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咏辰／一場疫情下的兩種自由：瑞典如何防疫，又為何這樣防疫？
當台灣親友擔心地問候身處在瑞典「佛系防疫」下的我是否安然無恙，有時會覺得我的答案「生活沒什麼變化，一切如常」好像太過無趣。畢竟，瑞典每天新增的病例都遠超過台灣的總病例數，從台灣的觀點來看，失控的疫情加上毫無作為的政府，我大概跟身處地獄差不多吧。
但在這裡的實際生活情況的確沒有太大不同，倒是瑞典與眾不同的抗疫政策佔據了不少新聞版面，許多國家都在問，「瑞典防疫政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這段時間，試著去理解瑞典相對台灣天差地遠的防疫哲學，讓自己的心理能調適過來，但老實說，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這篇文章中，我試著去理解為什麼瑞典會採取現在這樣的策略，而不是要判斷瑞典是否採取了一個「好」的策略。經過這幾個月來無數的討論跟新聞洗禮，我想，要解釋瑞典處理疫情與眾不同的方式根源自何處，最後的答案核心是「瑞典社會裡高強度的信任關係」，這個乍看帶有理想色彩又抽象的概念。
想搞群體免疫？其實是不想讓醫療超過負荷
時間快轉回2020年1月底，瑞典確診了第一起境外移入的新冠肺炎病例。3月，歐洲疫情大爆發，各國紛紛實行封城策略，但瑞典此時選擇了相對其他歐盟國家寬鬆許多的防疫政策。
當時，英國政府一度提出被稱為「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策略，想要在國內達到一定程度的感染比例後讓大家自然產生抵抗力。這讓人直接聯想到當時採取類似手段的瑞典，是不是也是想透過群體免疫控制疫情？但其實，群體免疫從來不是瑞典的目標，比較像是他們寬鬆防疫策略下產生的副產品。瑞典可能在疫情結束前，都不會達到群體免疫。而事實也證明，將近一年過去，瑞典離群體免疫的目標還有一段距離。
瑞典初期防疫的首要優先目標，第一是不讓醫療資源超過負荷，第二則是保護高風險族群。長遠來說，拉平曲線（Flatten the curve）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專家預估，極端的封城手段雖然能一時遏止疫情，但解封後情況還是會再度惡化。換句話說，儘管短期看似帶來較高的致死率，但長期而言，他們期望能換來較低的總死亡數。
我想，在瑞典生活的台灣人，心境都多少有一點糾結錯亂。一邊看著台灣滴水不漏的防疫工作如火如荼進行，一人確診就足以撼動全國，一邊過著網子破了病毒四處傳播、但大家好像也不太在意的瑞典生活。我同時要對兩邊的朋友解釋，瑞典和台灣儘管看似都很自由，卻來自截然不同的手段和思維，真有種活在平行世界的感覺。
瑞典朋友悠悠地說，不到最後，誰也不知道瑞典的策略是否會成功。不過，現在至少有一個專家團隊肩負起分析各種防疫模型的責任，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信任文化」在疫情中扮演的角色
台灣新聞比較少提到瑞典負責防疫工作的單位Public Health Agency（FoHM）。如果說在台灣最常令大家想到疫情的是衛福部與陳時中，那麼在瑞典就是隸屬於FoHM的國家流行病學家Anders Tegnell。
不過，FoHM有一個跟台灣疫情指揮中心上的根本差異，那就是：台灣的疫情指揮中心是針對嚴重流行病所成立的臨時單位，主要責任是控制疫情；但FoHM則是常態單位，由專家組成、擁有獨立決策權，主要責任是維繫瑞典國人健康及防治國內的健康威脅。控制新冠疫情是他們的責任，但不是唯一的責任。因此，他們同時也會考量到不封城更可能維持國民的身心健康，反映了瑞典不封城的另一個論點。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英國宣布二次封城的是首相強生，法國出來宣布新冠重大應對措施的人是總理馬克宏，而德國總理梅克爾在疫情期間也時常發表精神談話。至於其他北歐鄰國也有類似的狀況，衛生單位在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比較偏向提供科學根據及建議，但最終的決定權依然在政府手上，而最後政府公布的措施，往往比衛生單位所建議的嚴格許多。
