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罷工的重要性

如果說，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組織，以華航勞動條件惡化為抗爭目標的這次罷工，是勞方的「大獲全勝」，從發動罷工到罷工宣告結束，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因而必須注意這起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中「時機」與「速度」所佔的重要位置。

跟台灣其他罷工事件相比，例如2015年同為華航企業集團勞工的華潔洗滌工會抗爭，這次廣受社會與政壇重視的空服員罷工並不算太快。從空服員職業工會同意罷工的21日到23日晚間發動罷工，比起華潔工會5月31日投票決議隔日罷工，並在隔日下午協商成功的紀錄，也算不上太迅速。

事實上，從空服員職業工會在5月13日抗議新的勞動規定、5月31日遊行與示威抗爭開始，機師呼籲端午節集體休假相挺，到6月10日華航解雇工會幹部、21日傳出政府將換下董事長，直到23日晚間罷工開始，24日華航幾乎整日停飛，總經理被官股替換，最後由勞動部長主持的勞資協商終於同意所有罷工訴求為止，一個多月的抗爭過程，以及長期以來華航相關企業的勞資爭議不斷，不但談不上部分人士所認定的「突襲」，就整個事件而言，也絕對不是什麼一夕之間翻臉不認帳的劇碼。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社會各界對於這次罷工行動的高度關注，工會事先宣告「六月底遊行、七月罷工」而後加速時程進行，因此被認為是「突襲」的動作，卻很有可能是罷工事件裡影響最大的決定之一。

在政壇方面，新政府上台之後，即掌握整頓華航高層人事的權力與時勢，但看來並非當成優先事項。在前述到勞動部的抗議並未獲得積極回應後，24日罷工同時對民進黨的抗議中，黨部竟以婦女部而非勞動相關部門代表出面；而由政府指派，曾負責機場捷運卻績效不彰的桃園捷運公司董事長何煖軒接任華航董事長後，立刻拜訪工會，但仍希望「雙方各有讓步」。直到罷工首夜廣受注目後，才一方面透過媒體釋放華航舊主管不願服從政府指示的訊息，一面由勞動部負責勞資協商促成訴求。一向與資方意見靠攏的華航工會，也是在罷工成功後對勞動條件與罷工行動的看法才有所改變。另外，儘管部分在野的國民黨客在罷工現場現身，但同時在立法院卻已經要求修改與本次爭議高度相關的勞基法84－1條，將政府指定彈性工時適用產業的權力，轉交給勞資合意即可實施，強化彈性工時成立的可能性，直接在所有產業之中埋下本次空服員勞動爭議的種子。

在社會方面，雖然在罷工前就有許多人提出台灣社會慣例上否定罷工者的說法：對技術工人說高薪不該抗爭、對非技術工人說有工作已經很好、稱中產階級勞動者為貴族勞工、說公營事業單位不顧私人企業勞工慘狀、對軍公教提出稅金與優惠議題、對交通部門勞動者提出旅客權益、對服務業罷工則說造成生活不便，以及對所有罷工要求社會成本等等。而就算今天罷工訴求既已成功，這類大家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甚至可以預期的說法，仍然不斷在媒體上湧現。

而這可能就是整起事件中，行動的時機能收取最大成效的原因。從24日決定罷工開始，不僅撼動資方調度，造成幾乎整日停飛，又趕上總統搭乘華航出訪，搶走媒體焦點，迫使總統親自表態；而挾著高人氣的罷工行動，還成功扣住政客期待從中獲利的心態，以及各方訊息依然由工會意見主導的時間點；最後攜帶各種優勢進入勞資協商會場，面對因此事件才被換上、急於累積個人政治資產的資方代表，最後迅速完成協商達成訴求，切除一旦拖延時間必然遭遇的社會慣性否定言論、無法獲利的政客回頭尋求反對意見的支持、媒體從罷工者身上挖出的吸睛花邊新聞、與資方高度配合的部分工會和勞動組織等等；甚至可能因為拖延而重新挑動台灣工運界的統獨神經，造成支持者之間的分裂⋯⋯凡此種種，都會藉由時間集結成重大的反動勢力，對於罷工應有的成果造成毫無必要的障礙。

說到底，罷工的基本原則其實很簡單：勞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違反雇主意願，因此藉由罷工來阻斷生產，造成若不改善就無法繼續生產的事實。改善可能意味著加薪、加假、合理分配獲利，有可能是改變非人道的生產過程，或如華航罷工案一樣，阻止雇主破壞工會組織並強制惡化勞動條件等。基於絕大多數的勞資爭議，都是因為資方的利潤分配或道德原則不為勞工所接受，罷工必然圍繞著勞動條件與利益的問題打轉，也必然是利用人數與團結成就的以力相抗。

罷工過程之間的道德訴求和彼此攻訐，既非核心問題，在台灣社會裡尚有可能成為拖累罷工的不正當理由。譬如拖延已久的老師、醫護人員、警察消防等各領域勞動者的權益運動與工會組織，不僅已經遭受上述各種語言與論述的長期攻擊與醜化，甚至在原本支持工人運動的群眾與理當支持基本勞動權益的勞工之間，都已經產生不願見到這些產業組織任何工會的聲音。

如果我們能從這次華航空服員罷工的事件中獲取一些經驗，除了積極組織工會、督促盡快行動，以免夜長夢多之際，同時也該自我期許，避免被無關緊要的細節奪走眼光，並且了解到，一個支持勞工運動，勞動者之間不會彼此嫉妒仇視的社會，必然能除去最多障礙，促進勞動條件的整體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