自由市場至上論文章的人，應該很熟悉下面這張圖：
該圖顯示：
- 在工業資本主義出現之前，90%的人類活在貧窮之中。
- 全球貧窮率自1820年代以來穩定下降，而且下降速率越來越快。
該圖的廣傳最早來自Ravallion（2016）的著作，之後無論著名語言學與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再啟蒙的年代》，還是公衛學家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真確》都繼續傳播，而且認為這代表資本主義讓人類擺脫貧窮。Rosling甚至表示，在資本主義之前，人類處於普遍的貧窮狀態已經延續了十萬年，換言之，資本主義是人類等了十萬年的救星。
這些說法很有吸引力，例如：
- 不管你是左派、右派，都會同意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自19世紀初以來突飛猛進。
- 另一方面，改善物質條件所需的營養、教育、水電運輸等等，全都需要大量投資。除了資本主義以外，似乎沒有其他方式可以為整個社會提供這麼巨大的資源。
- 若無法改善生存環境，貧窮似乎在所難免。
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熟悉批判的讀者，很可能在閱讀這類說法時，已經在心中隱隱問過幾個問題，例如：
Q1. 該研究界定「貧窮」的方法合理嗎？Q2. 1820年代之前發生了什麼？Q3. 資本主義不是會擴大貧富差距嗎？這樣的體制要怎麼讓人脫貧？
當然，我們不是經濟史學家，沒有大量的時間和專業技能，去從大量的歷史資料中整理人類經濟條件的變化。所以即使對此抱持懷疑，也只能等待其他專家來回應。
幸好回應來了：經濟人類學家Sullivan與Hickel最新發表的論文指出，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改善人類的經濟條件，甚至經常在擴張的過程中惡化了當地的經濟條件與生活水準。更好玩的是，該文質疑的方式，剛好就是前述的三個問題。
這樣的思考與研究方式，對於資料判讀能力，以及思考資本主義利弊都相當重要。故本文決定簡述Sullivan與Hickel的論文，並附上一些自己的評論。
「貧窮」是什麼意思？
在Ravallion的研究裡，「貧窮」指的是每日生活費低於2011年的1.90美元。這是世界銀行2015年10月以來採用的門檻，此門檻根據最低水準的居住、營養、健康、教育與資訊等等，每人每天至少必須花費多少錢計算得出。
這個抽象原則很合理，畢竟如果連最基本的安全與健康都無法滿足，實在不太可能穩定工作賺錢，更不用說累積資本，從投資自己和他人中賺錢。
但這種門檻在實際計算時，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都是從市場上買來的嗎？如果你的生活所需大部分不涉及錢、沒有交易紀錄，有可能你在「帳面上」很窮，但實際上相當寬裕。
即便是已開發國家，家庭或社區內部的彼此幫助都無法計價或不會被列入統計。發展中國家的狀況更明顯，一個地區在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之前，經常都會靠著當地的農漁手工，甚至自然資源來自給自足，這些物資沒有交易紀錄，不會納入統計之中。此外，開發中國家的非法交易或灰色交易非常普遍，很多時候是獲得物資的重要手段。想要用市場上留下的交易紀錄，推估開發中國家人民過去的經濟處境，會遇到很多障礙。
這種問題碰到掠奪性經濟活動（例如殖民或破壞生態）還會變得更為麻煩，掠奪性經濟活動的產值，經常會受到掠奪者的社會與經濟環境所主導，統計的結果可能無法反映真正的總產值走勢，而且可能跟被掠奪方的經濟條件走勢大不相同。
例如論文提到，砍伐森林、將自耕農地改為集體棉花園，都會讓GDP上升，但這實在很難說是當地居民經濟改善。畢竟森林的果實與動物、自耕地的農產都沒有列入市場計價，掠奪者拿走了木材和棉花之後，有投錢提升當地居民的營養條件跟賺錢能力嗎？
