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族論」的孕育與時代意義 ── 專訪《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

2015年1月14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年度施政報告上，公開批評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2014年2月號的專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以及同年九月出版的《香港民族論》一書。梁振英稱其為「錯誤主張」，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一時之間，《學苑》成為媒體熱話，《香港民族論》洛陽紙貴。

我在去年雨傘抗爭期間，專訪到出版《香港民族論》的《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本文將透過這場專訪，回顧梁繼平從發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到出版《香港民族論》的動機與過程，並討論該書對雨傘抗爭和香港未來的意義。

從學苑專題到《香港民族論》

「若要數香港近年來最具爭議的詞彙，非『本土意識』、『城邦自治』及『族群身份』莫屬。一言蔽之，其核心就是以香港為本位，發展出獨立而自主的歷史觀、身份認同及政治原則。」

這是梁繼平為《學苑》2014年2月號專題所寫引言的開頭。這期刊物封面用上了2012年香港反國民教育抗爭中，大批湧動的黑衫人潮照片，還打上「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八個白色斗大的字，將「香港人」提升到「民族」層次，十分搶眼。

主修政治與法律的梁繼平在2012年大一時加入《學苑》，於2013年就任總編輯。其在任內推出了四期刊物──前三期主題分別是〈佔領中環，香港革命〉、〈百年港大，為誰而立〉，與〈曾幾何時的香港〉 。發想最後一期的專題時，梁繼平與《學苑》編輯群們意識到，他們任內關注的議題，都聚焦在香港的歷史、政策、身份認同，以及政制發展。

「香港有走向本土化的趨勢，但在理論市場上，似乎只有陳雲的城邦論那一套。只是陳雲似乎越來越走向華夏文化復興的主調，對很多人不很受用。」梁繼平說，「所以那時覺得本土化需要另外發展，開拓一套新理論。」陳雲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也被視為香港本土思潮的旗手人物；他的《香港城邦論》在2011年末出版，長期高居暢銷書榜首。

不過，將香港人提升到「民族」的層次，他們最初也有猶豫，因而也考慮過諸如「香港未來發展藍圖」之類的題目。「我們當時也覺得這樣很aggressive，或者說很progressive，」梁繼平坦承，「但是後來覺得，任內最後一刊，應該集結成一個有架構的理論。」 關於香港民族的專題內容就這樣拍板定案。

為此專題，他們做足功課，研讀了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徐承恩的《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羅永生的《殖民無間道》、高馬可的《香港簡史》、以及Benedict Anderson、David Miller、Peter Higgens等人的著作。「寫這個專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賭博的心態，我們其實沒什麼自信，純粹想要拋磚引玉。」

「民族」還是「族群」？「自決」、「自主」還是「自立」？下標題時，梁繼平與編輯群有過很大的爭辯。「因為不熟悉這些概念，又不想張冠李戴！」梁繼平笑著談到。「因為內文寫的是民族，最後決定用這鏗鏘的八個字。事後覺得標題下得真好，訊息清晰，神來之筆！」

「香港人究竟是不是一個民族？民族的定義是什麼？我們遇到最難回答的問題是，你說香港人是個民族，那你打算怎麼樣呢？你想進行什麼樣的行動？是要爭取自決公投，還是搞獨立？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有什麼social implication？對香港政局有什麼指引？對香港的民主化發展有什麼影響？」梁繼平一口氣連珠砲地說完這段話。

該期《學苑》初期有不錯的回響，但編輯群覺得，有些問題回答的不夠清楚，後續討論動能也不足。慢慢地，另外發行一本特刊的念頭逐漸清晰起來，並很快變成梁繼平口中「正正經經出一本書」的計畫。該年九月，《香港民族論》付梓。

梁繼平在該書出版後數日，在他的Facebook寫下：「人生第一本有份編寫的書《香港民族論》終於面世。我期盼此書能在舊世代崩壞之際，引起社會對本土／民族思潮的正視和辯論。我誠邀抱持各路政見的朋友，在細閱此書後能撰寫評論及批判，以豐富或校正當中的論述。香港若要踏上長期抗爭，需要更多思想的辯證和變革。」

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香港民族論》出版後幾天，香港即將迎接為期79天的「雨傘抗爭」；他們更不會知道，四個月後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會將《香港民族論》送入媒體聚光燈中，使他們需再趕印3000多本，最終銷售12000多本。

香港認同的變遷

「未來香港不會再有年輕人相信『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來不會再提『民主回歸』；未來提出來的必定是『命運自決』，香港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要怎麼走下去。」

