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不是聖母，請把身體還給她——一個女人的荷蘭生產田野調查

我記不得是生命裡的哪一刻讓我決定當個母親。

照理說我應該不想生孩子的，不管是我那不夠淒涼但也稱不上歡樂的童年，還是那埋在我骨子裡的悲觀，這一輩子不斷驅動著我也傷害著我的完美主義，還有那麼多我親眼看過體驗過的悲慘故事，關於「在一個不開放的時代做一個開放的女人」（我大學時代的前男友堅持我曾經說這樣的話）的種種悲劇；我應當明白、我應該夠清楚，生育孩子會是一個女人的墳墓——如果婚姻還沒有把她一把推下深淵的話。

但不曉得我是哪裡找來的勇氣，又是哪個時候突然忘記了自己對傳統家庭的所有疑慮。一轉眼，我不僅結了婚，還有了孩子——而且很快地，我又將迎接另外一個的到來。

在某種意義上，我對家庭型式的選擇是種自我衝撞的觀念矛盾。姑且不論那是否肇因於成長階段所承受過的某種傷害、因之而起的某種恐懼、或為了抗拒恐懼而熊熊燃起的憤怒，還是單從觀察與經驗中得出的合理結論——也就是傳統家庭結構，對女性自主與個人發展的傷害遠大於益處，不管你是多麼地自覺、多麼努力地抗拒，這樣的關係卻總會帶來對個人意志的壓制，形塑出某種臣服卑躬的窘態。

即便如此，我還是選擇了非常傳統的「婚姻關係」，甚且婚後我們的互動扮演也非常類似傳統的夫妻角色：他全職上班，我繼續這些賺不了什麼錢的寫作、藝文工作。對我來說，這也算得上是種田野調查，我想知道這種角色的扮演，會對我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然而不管我們自以為得到什麼樣的平衡（他非常嘴甜地說，他滿足的是家庭實務性的需求，而我是價值的守護者），等到孩子進入我們的世界，一切都變了樣，我發現自己被擠進一個最狹隘、最荒謬、最不可能達成的角色裡，也就是神聖、完美、無私、甚至「無我」的母親。

神聖的生育容器

「無我」，多麼可怕的概念，從此之後「我」消失了，一切的一切都必須以孩子為中心、以孩子為考量。難怪乎「母職」這個議題總是讓女性主義者忐忑不安，它要女人忘記自己，以成為一個母親。在懷孕與生產期間，女人的身體成為育兒的容器，她的身體不再只是她的身體，她不該喝酒、不能抽菸，也有人說不可以用電腦，不要用手機；這還不含傳統禁忌，照「理」講她也不應該吃太多醬油、不要吃辣椒、不要曬太陽、不可以釘釘子…這清單絕對有潛力無限延展下去。

發現懷孕後，光是小心謹慎還不夠，這幾天董氏基金會開記者會要求「生育年齡」的女性最好都不要抽菸，因為發現懷孕通常都是兩、三個月後的事，那時候胎兒已經「受到了影響」。的確，吸菸對胎兒發展有害無益，但要一個成年女性為了根本就還不確定其存在與否的胎兒限制她對自己身體的選擇權，是否太過份了些？什麼時候她的身體成為了育兒的容器？

這個社會要求懷孕的女人交出身體所有權，它也回報女人許多（空虛的）甜言蜜語，比如說最八股的「母親辛辛苦苦懷胎十月生下你」那樣的慈母形象。「犧牲」被當成做母親的第一要務，生育也被看做是女人最苦痛艱辛的經驗與最重要的成就。就像台灣的坐月子中心打出的標語「懷孕是一個女人一輩子最幸福的時刻，生產是女人最辛苦最偉大的事」，就像我阿姨至今念念不忘，當年她懷我表弟時，姨丈接過打掃家裡的工作，每天還會削一顆水梨給她吃。許多台灣女人在懷孕與生產前後，體驗到婚姻生活最高級的禮遇，不僅老公對她加倍體貼，生完後還可以入住豪華坐月子中心，可惜這種待遇難以持久，一回到家中，現實生活總就毫不留情地踩踐上來，畢竟，做母親的關鍵字就是「犧牲」啊！

等待中的母親

一方面我可以瞭解種種關於生育的神聖聯想與對崇高母性的召喚，一方面我又抗拒它們帶來的限制與壓迫。

自從感覺到懷孕的那一刻開始，我立刻感受到我的身體不再為我一個人所有，顯得既熟悉又陌生，它發著熱、它不斷延展，時時刻刻湧出新的疼痛。我感覺到我的肚皮裡長了一隻寄生蟲，它時而規律地咕嚕著，時而劇烈地翻轉；它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韻律，它的確是個生命，一個寄生在我身體裡的生命。我覺得自己既強壯又脆弱，像山谷像星球像宇宙像生命一般壯麗，同時又充滿了裂痕、傷痛、恐懼一如生命。