此外，很多人也提到這種計算方法有另一個問題：一個社會的整體狀況，會影響該社會的物品與勞務交易價格，但並不會直接影響這些東西的品質和數量。即使算進購買力平價（PPP），一顆番薯在戰亂時期與承平時期的價格依然不同，但那顆番薯就是番薯，重量與營養成分都不會改變。也就是說，如果殖民破壞了一個社會原本的經濟系統，食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很可能會飆升，如此一來人民實際上的生活狀況會惡化，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紀錄卻可能會成長。
這顯示在統計基本生活需求的時候，可能得用一些迂迴的方法，降低價格與市場的影響。
Sullivan與Hickel改用三個指標來衡量「貧窮」：
（1） 「城市粗工」的日收入能否維持基本營養與生活所需。（2） 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3） 死亡率。
首先，每日的工作收入如果無法滿足當時最低價的食衣住行需求，生活狀況就會惡化。為此，作者計算城市粗工每天的薪資是否足以餵飽四口之家，也就是能否以最低廉的價格，為家中每位成員買來每天所需大約兩千大卡的熱量、以及少量的布料、蠟燭、燃油等。如果薪資條件不滿足，就訂為貧窮。
其次，青少年的營養與健康狀況會大幅影響身高，所以成年男性身高的歷史紀錄，可以推估數年前的營養與健康狀況。
最後，營養、健康、居住條件掉到樓地板以下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死掉。所以歷史上的死亡率，可以用來輔助推估貧窮者的比例。
1820年代之前發生了什麼？
兩位作者用上述的三種指標，重新統計了歷史上的貧窮率變化，而且不是從1820年代開始統計，而是根據可得的歷史紀錄，盡可能向前追溯，最早追溯到1300年代，得到了非常有趣的結果。
首先，貧窮根本就不是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況。無論是14世紀以來的歐洲、17世紀以來的南亞、漠南非洲、拉丁美洲、18世紀以來的中國，城市中的粗工（unskilled urban labourers，現代社會中最常出現的貧窮者）通常都可以餵飽四口之家。
此外，在1820年代後，成年男性平均身高並沒有大幅上升。如果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擴張，是改善人類經濟條件的主要推手，那麼1820年代前的人類究竟都吃了什麼仙丹？靠什麼妙藥來治病？他們不是應該都營養不良嗎？
由於著作權的關係，本文不適合直接摘錄Sullivan與Hickel的每一張折線圖，但我非常建議讀者去逐張檢視這些圖表。這些圖表給了很強力的反證，去質疑羅斯林的《真確》和平克的《再啟蒙的年代》這些主張「資本主義是脫貧主力」的說法。
例如論文的圖五，是歐洲1300年代以來，城市粗工人均日收入的折線圖。如果光看1820年以後的走勢，簡直就像是在應證《真確》等書引述的貧窮率折線圖：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勞工收入一飛衝天，資本主義是脫貧最大動力。
但往左邊一看......歐洲人幾乎沒有掉到貧窮線以下過啊？而且西歐以外地區的城市粗工人均日收入，從15世紀中葉以來一蹶不振，直到1950年代以後才終於翻盤。所以工業資本主義從18世紀中葉萌芽，19世紀中期開始大放異彩之後，花了一百多年的時間才終於「讓人類脫貧」？這樣能算是脫貧的最大動力嗎？
這種檢查「其他部分」的方法，在觀察政策效果、社會演變、甚至投資策略的時候都非常有用。當我們看到某張圖表的詮釋，我們可以檢查一下該詮釋是否對各年代各區域都適用，還是只對該圖表選擇的區段有用。
1950年代之後發生了什麼？
一定會有人說，資本主義依然是脫貧的大推手，只是功效沒有那麼快。畢竟1950年代之後全球的物質條件進展，所有人有目共睹。
但這忽略了另一項條件。1950年代以來，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都同時在做另一件事：投資公共基礎建設以及公共供給。
無論是基於兩次大戰的教訓、基於冷戰對抗的國力需求、基於國際組織的協助與努力、基於前殖民地想要自主的願望，還是各種其他原因，總之1950年代之後，世界各地投資教育、醫療等基礎建設的幅度跟比例都大幅增加。熟悉左派論述的讀者，甚至應該聽過西方世界在1950年代之後的幾十年間，一度進入「社會民主黃金年代」的說法1。