2014年8月31日，北京的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香港特首普選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議後，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說了這段名言。從周永康的話，以及〈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到《香港民族論》的歷程，可以窺見近年香港青年身份認同的轉變，與本土意識的劇增。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2014年12月的最新調查顯示，香港民眾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最高，而認為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中國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比例，跌至2008年以來的新低。其中，18歲到29歲群體中認為自己是「純粹香港人」的百分比，也從2011年12月的42.4%，上升至 59.8%。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指出，由於大陸人來港置產，推高了本已處在世界前列的地產價格，也擠佔了一些稀缺資源。他們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社會面貌，與語言構成，讓香港年輕人越益感到，這座城市正被「大陸化」。路透社〈中國大陸對香港經濟的殖民〉一文則表示，大量自由行陸客湧入香港，雖對香港零售業者有助益，卻造成與香港居民的嚴重摩擦。2014年一宗小童街頭便溺所引發的衝突，堪稱代表。許多香港年輕人，目睹中國大陸對香港文化、政治價值、經濟狀況和日常生活的影響，已逐漸把中國大陸視為「殖民者」，並強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梁繼平也曾經歷本土意識的萌芽，與身份認同的轉變。這個過程，折射出香港複雜分歧的意識形態，以及世代身份認同的差異。

2012年剛考完升大學考試的夏天， 梁繼平去了六四紀念集會，無意間將他推向本土化的道路。香港六四集會的主辦者「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被視為傳統民主派。其成員大多屬於香港嬰兒潮世代，主張港人在北京容許的限度下，推行溫和漸進的民主改革。其一貫論述為「建設民主香港，為了建設民主中國」。

「『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釋放民運人士』這些口號我都喊得出來，」梁繼平說到，「唯獨『建設民主中國』這句我真的沒辦法。」當時他發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並沒有延伸到中國。「當香港民主都還沒解決的時候，為什麼要將自己的未來，捆綁在中國之上？」這讓他覺得自己的優先任務，是爭取香港的民主，而對六四的關注，僅出於對人權、民主化的關懷。

幾個月後，香港爆發了「反國教」示威，再次促使梁繼平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當時我沒辦法解釋，為什麼我不想要國民教育；但我沒有強烈地覺得自己有義務，要去學中國的那些東西，」梁繼平回憶到。「當時我還沒上升到『我不要做中國人』這個層次，只是單純認為，應將國民教育稱為公民教育，並改進課程內容。」

他的無法言語，映射出「香港人」這個身份的尷尬與模糊。主流學術論述談到港人身份的，不外乎是「夾縫中間的掙扎」，或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中。其著墨的，是港人在英帝國與中國的夾縫中求存，帶著一種漂泊、沒有故鄉的情緒，以及一種難以決定自身命運的無奈。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港劇《天與地》的片尾曲〈年少無知〉中，那句「如果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更瀟灑」會引起眾多港人共鳴。

「香港人的成長從來都是尷尬、模糊的，」梁繼平說，「成長過程中，每個人都跟我們說，你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但在日常生活裡，我們不太感受到作為中國人的感情。」梁繼平仍承認，「知識上了解中國是必要的，畢竟要打交道；不了解他們，就會很弱勢。」不過對他而言，了解中國無涉於民族情感。關心中國，就像關心美國、日本一樣。

「我每一天的政治實踐裡面，關心、珍惜的土地是香港，喜歡的生活方式是香港，想建設民主政治的地方也是在香港──我不是說我不想中國有民主──中國有民主是好事，but it’s not my primary business。」目前大四的梁繼平，如此詮釋他現在的認同。

身份認同的轉變與本土意識的抬頭，除了呈現在在民調統計上，也反映在雨傘抗爭中貼滿寫著「香港加油」、「我係香港人」的連儂牆，以及迴盪在現場的「香港人加油」、「香港人頂住」等口號。此外，去年七一遊行的「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雨傘抗爭前浮現的「自己香港自己救」等口號，也凸顯出香港年輕人強烈的自主願望。「過往很少看到這些口號佔據主導位置，」梁繼平說。

「我是一個香港人，我對這個地方有感情，我想實施我自己管理下的政策。我的城市，我的生活，我來管理。這種自治願望，一直受到打壓，那我們年輕一代就很生氣，」梁繼平篤定地說，「我覺得『自己政府自己揀』、『自己香港自己救』這兩句口號，那個『自己』是一個理直氣壯的我；我的權利要自己去爭取與捍衛。這種獨立、自主的意識是很強的。」

雨傘抗爭時，學聯的口號正是「命運自主」。

打破思想禁區的防衛論述

雨傘抗爭前夕出版《香港民族論》，在運動中發酵而備受矚目。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它對於香港的意義？

首先、本書打破在香港討論民族主義的禁忌。梁繼平在序言中寫道：「香港亦有不少論者認為，民族主義必然是落後、狹隘及排外…《香港民族論》正正希望打破香港作為民族的思想禁區，將民族論述正式帶入公共辯論與實踐。」

「為什麼是禁區？」梁繼平在訪談中解釋道，「自過去以來，港獨是一個被污名化的詞；講香港本土主義、民族主義，很多人覺得是very narrow and selfish，就像《香港民族論》所寫的，覺得是『落後、狹隘及排外』。還有，不少人覺得香港人是中國人是一個真理，所以對於香港作為民族，或是港獨，如果你要討論，很多人會立刻不談，因此才會說這是一個思想禁區。」

