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澀的青年革命——從太陽花到阿姆斯特丹大學學潮

一年前的初春，台灣籠罩在太陽花掀起的狂熱中，有狂熱的支持者，也有狂熱的反對者。這股學潮以社交網站、手機通訊軟體當作工具，用來動員、募款、傳播訊息，自發性的公民活動吸附聚結，形成一股讓掌握大權的國家機器無法忽視的力量。

人們看見了，原來以卵真的可以擊石，自由而廉價的網路讓沒有權力、沒有發聲管道的學生／人民找到了力量，不必仰賴媒體遞過來的麥克風，他們就可以發出動搖世界的嘹亮歌聲。

一年後，在冷冽的北國寒風中，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生發起了反大學商業化的學潮。當校方一再忽視他們的聲音，憤怒的學生便佔據了大學城中最顯目的建物之一，要求校園民主化、決策透明化，他們要學校收回刪減人文學科的荒謬計畫，誓言不達目的就不離開。

一開始校方態度十分強硬，就像太陽花學運時在旁罵小孩的「大人們」，試圖把這個佔領行動貶低為幼稚的胡鬧劇，他們關掉暖氣，指責佔領活動影響了大樓裡進行的研究工作，向學生索求鉅額賠償金，最後喚來鎮暴警察粗暴地將學生拉出大樓並逮捕入獄。隔天，學生湧進了校務大樓，展開另一場長期抗戰，這次校方、政府與整個社會終於明白了，他們不會放棄，你最好開始聆聽他們想說的是什麼。現在，全世界都不得不張開耳朵。

他們的堅持不管會不會為他們迎來夢想中的結果，至少已經鼓舞世界上許多面臨類似處境的大學院校，在英國、加拿大、甚至菲律賓緬甸都有大規模的反大學商業化示威遊行，英國最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倫敦藝術學院都發起了佔領運動。

青年的力量

這就是今日青年的力量，他們的目光平和而專注，跟以前的學運比起來，他們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純粹而非憤怒，他們沒有打破規則改變世界的野心，他們知道妥協不可避免，但從來沒有想過屈服與依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小心翼翼地撿垃圾、打掃廁所、近乎偏執地維護醫療通道，因為他們是「理性」、「和平」的，他們只是一個有話要說的好公民。他們不覺得自己是革命者，事實上他們對這個「撫育」他們成長的社會與其結構充滿了愛意，它只是「走偏了」而已，是愛之深才責之切，他們說。

這是因為他們是在這樣一個和平、富足、（相對）民主開放的社會中長大的孩子，他們抗議的不是這個世界，只是少數被權力腐壞的敗類。他們以為，只要他們勇敢地站出來，發出聲音，他們熱愛的世界就會站起來與他們的歌聲合鳴共振，他們只不過是第一個說出國王的秘密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失望對他們來說終究難免。因為他們不瞭解，那些少數的剝削者，只是敵人中的一小部分，絕大多數的敵人是依附者，是那些早就決定屈從的人，當他們折彎了自己的腰骨，他們也憤怒地捶打那些不肯屈從的人，「你們憑什麼？」「這世界本來就是這樣運轉的，你憑什麼以為你可以置身事外？」你應該要跟他們一樣，忍受著欺騙的痛苦。

這也是為什麼，三一八學運發生後，人們批評他們是「暴民」，不是因為他們有任何暴力的行徑，單單只是因為他們拒絕遵守那套壓縮公民反對權的不合理遊戲規則。同樣的，阿姆斯特丹大學學生在佔據校務大樓近兩個月後，明明已經表示將在週末的總結活動後撤出，校方卻堅持在活動開始前無預警地讓警察強制驅離學生，導致六名學生遭到逮捕，其中五名在事發近一週後仍被警方巧立名目拘留。令人驚訝的是，還有不少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教職員生支持強制驅離的行動，他們喃喃地說：「我們贊同你們的理想性，但不同意你們的行動。」但他們自己又做了什麼的行動，來挑戰壓迫他們的威權呢？

被出賣的未來

如果說台灣三一八學運的導火線是服貿協議的黑箱作業，讓台灣青年深刻感受到未來飽受威脅，不得不起身反抗，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生也是意識到自己的學校已在存亡之際，才採取了「佔領」這種遊走於法律邊緣、且對他人造成不便、不悅感為手段的抗議形式。

不到半年前，雖然董事會重量不重質的教師評鑑、與大量聘用短期合約教師等措施已經怨聲載道，但絕大多數的阿姆斯特丹大學教職員生對自己的學校仍充滿了信心，他們以為這個已經有數百年歷史的古老學院，將永遠地屹立在這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各個角落，它永遠是這個城市的一部份，與城市歷史的血脈匯流交織。他們一點也不曉得，原來他們引以為豪的人文傳統，早就被學校董事會裡拿著學校經費豪賭的投機商人出賣了。