相較之下，瑞典出來開記者會的通常是FoHM，公布最新防疫建議及疫情更新，總理正式發表疫情相關的談話次數屈指可數。幾乎可以說，瑞典的政府在控制疫情中並不是主要的決策者，而更傾向授權給信任的專家單位。防疫措施較大的比例是立基於專家建議及分析，而不是以民意為主要考量，更不受大眾意見左右。
瑞典政府信賴專家建議也不是純粹的巧合，這得回到在瑞典主要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他們在國會的席次通常並未過半，所以取得其他在野黨的支持異常重要。而中立單位如FoHM的專家建議也就更被重視及仰賴，間接促使各方增強信任類似的獨立單位。
這樣深厚的信任關係不止出現在各政黨之間，也存在於瑞典人民跟政府之間。人民信任政府機關會給出最適切的建議，而不需要再去質疑或自己研究該怎麼做；政府信任人民會遵守專家給出的建議，將控制疫情視為每一個人的責任，而不是只有政府需要擔起全責。
這樣的信任，深植於瑞典文化裡的「共識決」意識。也就是說，沒有人能掌握大權。當討論一件事時，每個人都有參與、表達意見的機會。這個特點也在瑞典的教育哲學中體現出來，小孩不會因為年紀小而在家庭裡沒有說話的餘地。瑞典甚至有一個字「Jantelagen」用來表達「這裡沒有人是特別的」這個概念。相對於在台灣總是選成績最好的學生當班長、鼓勵大家出人頭地，兩種文化在根本上是南轅北轍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瑞典不實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強制營業場所關閉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沒有法源依據」。如果大家還記得當年SARS期間強制封鎖和平醫院的命令產生了後續是否違憲的討論，更修正《傳染病防治法》的不足，在台灣這次滴水不漏的防疫工作中，儘管仍有不少爭議，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同屬法治社會的瑞典，在沒有法源依據的情況下，官方單位並不能直接下令。
當國王說「瑞典防疫失敗」，未來的政策會否轉向？
總體來說，瑞典社會長期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是這次瑞典防疫策略最重要的基石，甚至可以說這一層「每個人都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負起自己的責任」的信任，由裡而外、自上而下地扮演著各種利益衝突潤滑的角色，使得他們的制度即使不太完善、不具強制性，也能讓瑞典社會安穩地發展下去。
然而這層信任關係，在近期幾位部門首長被爆出在耶誕假期期間仍然進行不必要的外出購物活動後，嚴重地受到傷害。最誇張的大概是負責協調疫情間各單位合作的瑞典民事災難防治局（The Swedish Civil Contingencies Agency, MSB）首長，被爆出在聖誕假期舉家前往西班牙旅行。
同時，隨著疫情在歐洲二次爆發，瑞典不斷攀升的確診數毫無先前防疫策略奏效的影子。直到瑞典國王Carl XVI Gustaf在去年12月接受採訪時下了重話表示瑞典防疫失敗、未能拯救性命，以及瑞典首相Stefan Löfven在聖誕節前夕的記者會上第一次呼籲大家戴上口罩，並且投書當地最大報、表示瑞典此次防疫的諸多缺陷已經非常清楚，我才覺得瑞典人面對新冠的態度終於開始有了轉變。而與此同時，政府也正在擬定臨時法，讓法律有更高的權力可以因應現狀。
本篇寫作之時，人口約1,000萬的瑞典已有超過45萬病例，死亡人數將近9,000人。可以預見的是，FoHM在處理疫情上的重要性會開始減輕，瑞典內部的各種辯論及反省也會愈加激烈。
許多人說出國要體驗文化，我想這次的新冠肺炎，的確讓人切身體會到一個國家體制的運作核心，也是學習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世界的難得機會。處理危機或許是一時的，但每一個國家政策背後，都有參循其傳統和體制的考量，群體思維以及決策模式是一個社會試圖平衡各方利益而日積月累下來的產物，這是短暫旅遊或是閱讀他人分享所難以深刻感受的。
（※ 作者：謝咏辰。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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