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龍／善意的謊言錯了嗎？嚴格的康德碰上狡猾（？）的孟子

你生活在納粹時期的德國，一位被追殺的猶太人朋友藏匿在你家，這個時候蓋世太保上門來打探他的下落……

在〈善意的謊言錯了嗎？為什麼康德絕對不說謊？〉這篇文章中，林正昊討論了康德對於「善意的謊言」的看法：不管在什麼樣情況，都不可以說謊－－即使你知道你的朋友可能因此被殺害。

而這是因為康德認為：

「道德有普遍性」跟「善意的謊言」都是我們很強的道德直覺。而在沒辦法相容地保留兩者的情況下，康德選擇維持前者（這是基於他認為前者更基本、更重要，而且如果放棄它可能連帶地要放棄更多其他的直覺），並嘗試把說真話帶來的傷害解釋為意外，降低它對我們道德直覺的牴觸感。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說謊」真的會傷害到「道德有普遍性」嗎？或者拋開說謊的問題，面對道德兩難我們真的只能被迫二選一嗎？

雄辯滔滔的亞聖孟子並不同意上述想法。雖然跟康德同樣都相信「道德有普遍性」，但孟子認為我們不需要因此放棄其他道德直覺。在這篇文章，我將會援引《孟子》書中的案例，說明孟子如何做到這件事情。

1.禮與食孰重？

在《孟子．告子下》有這麼一個故事：

任國有人問屋盧子：「禮節和吃飯哪個重要？」

屋盧子說：「禮節重要。」

「那麼娶妻和禮節哪個重要？」

屋盧子說：「還是禮節重要。」

他繼續追問：「如果拘泥禮節就會餓死，不遵守禮節卻可以得到食物，還要遵守禮節嗎？如果按照『親迎禮』就取不到妻子，不按照『親迎禮』反而可以取到妻子，還要遵守親迎禮嗎？」

屋盧子答不上來。只好在隔天跑到鄒國，向孟子求救。

在這裡，屋盧子碰到的兩難是「禮與食（饑而死）」還有「禮與色（不得妻）」，「禮」是道德規範，對應到不可以說謊，而「食（饑而死）」與「色（不得妻）」對應的就是找上門來的蓋世太保。

在這裡，孟子不直接回答問題，而是指責對方怎麼會問出這種問題。

孟子說：「這個問題有什麼難的？不測量本來的高低，卻只比較末端，這樣一來木塊也能高過有尖頂的高樓啊。我們說金屬比羽毛重，難道是衣帶鉤的金屬和一整車的羽毛比較的結果嗎？拿吃飯最重要的部分和禮節最不重要的部分比較，那何止吃飯重要？拿取妻最重要的部分和禮節最不重要的部分比較，那何止娶妻重要？」

上述情況顯示：如果你拿「善意的謊言」的問題去問孟子，他很有可能只會罵你：「怎麼會這樣問問題呢？」

不過這是開玩笑，孟子其實還是有認真回答問題的時候。

2.臣弒其君，可乎？

在《孟子．梁惠王下》有這麼一段對話：

齊宣王問：「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紂王，有這回事嗎？」

孟子說：「文獻上看起來是有的。」

齊宣王問：「臣子殺害君主，這樣可以嗎？」

齊宣王提出的兩難「不可弒君／放任紂王」，這還是「禮（普遍的道德規範）」和「例外狀況」的兩難，只不過這次的問題影響的可是社稷蒼生，遠比餓死、沒有老婆或者蓋世太保都大的多，面對這個兩難，孟子怎麼回答呢？

孟子說：「嗯？我只聽說有個叫紂的獨夫被殺惹，沒聽說有什麼弒君啊？」

他認為紂王不是君王，因為他是「賊仁者」，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想像他對「善意的謊言」可能會有一個很嗆的回答：蓋世太保不是人，所以對他們說謊不算說謊。

「耶，這根本是詭辯吧！孟子怎麼可以這樣！」

嗯，我知道你會這樣想，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直到我讀了《孟子．離婁上》 的對話。