一份在去年11月被洩露出來的機密文件顯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董事會正準備在2016年度關閉所有「小」語言學科（希伯來語、阿拉伯語、甚至德語與法語等），剩下的英語、荷語、歷史與哲學科系將會被合併為一個內容廣泛的「人文學程」。董事會的理由是學校積欠大批債務必須開源節流，刪減人數較少的科系不僅可以節省人事行政費用，「也是一種自由市場的供需平衡」。再者，荷蘭政府給予的補助金，只有在學生畢業的時候學校才可以收到，因此簡化課程內容、讓學生越早畢業，學校就能越早收到補助金，誰管什麼品質、什麼學術價值呢？

這種猙獰的商人嘴臉，完全忘懷了人文學科才是一個學校的靈魂，也是阿姆斯特丹大學長久以來引以為傲的學術傳統。但當大學被當作營利單位，商人成了大學的管理者，這種只看錢、輕賤文化價值的事情就會不斷發生。

從大學到大學企業

從上世紀八０年代開始，西方大學管理開始歷經劇烈的變革，就像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論證，管理專家們認為私有化可以讓國有企業更有效率，「讓它們回歸市場」，好像市場裡真的有一雙無形萬能的手，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推搡到「正確」的位置上。

大學，也應該模仿一般公司行號，讓專業的管理人來管理，同時也將學校財產法人化，讓大學「財務自主」，如此才可以避免浪費，鼓勵大學「回應社會需求」（如廣設能夠吸引學生／學費的MBA課程）。既然如此，大學的管理階層也再也不是學術地位崇高的學者教授，懂得管理財務甚至懂得操盤投資的專業投資客取而代之。這就是為什麼，在阿姆斯特丹大學負責校務管理的49個工作人員裡，只有7個負責學院與學術事宜，其他都是一些房地產仲介與投資專家。

在台灣，從1996年開始實施校務基金制，在這之前國立大學的收入主要仰賴政府補助，現在政府補助則降低至一半以下，公立大學必須透過學雜費、募款、建教合作、推廣教育以及其他業務收入自籌部分經費，雖然提高學費會是增加收入最快速的方式，但因為台灣社會的反對聲浪太高，目前公立學校主要建教合作來增加收入。

此外，國立大學院校的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也開放大學運用校務基金進行投資獲利的活動，其中尤以每年受到最多補助的台灣大學為最，長期投資金額達十億台幣，主要以投資基金與股票為主（雖然投資獲利比例佔整體收入仍十分低）（見陳翎瑩〈校務基金投資政策之探討─以國立中山大學為例〉）。基本上台灣學界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都傾向政府真正放手讓大學財務自主，讓校方能夠真正以「多元經營尋求獲利」，以「提升品質、追求卓越、邁向世界一流大學」（如張家宜〈台灣高等教育之財務經營——邁向一流大學的關鍵〉）。

是真的，沒錢很難辦事，但誰說投資就一定會賺錢呢？基本上錢越多的學校，比如說美國的哈佛大學，越勇於從事風險高的投資行為，結果在金融風暴衝擊之初損失高達三成，迫使其不得不修正其投資策略。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債務，其實就是管理階層錯誤的房地產規劃、與融資計畫造成的財務困境，加算利息後，將在2018年達到四億歐元的驚人數字，其中還有許多隱形的未爆彈，比如說，學校有兩億資金綁在高風險的利率掉期交易，因為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帳面上已經面臨六千多萬歐元的虧損（註：請見Ewald Engelen el.對財務考量如何影響阿姆斯特丹大學管理策略的研究〈How Finance Penetrates its Other: A Cautionary Tale o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 Dutch University〉：連結點此）。

理想與權力的正面衝擊

當去年底「2016年刪減人文學科」的消息曝光後，人文科系學生立即展開一連串的抗議、座談與陳情，校方只把他們的意見當作耳邊風，這種敷衍的態度終於引發了佔領Bungehuis的抗議活動，11天學生遭到強制驅除。當天稍晚，學校宣布他們已經將Bungehuis賣給了英國投資者，將開設國際超高級連鎖旅館Soho hotel。原來啊，這就是為何校方態度如此強硬的理由，原來是偷偷賣出去的房子怕被學生破壞了沒法交屋啊。

這種荒謬的作法激怒了更多的教職員生，隔天發起的大遊行吸引了上千名參與者，遊行隊伍闖進校務大樓Maagdhuis，展開了將近兩個月的長期佔領活動。有人自願來開設實驗電影院鼓舞學生、有遠道而來為他們加油的國際知名學者演講，不時還有音樂家、藝術家來表演振奮學生疲憊的身心。

此情此景，令我想到318學運喚起的對美好社會的憧憬理想，但多了一點無政府、去中心的烏托邦色彩。這裡沒有飛帆雙人組，沒有人是領導者，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緣，每一個坐在資訊櫃臺前的人都可以對運動侃侃而談、提供記者資訊，每天召開的公開討論會開放給任何人，廚房裡永遠飄著食物的香氣，鍋子裡燒的是友愛環境與動物的有機素食餐。（關於學生佔領Maagdhuis的詳細報導，請見公庫上的「佔領大學！從荷蘭到全球，網絡時代掀起高校民主化風潮」）

