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冷戰蔓延時：聶華苓的文學生涯（上）
1963年的那場酒會
你願不願意到愛荷華作家工作坊去？我突然轉身問她。我看過你小說的英文翻譯，麥卡錫介紹給我看的。
她楞了一下。她早已知道愛荷華作家工作坊。一陣長長沉默，終於說：不可能。
——保羅．安格爾的回憶錄，摘自聶華苓《三輩子》
1963年的一個晚上，聶華苓正在考慮要不要赴一個酒會的邀約。由於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來台訪問三天，聶華苓等一批台灣作家接到了「美國新聞處」邀請。在那個年代的台北，美新處是少數會辦「酒會」這類洋派活動的單位。
聶華苓此時的心情並不適合參加酒會。這正是她一生中最低潮的時刻：婚姻完全破裂，丈夫遠走美國；在空軍服役的弟弟飛機失事，幾年後，相依為命的母親又因病去世。
更令人窒息的是政治——就在1960年，她任職了十一年的雜誌社《自由中國》被政府抄家，原因是他們鼓吹自由民主，她的上司雷震被捕，雜誌社同仁若非同樣入獄，就像她一樣日夜遭到特務的監視與竊聽。戒嚴時代的政治恐懼如同瘟疫，親朋故友紛紛走避，什麼文學夢想當然也都不用談了。現在，聶華苓活著唯一的理由，只剩下兩個年幼的女兒了。
然而就在轉念間，聶華苓還是去了。這一去不但改變了她的命運，也將在冷戰時期的世界文學史上刻下重重的一筆。
她在酒會上認識了安格爾，安格爾對她幾乎是一見鍾情，在台北三天都想見她，即便剛開始她心情積鬱，表現得十分冷淡。安格爾不怕冷淡，他本人就是破冰能手。在第二天的一個晚宴裡，他一見聶華苓赴約就心情大好，當場耍寶起來：他戴起眼鏡，正經八百地用筷子夾起一顆鴿子蛋——他完全知道一個美國白人在一群台灣人之間表演用筷子，是多麼搞笑又能滿足全場自尊心的把戲。眾人果然大笑，包含坐在他旁邊的聶華苓。安格爾後來的回憶文字寫道：
我戴起眼鏡用筷子揀起滑溜溜的鴿蛋，還照了張相，大張口得意地笑，是我這輩子最愚蠢的樣子。華苓大笑。在那以後我再沒吃過鴿蛋。一個就夠了。現在，每當我在愛荷華看見鴿子飛過，閒雅地搧著彩虹翅膀，我就充滿了感激，鴿子幫我逗華苓笑，逗她和我一道走出門，改變了我的餘生。
……吃人家的蛋還謝謝人家。
聶華苓是不是因為「筷子夾鴿蛋」的把戲而愛上安格爾，決定隨他一同遠赴愛荷華，這點外人不得而知。但安格爾在那三天的追求攻勢確實猛烈。他不斷力邀聶華苓到愛荷華大學的「作家工作坊」，那是全美國第一個以文學創作為主軸的研究所，學生以作品代替論文畢業，在美國極富盛名。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當時的主持人正是安格爾。於是，就有了文章最前面的那段對話。
安格爾問了很多次，而每次聶華苓的答案都是「不可能」。這個答案頗值得玩味，聶華苓不是說「我不想」，而是「不可能」——聶華苓個性明快，真要拒絕一個才認識三天不到的男人，是不必吞吞吐吐的。這意味著，真正使她不能前往愛荷華的，並非意願問題，而是一些身外的因素。
但安格爾並未放棄。他離開台北的前一晚，兩人乘計程車在台北市區內繞了一整夜。隔天聶華苓去送機，安格爾還是問：愛荷華？接下來的三個星期，安格爾繼續進行他的作家訪問之旅，聶華苓每天都會接到一封他的信。那是個沒有E-mail的年代，安格爾談戀愛的裝備就是一台手提打字機，從菲律賓，從日本，從亞洲的各個角落寄來。
在數不清幾個「不可能」的答覆後，事情竟然成了。
1964年，聶華苓啟程前往愛荷華的「作家工作坊」，逃離了令人拘束窒息的國民黨政府。
從政論雜誌開始的文學夢想
如果聶華苓不是作家，就不可能列名在美新處的邀請名單上。那她自然也不會認識安格爾，不會有機會到愛荷華，更不會有機會和安格爾聯手，把愛荷華的「作家工作坊」擴大成全世界知名的文學殿堂「國際寫作計畫」。
而這一切，都是從一份政論雜誌《自由中國》開始的。
1949年，聶華苓剛逃到台灣，正在找工作。經朋友介紹，她加入了由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自由中國》是一份由開明的國民黨知識分子所創辦的雜誌，除了本身就屬黨政要角的總編雷震以外，掛名的發行人是胡適，編輯團隊有當時的教育部長杭立武，以及毛子水、殷海光、夏道明、戴杜衡等人。他們既不支持共產黨，更不屬於台獨，但因為鼓吹民主自由，這個雜誌就日漸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
而這樣一群「非常政治」的知識分子所組成的政論雜誌，自然不是以文學創作為編輯重點。這或許也是雷震會聘用年方24、初出茅廬的聶華苓的原因——畢竟以他良好的黨政關係，如果想要全力發展文學版面的話，多的是名聲響亮的文壇大老可以選擇。