在現實環境掣肘下，香港仍沒有獨立的條件。對《學苑》編輯而言，《香港民族論》並非鼓吹要立刻港獨，也無意策劃港獨的具體行動；它是一個提早預備好的救生圈，在未來香港要決定自己出路的那一刻，可能會用上的思想資源。

他們認為，當民族論述不再被視為禁忌，而被認真看待時，人的意識也才會逐漸改變。「學聯這次用『命運自主』口號，背後其實是很強烈的自主意識。即使香港不獨立，這個自主意識，也會不斷影響香港人的思想。」

其次，《香港民族論》的主張，是因應北京進逼威脅而興起的防衛性論述。「提出民族論，是為了保衛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身份認同，」梁繼平說，「正因為 good fence makes good neighbor，所以這是要築起一個防衛牆的原因。」

細究書中內容會發現，他們所主張的防衛牆，並非以血緣為本「人種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而是基於社會契約論、以「香港居民身分」界定邊界、以共有公民價值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用「公民民族主義」畫出香港人與他者的界線，才能保有面對北京的政治主體性。

「香港民族主義必須脫離狹隘的人種民族論，以價值認同取代血緣認同，輔以土地、歷史等客觀條件，尊重個體自由契合的意願，塑造出一種公民民族主義。任何人願意加入香港，不論膚色種族，認同本土價值，忠於香港並以本土利益為先，即可成為香港人。」

最後，對梁繼平而言，《香港民族論》只是一個理論架構；香港知識份子真正的當務之急，是透過 「重新審視、挑選與演繹香港的本土歷史與文化內涵」，豐富理論架構下的實質內涵，用以「建構出一套具主體意識的民族論述」，並繼而將之轉化為下一波「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

以雨傘抗爭為例，「現在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敘述、演繹這場運動？譬如每年的六四集會不停地演繹著，中國的民主命運是香港不可推卸的責任，那麼香港的身份認同裡必定有中國這個元素，」梁繼平分析，「如果我們將雨傘運動演繹為一個本土運動，或許是對身份認同最大的感召，那麼以後的局面必定不同。」

獅子山精神的重演繹

雨傘抗爭期間，一個烙印在香港人心中的畫面，當屬獅子山上懸掛的「我要真普選」黃幡。根據香港媒體報導，該黃幡由一個名為「香港蜘蛛仔」的攀岩愛好團體懸掛。對梁繼平而言，那就是重新演繹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作為之一。

「獅子山精神」可概略理解為香港版本的美國夢。其起源於「家庭即工廠」的經濟起飛年代，帶著同舟共濟、迎難而上、刻苦努力的精神，凝煉於歌手羅文的〈獅子山下〉一曲中 。這個由經濟理性主導的獅子山精神，在香港由難民社會轉化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成為上一代香港人的認同。

「但我們新一代對獅子山精神沒什麼感覺；出來給人打工累得半死，結果買房買不到，結婚存錢也存不到，哪來的獅子山精神？」梁繼平說，「現在，那些『蜘蛛仔』重新演繹獅子山精神，將之變成香港人『迎難而上，團結一致』的爭取民主。」

「這次運動中看到一個希望，就是抗爭者中有很多年輕人，他們的抗爭意識達到前所未有的強烈，」梁繼平說，「那麼，在這個時候推廣民族論，說不定真的可以改變這個世代。」不過即使出版了《香港民族論》，梁繼平仍不斷尋思：「香港年輕人與民族主義有什麼聯繫？民族主義與雨傘運動的發展，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是否有關？」

帶著這些疑問，他在今年二月初《學苑》甫推出的〈雨傘世代的未來〉專刊，以〈雨傘世代，民族與民主〉一文，作為回答。「雨傘革命成功填補了過往三十年民主抗爭所缺乏的強烈身份認同，未來香港人必然會繼續透過民主鬥爭，逐步孕育自己的民族身份。『自己政府自己揀』引申的雙重意義──民族與民主，終有一日結合而得到落實。」

今年一月被梁振英點名而掀起的波瀾，隨著新一輪社會議題的到來，已漸消散平息。《香港民族論》風波過後，梁繼平在Facebook寫的一句話，或許能總結他的感受。「就我而言，編寫民族論的最大原因，是要指出做『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絕對是一個政治選擇，但香港人視它為天然、本質無誤並道德超然的，而它往往比刺耳的『香港民族』更虛妄、脆弱、具壓迫性。」

雨傘抗爭留給香港什麼？「香港民族論」是否會在後佔領時代的香港，更受推廣且認同？可以確定的是，這幾位《學苑》同學，再聽到「如果命運能選擇」這首歌時，會頑強硬頸地相信、等待，港人戮力實踐民族自決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