4月11日學生遭到驅除之時，阿姆斯特丹大學學生佔領活動歷時已近兩個月，書面的和談結果似乎近在眼前，卻一直無法握在手裡，校園內不同的團體加入會談，導致問題更加複雜化。加入談判的學生很早就意識到妥協勢所難免，他們的六大訴求最後只落實了成立兩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一個將全面檢討學校財務，另一個將研究校園民主化的可能性。

之後，學生代表開始討論撤離校務大樓的時間，決定將在連續兩天的總結活動「科學與人文文化節」（Festival of Science and Humanties）結束佔領活動。但白紙黑字的協議還是沒有著落，已經在校務大樓的冷地板睡了好久的學生一臉疲憊，他們的耐心已經到了極限。正是在這種情緒壓力下，幾個學生發表了要董事會集體辭職的發言，讓董事會逮到藉口，指稱學生組織「新大學」（De Nieuwe Universiteit）並非性質單一的組織，因此先前和談時做出撤離的承諾也不可靠。校方藉此申請驅除令，立即在隔天早上、也就是文化節開幕之前，當學生和學者們踏著輕鬆步伐地前往參加文化節的時候，毫無預警地驅除了學生。

權力的手段：羞辱、恐嚇與暴力

這個強制驅除明顯地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羞辱。

校方、警察與市政府拿出黑漆漆的警棍、排開一列令人望而生懼的駿馬，就是讓學生瞭解他們面對權力的無能與無力，「你們能胡鬧了那麼久，是因為我們容許你們這麼做，現在是你們學學規矩的時候了。」

以為自己的堅持終於等到了快樂結局的學生們，看著警察將他們原本歡樂的告別踐踏在腳下，用鐵般剛硬的警棍，頂在他們過去兩三個月來尊敬熱愛的革命同志腋下，把他們像動物一般拖出這個他們用心看守的「知識與民主的殿堂」，他們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我還記得他們青春美好、充滿信心的目光，他們相信他們要傳播的信息是對的，世界會站在他們這一邊。而這些掌握權力的大人們，把他們的夢，一把敲碎。

但最可怕還在後頭，警方在驅除活動中逮捕了六名學生。這些學生堅持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保持匿名性一向是過往抗議者免除後續法律責任的一貫作法。但就像現代的學生懂得用臉書、社交媒體來擴大自己運動的影響力，現在的警察也學會了新的招數。

他們利用後九一一時代後的「非法移民拘留法」，如果臨檢時（非法移民）疑犯沒有攜帶合法證件，警方可以將此人拘留六小時（夜間時間不計入其中），後可再延長至48小時，甚可以將對方移送到羈押非法移民的單位長期羈押。從11日至今，六名被捕學生中仍有五名被關在這樣的羈押單位，而他們都是百分之百的荷蘭人。根據這項法律，警方進行臨檢時，必須有合理的懷疑對方是非法移民，這顯然不是當時逮捕這些學生的實際情況，但對這樣的案件發起訴請費時耗日，警方因此得以非法羈押這些被捕學生。

革命尚未成功

跟牽動幾十萬人的太陽花運動相比，他們的抗爭受惠於規模小巧、爭議性低，可以保持從容與即興，容許他們保持運動的完整純潔性。對這些參與的學生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改變生命的經驗。許多人第一次見識到當他們站在權力機器的反面時，原本他們從小到大信賴和尊重的社會角色：警察、師長、政府、媒體，那些他們作為孩子信仰會保護他們的人，用棍棒與無情的語言攻擊他們，散播關於他們的謊言。就像那些在太陽花運動裡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聲音的人，他們發現自己的脆弱，卻堅持拿著這顆雞蛋去砸石頭，才發現原來在這樣的奮不顧身中，他們可以發出那樣高亢的聲音。那種聲音是有傳染力的，就像笑是有傳染力的。

13日，也是原本佔領校務大樓學生預計撤離的時間，學生、教職員與支持者再次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這場遊行吸引了近萬人參加。從百多人的抗爭，進展到千人，到最後的萬人，在國際連署網站Avaaz上，要求董事會下台的連署已經高達兩千多人。就像歷史上的所有革命一樣，從來沒有人一開始就準備好要犧牲、要戰鬥的，每個人都以為，他們只是站出來說實話的好公民。是在被鮮血染紅的痛楚與失望之中，他們才意識到他們參與的是一場革命。

這是一場革命，它可以在發生校園裡，也可以發生在立法院中，它的本質是對新自由主義以降商業掛帥的反抗，它對抗的是少數強權富豪以自由競爭之名對環境、對文化、對個人、對自由的剝奪與剝削。這些抗議者的確是秩序的破壞者，正因為我們現在生存的秩序已被腐化侵蝕，這不公正的秩序必須被挑戰、被打破。我不知道這場革命是不是最好的答案，但我一直很確定的是，改變是必須的，因為沒有公平正義、甚至沒有對公平正義的嚮往，還有什麼值得存活的理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