但既然國家已經大力介入，這個時代的脫貧就不能主要歸功於資本主義，或者更精準地說，不能歸功於自由市場。
最諷刺的是，其實光從資本主義的核心概念也會知道，在很多時候要有效積累資本，光靠自由市場都不夠。勞工和土地的品質都會明顯影響生產力，這兩者若品質不佳，就需要長期投資。但在很多時候，自由市場並沒有管道可以讓人透過長期投資這些項目獲取回報，這時候公共投資反而比較有效。
例如教育與醫療可以直接改善健康狀況與勞工的工作能力、基礎建設可以降低許多經濟活動的門檻，提高私人投資的效率。而且在進行這些基礎建設的過程中，也會人為提高總需求，藉而提升經濟。即使到了現在，各國依然經常用這種方法，利用基礎建設來吸引廠商進駐。
所以貧困到底是怎麼來的
Sullivan與Hickel比較數百年來的歷史資料之後，認為整個社會陷入貧困的狀況，在近幾百年間其實相當罕見，而且通常都是因為遇到了戰爭、國家鎮壓等大災難。人類社會真正的自然狀況，其實總有辦法生產足夠的產品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唯一的例外，是「人民無法使用土地或公共財」。
當勞動無法自由，或者大部分人無法使用資源和土地，人民的生產力就會受限。即使握有資源的少數宰制者極為優秀，他依然得擁有遠高於一般人民的獲利能力，才能讓整塊地區的平均生產力打平，而我們都知道這有多困難。
這種情況過去常出現在殖民者或軍閥以武力壟斷資源的地區；現當代則經常出現在地價過高、學費過貴、投資門檻高如登天的狀況。在這些地方，大部分人民不僅過得痛苦，優秀的技能也難以維持，創新創業能量大幅降低。
這種時候就顯示出討論經濟問題時經常出現的修辭困境。「資本主義」本身的意義其實只包括私有財產制、資本積累、競爭市場等。它的核心信仰跟社會公平並不衝突，實作上也有很多相容的方式。而且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其實反而會降低投資報酬率，有害資本主義的核心信仰。。
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者，大概不會希望「人民無法使用土地或公共財」，因為那會讓社會上充滿尋租，讓他找不到好的投資標的。如果某個地區在自由市場的狀態下陷入這種狀態，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者應該不會死守自由市場，反而會更重視如何提高人民的生產力，例如以一些公私部門混合的方式，改善勞工的生活條件、技能條件、可支配所得、創業條件，藉此投資獲利。
但我們現在經常看到的右派說法卻不是這樣，他們總是以「資本主義」為名，倡導去管制、自由化、守夜人政府、輕稅簡政、甚至「不與民爭利」等，完全不去檢查這些手段是否真能提高投資報酬率。他們的作風似乎不是因為相信資本主義，比較像是被人誤導了資本主義的意思，把積累資本追求獲利的經濟目標，當成了反對政府、自由市場無限上綱的政治目標。
總結以上，Sullivan與Hickel的歷史研究，讓我們發現近年來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讓人脫貧」說法確實需要重新檢視。那些聲稱自由市場不僅在經濟上有效，在道德上也正確的人，必須認真回應為什麼只要換了一些計量方式、納入更長的時間以及更多國家的歷史數據，資本主義就一點也不像是改善全體人類物質生活的重要動力。
他們甚至應該認真想想，為什麼明明光從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核心前提，也能抽象推導出Sullivan與Hickel這種研究結果，他們這些「堅守」資本主義的人卻這麼多年以來都看不到。
真正帶來脫貧效果的那個資本主義，其實不是右派心裡那個小政府去管制的資本主義，而是某種公私部門結合之後的資本主義。資源一定程度的公共化，不但增加公平正義，也讓投資更有效率。如果一個人理解資本主義的方式太偏頗，以為資本主義等同於撤除管制，他就難以理解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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