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彭明輝教授：一個說故事的小常識

大約一週前，彭明輝教授在他的部落格發表了〈失去真相的台灣史〉一文，主張：「在國民黨的遮掩與扭曲下，我那一個世代的『台灣人』很難了解真正的台灣史；後來，在綠營各路人馬的遮掩與扭曲下，野百合和太陽花世代很難了解另一面的台灣史。」但在這個兩陣營各大五十大板的宣告過後，這篇文章主要的篇幅和批判力道，都是向著台灣人「親日」或「認賊作父」的方向而去的。

姑且不論在討論歷史的時候，仍執著於「真相」一詞，是多麽過時的方法論。歷史學的部分，可交由方家指正，身為寫小說的人，我特別注意到的是他提到了描述日本時代的電影，並且批判這些電影的意識形態：「在海角七號等一系列『懷日』電影裡，台灣人跟日本人只剩浪漫或淒美的情感，而徹底忘記慰安婦的故事，也忘記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這段說法，讓我們很明顯地看到了彭明輝教授學力未逮、思慮未周之處——如果不是惡意地「未逮」、「未周」的話。

彭教授也許有所不知，在我們評論一個文本，無論是小說、電影還是其他敘事性文類時，有一些評論者必須遵守的「紀律」。其中之一是：

我們必須盡可能以「文本中呈現了什麼」來作為評價依據，而盡可能避免批評「文本中沒有呈現什麼」。

也就是說，如果你覺得一部作品寫錯了什麼部分，或者哪裡沒寫好，我們應該直接指出是哪個段落、哪些部份出問題；但除非你有非常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比如說在推理小說最後，沒讓你知道兇手是誰之類的），你不能自己認定「作者應該要呈現什麼」，然後因為沒呈現就覺得它寫壞了。

因此，彭教授對《海角七號》這類「懷日」電影的批評是完全不成立的。他的狀態就是先預設了，凡是寫到日本時代，就應該寫到慰安婦、寫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階序關係，然後因為《海角七號》沒有寫到他的預設，所以這部電影就有問題。這基本上是一套自high的批評方式，因為綜觀《海角七號》的情節，很顯然主要是發生在當代的台灣，裡面的絕大多數角色，都是沒有經歷過日本時代的人，他們「理所當然」可以感受不到當時的殖民氣氛，也「理所當然」不會提起慰安婦；除非故事中的角色剛好是慰安婦。要加進去處理當然是可以的，但不加也不是什麼罪，就像我吃嘉義火雞肉飯喜歡加一顆半熟荷包蛋，但我不能說沒有半熟荷包蛋的火雞肉飯很難吃一樣。

沒錯，《海角七號》是一個浪漫化的故事，但並不是一個脫離現實的故事。不管是故事中年輕一代的愛情，還是長輩一代的羈絆，都是可能發生的。除非彭教授能先論證這樣的愛情並不存在於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否則一萬個慰安婦的例子也不能抹消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

而為什麼會有這條紀律呢？因為任何文本都有篇幅上的限制，不可能毫無節制、包山包海地一路寫下去。如果彭教授這種「從虛空中生出問題」的批評方法可行的話，那理論上所有的作品都會是劣作，我永遠都可以說某作沒寫性別、沒寫族群、沒寫階級、沒寫科學、沒寫宗教、沒寫倫理⋯⋯這樣的地圖砲，終究只是讓文學批評成為一場虛無的嘴砲秀而已。這通常好發於喜歡在演講場合中以發問之名、秀「我很有想法」姿態之實的生嫩聽眾，發生在堂堂貫通人文學理的教授身上，著實讓人訝異啊。

依照同樣的「沒寫」邏輯，我也很想反問彭教授：您的文章既然舉了《海角七號》為例，為什麼會漏掉同一位電影導演的《賽德克・巴萊》？那裡面所描述的殖民體制，可是活生生的血肉拚搏、善惡交錯的。或者漏掉了同樣由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KANO》？在殖民觀點上，它可能是最接近彭教授（宣稱他）所在乎的「平衡」觀點的——在故事裡，既有無視種族藩籬，對日漢原學生一視同仁的近藤教練，也有歧視這支雜牌軍的校方人員、地方仕紳和體育記者們，這難道不正是彭教授訴求的「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

還是說，面對「中國」、面對「漢文化」就需要「客觀而完整地面對」，面對日本時代，就只須一概的批判，無須面對歷史中每個行動者的複雜關係？

事實上，像魏德聖、馬志翔這一系列的電影，才是在創作上比較接近「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的方式。因為創作者的技藝和藝術素養，讓他們知道不可能強求一部作品講完所有議題，所以他們願意不斷推出有不同認同框架的新作，而不只是固守在單一的「親日」或「反日」的框架裡。這些作品的藝術成就多高暫且不論，但這種願意正反並陳、多元交雜的態度，在創作者的政治倫理中，已是無可挑剔的了。

除非論者也是刻意只挑單一作品，來批評其空缺，刻意無視整個創作藍圖的互補性。

最後，彭明輝教授也提到了作家鍾理和的例子，認為鍾理和也曾以中國為「原鄉」，呼籲大家無需在文化認同上割裂與中國的連帶。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我還可以再加碼一例：像戰後初期的左翼作家楊逵，也是毫無疑問認同中國這個祖國，希望它能茁長強大的。

但很可惜的是，「祖國同胞」似乎沒有把他們當作同胞。鍾理和在戰後初期，目睹了北平官員以「接收日產」之名，順帶搜刮台灣人財產的情況——因為他們假裝自己無法分辨誰是日本人、誰是台灣人——甚至不願意接納台灣人為中國人，認為他們都是奴化的日寇餘孽，因而有了〈白薯的悲哀〉一文。（非常推薦彭教授一讀，google找得到，特別是在彭教授前一篇文章〈了解時事與政治人物的幾個要領：一個教案〉才示範了使用google的方式；這不難，您做得到的。）而楊逵，在發表了反對台灣獨立、希望祖國中國能加速政治改革的〈和平宣言〉之後，就因為這篇文章被關了整整十二年。（這也google的到）

所以您將「排中、反中與去中」歸咎於綠營，很可能完全搞錯了。打從1945年開始，中國人就沒打算讓台灣人成為中國人呢。與其說台灣人追求「台獨」，倒不如說台灣人是「被台獨」的；與其說台灣人天生親日，倒不如說是戰後70年國民黨成績斐然的「德政」，使得台灣人竟然在兩相比較之下，覺得「被殖民好像比較愉快」呢。

這是要怪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