這樣的恐懼，在我的荷蘭產婦「同學」身上，似乎很淡薄。當我為自己能不能勝任母親角色感到惶惑不安的時候，她們撫摸著自己六、七個月大、其實還不怎麼巨碩的肚皮，臉上卻是充滿了篤定感。在這個為第一次懷孕的新手父母舉辦的免費課程中，我們學習怎麼包尿布、用洋娃娃練習哺乳姿勢，也有幼兒教養專家來幫我們上課，教我們怎樣分辨嬰兒不同哭聲中的訊息。我們學會如何用大布巾小心地把初生嬰兒裹成小木乃伊，說這樣能夠讓習慣了子宮內狹窄環境的嬰兒重拾安全感；我們也上了防止嬰兒猝死症的安全課程，比如說嬰兒床應該完全保持淨空，床上不要放置枕頭與玩具，床側也不要擺放防撞護枕，以免阻擋空氣流通，還有就是放嬰兒到床上睡覺時一定要採仰臥姿勢等等。

兩個世界裡的母親

這個生產課程共有十堂課，每次兩個小時，一小時是孕婦與陪產者共同參與的知識性課程，另一個小時是孕婦的肢體訓練與體能運動。其中，有三節課是關於生產時呼吸與施力的訓練，伴侶也必須一同參加。如此紮實的親職訓練，我必須說，對我日後新手母親的生涯助益良多，而我身邊認識有小孩的家庭，也多半參加了類似課程，不管名義是孕婦瑜珈還是親職課程，內容其實大同小異；比如我所參加的課程，甚至是市政府的免費補助，新手爸媽除了可能在課堂上得到育兒知識與體能訓練，也因參與的家庭都在同時間懷孕待產，彼此間往往都有革命情感，事後很多人都會保持聯絡，甚至變成好友。

即便這是免費課程，但一眼望去，同學卻都是荷蘭白人或間雜著幾個華人，原本有一對安地斯島黑人夫婦，僅來幾堂課後卻也消失不見。換言之，這個課程並沒有吸引到它最希望幫助的族群，也就是荷蘭境內的弱勢少數族裔。事實上荷蘭的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正是因為非西方外裔移民與住在「問題社區」的婦女，通常太晚接受助產士的協助，她們沒有經過早期的懷孕健檢，也很少使用產後居家照料—即便這些生育保障都包含在基本的健康保險裡。根據一份2008年的調查，每千名荷蘭新生兒中，竟有高達10.5的死亡率，這份研究讓一直深以其生產與母嬰照料傳統為豪的荷蘭大為震驚，經過幾年努力，2013年每千名新生兒的死亡率已降低到9，但仍在歐洲國家中吊車尾^註1。

荷蘭的助產士制度

為什麼荷蘭的生產制度沒有辦法照顧到這些人？更正確地說，為什麼她們不願意接受這些專為她們提供的協助與照料？除了無法支付基本健保費外（雖然低收入戶可以申請健保津貼），我想很大的一個因素是語言。許多荷蘭的弱勢少數族裔不會說荷文，甚至也無法用英文溝通，而整個荷蘭醫療體制卻都建立在與第一線醫療人員的語言溝通之上，這種溝通的障礙也導致她們對荷蘭醫療的卻步。

如果說台灣醫院帶著口罩的醫師與幾分鐘的快速看診，讓人覺得冰冷與「非人性化」，荷蘭的醫療、尤其是生產制度，則完全是不同的景觀。在荷蘭，除非被評估為高危險性，否則一般生產都由助產士所負責。荷蘭助產士跟傳統產婆有很大的差異，首先他們都必須經過專業高等職業訓練（HBO），領有助產士合格證書，他們可以做基本的醫療判斷，判定產婦與胎兒的狀態是否穩定、什麼時候已經有難產的風險必須接受醫療介入。

不管是跟醫生還是跟助產士會面，他們總會親切地向你握手問好。第一次面談時，他們會鉅細靡遺地詢問你的家族病史、你的生理與心理健康狀況，他們會想瞭解你懷孕的心情，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壓力，甚至還會詢問你個人的成長經驗、童年時的家庭狀況。通常在地區醫療中心裡，至少會有一個助產士診所，但也有許多小型的私人助產單位，基本上助產士提供的服務是完全包含在基本保險，而不需另外付費，這包括：懷孕十週左右確定孕期的超音波、懷孕初期健檢、二十週的結構超音波（察看有無重大肢體殘障，通常也是這個時候得知胎兒性別）、定期產檢、二十四小時電話協助與緊急家訪，還有其他所有助產士認為有需要的醫療檢查，甚至到懷孕後期突然感覺不到胎動，緊急到醫院急診與所有的後續檢查等。助產士服務也包含生產協助，甚至產後的電訪與家訪。孕婦也可以自行決定要不要在十三週左右進行俗稱的綜合檢查（combinatietest），包含驗血（唐氏症、巴陶氏症、愛德華氏綜合症等）與唐氏症頸部透明帶測量（36歲以下的產婦必須自費，費用約為162歐元）。