然而，正是這樣稍微邊緣的位置，將聶華苓養成為一位重要的作家。聶華苓起初負責的是初階的文稿編輯，之後才被雷震發現她很能寫，便授權她主編《自由中國》的「文藝欄」。《自由中國》是政論雜誌，文藝欄僅是點綴，只要政治上不出問題，聶華苓都可以自由編選。
也因此，此一「點綴」的欄位，反而有非常亮眼的成績。梁實秋〈雅舍小品〉、朱西甯〈鐵漿〉、林海音〈文壇舊事〉、陳之藩〈旅美小簡〉等一系列名篇，都是在聶華苓主編的文藝欄首度刊出的。這不但使得《自由中國》文藝欄遠遠甩開其他反共八股的報刊，成為1950年代最精彩的文學版面之一；也讓聶華苓結識了一批活躍的作家，進入了文壇的人際網路中。
而最早鼓勵聶華苓寫作的人，也是《自由中國》的同事殷海光。雷震透過黨政關係，跟政府要了幾棟房子當作編輯團隊的宿舍——光是這一舉動，就不知比戒嚴時代其他咬牙苦撐的民間刊物豪華幾倍——聶華苓一家和殷海光便是宿舍裡的鄰居，殷海光與聶華苓的母親、本人和女兒都有深厚交情。
殷海光好惡分明，始終讚賞聶華苓的文筆。1952年，胡適從美國返台，雷震想要大作一波新聞，藉胡適的國際聲望來保護《自由中國》，於是要聶華苓去接機、獻花。聶華苓婉拒了。殷海光聞此拍桌大讚：「好！妳怎麼可以去給胡適獻花！妳將來要成作家的呀！」要「成作家」就不該去接機，此中的邏輯非常微妙，但由此可看出他對胡適的鄙夷與對聶華苓的支持。
在評論上銳利無匹的殷海光，表達關懷的方式卻很迂迴。那時聶華苓的經濟狀況不好，只能用沾水筆寫作。殷海光知道了也不作聲，某次拿到稿費，便買了枝新的派克鋼筆，拿給聶華苓的母親看。聶母與殷海光交情很好，每次見殷海光拿稿費去買書、買花、買點心，就會叨念著說要幫殷海光「保管」稿費，這次買了新鋼筆，自然少不了再念一頓：原來的新鋼筆又沒壞！殷海光答：「舊筆，可以送人嘛！」一轉身進了書房，把舊筆拿給聶華苓，結巴地說：「這——這支筆，要不要？舊是舊，我可寫了幾本書了。你拿去寫作吧。」
殷海光為人孤僻，但對聶家十分親厚。他曾提到自己夢想建立一座莊園，只有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能住進來，他自己就在裡頭當哲學家跟花匠，每天在幽靜的莊園裡頭散步。他想像莊園裡有座圖書館，只有受到他允許的人，才能進去閱讀，這樣的「會員資格」不超過二十人。莊園的邊上，要蓋幾棟小房子送給朋友，其中一棟就是給聶家的；聶華苓想必佔的是「文學家」的缺吧。
如果一切平順，也許聶華苓就這樣寫下去，成為眾多台灣作家的一員了。但威權體制本身就是人造的大型災難，像《自由中國》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不可能有安穩日子的。
1960年，雷震被誣陷「知匪不報」，因此入獄十年。他的老部屬劉子英在特務指使下，偽稱自己是匪諜，誣指雷震包庇了自己；他的司機則被大卡車撞死，臨終前告訴雷太太，自己早被特務收買，供出雷家內部的情報，這一撞是殺人滅口。
時人看得很清楚：所謂「知匪不報」只是莫須有的罪名，雷震真正的「罪狀」是籌組反對黨、以及《自由中國》種種批評蔣介石政權獨裁威權的言論。於是，以雷震為震央，《自由中國》諸君也自然陷入政治風暴，傅正、馬之嘯等人被判刑，殷海光、聶華苓等人都遭到特務監視，雜誌自然也停刊了。此時的殷海光已搬遷到溫州街（即現在的「殷海光故居」），門口始終都有便衣，電話線也永遠被竊聽。聶華苓在特務的監視下日夜緊張，斷絕了過往的人際網路。根據她在《三輩子》裡面的說法，除了台大、東海兩座大學邀她講課以外，她幾乎完全與社會隔絕。
聶華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參加了前述的酒會並結識安格爾。從聶華苓的角度來看，安格爾的愛荷華之約固然是一見鍾情的浪漫，也未始不能說是逃出政治牢籠的機會。而當她對安格爾屢屢說出「不可能」的時候，她真正的意思是：不是我不想去，但以我的政治背景，蔣政府不會放我出國的。
然而近乎奇蹟地，隔年聶華苓真的成功出國，開啟了文學生涯中最燦爛的愛荷華時期。不過，在1964年赴美的當下，她可能還無法預知未來會有多燦爛。雖然參加了「作家工作坊」，又主持「國際寫作計畫」，但她有好幾年內其實寫不出什麼東西。直到1970年，聶華苓才重拾創作之筆，以中文開始撰寫她最重要的代表作《桑青與桃紅》。
這一年，正是殷海光飽受軟禁封殺的身心之苦，於青壯49歲之齡去世的隔年；這一年，也是雷震十年苦牢出獄的一年。這樣近乎巧合的「再開機」時間，冥冥呼應了《自由中國》時期的文學養成。在台灣極少涉足政治的聶華苓，終於寫了一本極為政治的《桑青與桃紅》。這篇小說最初在《聯合報》連載，在它因為政治題材被查禁之前，聶華苓將稿費悉數轉贈給了剛出獄、經濟拮据的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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