3.男女授受不親？

淳于髡問：「男女之間不親手遞送物品，這是禮節吧？」

孟子說：「沒錯。」

淳于髡問：「那如果嫂嫂溺水了，要不要用手救她呢？」

孟子說：「看到嫂嫂溺水不救，那是豺狼才會有的行為！」

「男女之間不親手遞送物品，是禮節； 看到嫂嫂溺水伸手救她，是權變。」

第一次讀到最後那句「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的時候，我整個人震撼了。

和康德不同，孟子沒有在「道德有普遍性」與「道德直覺」兩者之間進行取捨－－他，兩個都要！

為什麼孟子可以兩個都要？因為他訴諸的道德根源並不是康德的「理性」，而是根植於每個人心中的「不忍人之心」，我們都讀過孟子的這段論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藉由這個例子，他試圖證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並且進一步將他們區分成四種，分別對應到「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四端。

因此對康德來說，道德規範是根據「存在每個人身上的理性」制定，絕對不可以違反；可是對孟子來說，「道德規範（禮）」是根據每個人身上的「不忍人之心（仁）」制定，而有些時候，這兩者會出現衝突，因此我們應該放棄「禮」選擇「仁」來做判斷，這就是權變。

說到這裡，有些人也許已經發現，孟子說的「禮」和康德說的「道德有普遍性」並不是同一回事，從某種程度來說，孟子其實是反對「道德規範有普遍性」，而不是反對「道德有普遍性」——兩者有所不同。

孟子認為「仁」具有普遍性，也同意大部分的時候，我們必須依循根據「仁」所制定的「禮」，可是他並不認為「禮」可以適用所有的情境，某些時候我們還是要放棄「禮」回到「仁」來思考，因此才有了權變的主張；反觀康德，他不但認為「理性」有普遍性，更進一步認為根據「理性」制定的道德規範必須適用所有的情境。

因此我們可以簡單整理康德和孟子的差別如下：

康德主張「道德有普遍性（理性）」，並且推論「道德規範有普遍性」。

孟子主張「道德有普遍性（仁）」，但是不同意「道德規範有普遍性」。

由於「道德規範」的依據不同，孟子並不需要同意「道德規範有普遍性」，也因此面對兩難的時候，他可以適時地使用「權變」違反某些道德規範，卻不會傷害「道德有普遍性」。

所以如果孟子很認真回答我們的問題，他也許會說：

「那就說謊吧，雖然說謊不好，但是只有畜生才會對朋友見死不救」

4.「權變」的其他詮釋和困難

不過上述對「權變」的詮釋只是某種觀點，中國哲學有趣的地方就是同樣的文字，卻充滿不同的詮釋可能，著名的南宋禮學家朱熹就提出了另一種詮釋，他認為「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

換句話說，他認同「道德規範有普遍性」只是他所說的「道德規範」不只是包含「禮」也包含了「權」，兩者結合才是「真正的道德規範」——對他來說，不會有「道德兩難」的問題只會有「制訂了錯誤（或者不夠細緻）的道德原則」的問題。

這個詮釋也同樣可以同時兼顧「道德有普遍性」以及「善意的謊言」不需要二選一，因為他可以大方承認「不可以說謊」這個「道德規範」可能有所錯誤或者不夠細緻的問題，並不是真正的、普遍的道德規範。

然而，不管是哪種詮釋，都會碰到一個問題：「權變的標準是什麼？」

孟子沒有說清楚（如果說得清楚就直接訂定普遍的道德規範就好啦）朱熹也說不清楚（不然他也不需要保留「我們可能制定了錯誤或不夠細緻的道德規範」的可能），由於說不清楚，所以朱熹如此告誡世人：

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

簡單來說就是，只有「體道者」才可以用權變，普通人還是省省吧！

所以如果問他碰到蓋世太保找上門來該怎麼辦，他可能會說：「嗯，這個問題很難判斷，也許在這個時候說謊是比較好的選擇吧？可是你畢竟不是體道者，最好不要自己做判斷，還是乖乖遵守『不可以說謊』的規範比較好啦。」

於是，我們有了後世的吃人禮教，還有那些「自稱為體道者」的統治階級。

這是何其悲哀的事情？

• 作者為台灣大學哲學系學生，從事辯論活動多年，堅信所有的論點都只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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