親愛的助產士

比起產科醫生，助產士制度提供產婦更多協助與支援，但我必須說，荷蘭助產士制度還是比我想像中來得冰冷了一些，它畢竟還是已高度制度化的類醫療體系，與美國六〇年代因為嬉皮文化復興、強調女性情誼與私密關係的助產士運動還是有一段差距。比如說，在十來次的產檢中，我就見了八個不同的助產士，這背後的用意是讓我有機會認識診所裡的所有助產士，避免跟某位助產士產生過度的心理羈絆，以免生產當天這位助產士沒有當班我可能會抓狂—結果生產當天還真的來了一個我完全沒見過的助產士！

不過老實說，一旦生產開始妳就會忘記「認生」這回事，妳會跟妳的助產士建立起最強烈的情感聯繫，因為她是除了妳那看起來有點害怕、有點慌張的老公以外，唯一會一直守在妳身邊的人，而且她完全知道該把妳的那痛死人的腰往哪個方向推，痛楚才會少一點。妳會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那樣緊緊地抓著她，真的，她來做產後探視時，手掌還套上了不織布保護套，聽說我把她抓到手都腫起來了。

生產計畫

在台灣前陣子為了生產計畫（Birth Plan）的議題，讓推動溫和生產的團體、產婦與婦產科醫生大吵了一架，醫生認為這個干預醫療專業的行為，產婦應該聽醫生的話，不要外行引導內行。但仔細看看台灣醫院婦產科生產的制式流程，還是充滿了沒有必要的（醫療）行為，比如說剃毛、浣腸、連結胎兒心跳監測器（如此孕婦就無法自由走動），從醫生的角度來說，這很容易理解，因為病床上就應該保持清潔、乾淨，病患的身體應該以適合醫生診治的方式呈現。這不是說醫生的作法有什麼不對，而是醫療本身召喚的就是這樣的行動，但絕大多數的生產可以不是一個「醫療」行為。就算當自然產遇到了困難，需要醫療介入，還是可以在尊重產婦的意願之下進行。比如說，我自己的生產就是這樣一回事。

我的生產計畫寫了整整兩頁，寫完後我先跟助產士討論了一下，做了一些合理的修正，之後複印了好幾份，其中一份就放在我的資料裡。因為生產時不管是產婦還是伴侶已經心力交瘁、無法清楚地思考，容易做出事後會後悔的醫療決定，因此事先寫下書面的生產計畫，可以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萬一遇到醫療必須介入的情況，也可以藉此更清楚地跟醫生溝通。後來因為胎兒的臉向上、經歷五個多小時毫無效果的痛苦推擠後，助產士決定把我送到隔壁的醫院去（我本來是在醫院附設的生產中心，就跟旅館套房一般），醫生幫我打一點嗎啡止痛，但還是尊重我要自然產的意願。如果再拖幾個小時，或許她必須採取其他更強烈的醫療介入行為，但基本上她願意給我們時間，讓我們嘗試所有的可能性，最後我在（馬桶一般的）生產椅上把她擠出來了。

兩個小時出院

即便這是場超高痛楚指標的生產（所有參與的專業人士都覺得必須安慰我一下），我還是在產後兩個小時就離開了醫院。一般來說荷蘭自然產的產婦都會在生產後幾個小時內就出院回家，有時候半夜生的會留著睡一覺，剖腹則會待上三天左右。雖然醫院並沒有趕人，還在病房裡為我們準備了早餐，甚至附上一支小香檳，但我實在沒有滯留的慾望，只想帶著我的孩子回家，等不及要開始有了她的人生。我急著想帶著她離開這充滿鋼架與手術刀的病房，我想讓她看見窗外徐徐飄落的雪花、帶著她聆聽雪地裡讓人安慰的寂靜，我迫不亟待地想要把整個世界介紹給她，讓她看見這冰冷病房外所有柔軟美好的東西。

劍橋公爵夫人凱特生產後十個小時容光煥發地踩著高跟鞋，跟媒體揮手道別離開醫院，全世界都覺得深受震撼。我離開醫院的時候是坐在輪椅上的，當然也沒有穿著高跟鞋，但幾個小時後我在家中也是健步如飛，雖然疼痛與酸楚仍如影隨形，我的身體裡卻灌滿了產後身體自然湧出的賀爾蒙，我覺得我充滿了能量，我無所不能。

生育一個孩子，讓一個女人成為母親，然而，它卻只佔母職角色中非常小的一個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生產過程不重要。即便醫生擁有醫療專業，他面對的還是一個女人的身體，而她應該有權利被清楚地告知各種選擇的原因與後果，有意識地決定在她身體上發生的所有事情。

生產應該是一個讓女人對自己的意志與能量感到驚奇的美妙經驗，這讓她們能以自信與樂觀開始她們的母職角色。我真的認為，做為母親可以不是一種「犧牲」，母親不需要以承受過的痛苦來標誌她的偉大。她需要的是對她意志的尊重，是來自伴侶與家人的協助，是更合理的產假制度，而不是整個社會把她們當作某種脆弱需要保護的東西供養起來一段極其短暫的時間，然後任憑她在「無私」、「無我」的不合理期待中凋零。

祝天下的女人，母親節快樂（不論妳決定要不要當個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