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的失敗：美國為什麼選出了川普？

大部分人心目中的民主，就是選賢與能，選出優秀的領導人，然後由這些人來決定國家大事，而正確的決定指的是公正、無私、「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明智的決策。

在這個前提之下，理想的領導者具備的特質應該是公正、無私、具有思考力，同時也要有執行力。符合特定選民的利益反而不是重要，甚至是必須排除的；例如說特定族群或利益團體的代表並不適合當領導人，只能當代議士，而這也就是說，領導者必須考量所有選民的所有需求，權衡得失，得出最大公約數，推動能讓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利益的施政。

所謂「菁英的失敗」指的就是這個政治模式的失敗，也就是無法達到公正無私，無法判斷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無法排除特定利益團體的影響，導致了施政上產生偏差，使得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

以美國的例子來說，川普訴求的素人政治，主要攻擊點就在華府菁英的不公正，因為這種不公正，偏厚了大城市中的資本菁英，忽視了郊區、鄉村、弱勢等沈默的大多數，讓資源和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集中在東西兩岸的大城市中，也就是讓全體社會努力的果實被部份人所獨享，甚至壟斷。

反對這種「菁英的失敗」論述的理由也不難理解，美國作為一個進步國家，有完善的法治系統，有努力盡責的官僚體系，有相對清廉的政治工作者，當然這些人中也會有私心為己者，但大多數還是正直良善的。施政不盡如人意乃是非戰之罪，畢竟人非萬能，美國也非萬能，世界上有太多不確定的事物，人與人之間有太多相對立的主張，要克服這些障礙滿足每一個選民的期待，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只能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目標努力，並且力求制度上的監督反省，不可能一夕之間實現人間天堂。

制度的兩種質疑

這兩種思想，其實都有悠遠的歷史，或者可以說過去幾千年來人類的政治史就是圍繞在這樣的治理問題上，匍匐前進常有挫折。原始人類崇拜英明領袖，只要出現英雄，就可以終身執政，甚至建立制度，代代相傳。

但所有封建體制都面臨了僵化問題，所以產生了民主輪替，一個有效的民主應該能夠自我反省，自我更新，持續進步；而一個無效的輪替，則是被少數群體、特定階級把持的假輪替。

從這樣的觀點看，美國的民主制度似乎面臨了一個輪替有效性的質疑：中西部鄉村和半都市化居民認為國家被華府的少數政治人物把持，所以需要一個素人來打破這種僵化，注入新的活力。

這也是支持「美國偉大論」的主要觀點︰即使庶民反彈所選出的川普是一個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資本家背景的狂妄自大者，看似是對進步理念的反噬，但不論如何，都是選民自主達成的對華府僵化體系的革新。也許川普終將失敗，但無論川普失敗與否，制度和民主理念都透過「選民發起的革命性輪替」得到了勝利。

但另外有一派並不這麼想，這一派也許可以以桑德斯的支持者作為代表。桑德思的支持者認為美國菁英的失敗，並不在於腐敗或失去革新能力，而是從基礎上就搞錯了改革的方向。也就是說，問題並非在於政客的能力和廉潔與否，而是整個制度的方向，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刻，這個必須進行的改變，包括了民主制度的形式面和本質面。（延伸：為什麼左派選不贏？桑德斯退場，美國左翼一場夢）

形式的改變當然必須從本質面的問題來思考，在本質上，美國的資本民主制度的缺失已然清楚顯現，革新必須由這些地方開始徹底扭轉。那麼，改革的方向在哪裡呢？說到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歷史上的改革來觀察。

改革的方向在哪裡？

現任教宗方濟各的聖名，來自天主教改革者聖方濟，也就是美國城市舊金山San Francisco命名的由來。聖方濟在十三世紀初對天主教進行了改革，建立方濟會，其影響力持續至現在。

聖方濟出身富裕家庭，但他拋棄了財富和繼承，成為一名清貧的修士。他對「神職人員應該拋棄財富保持貧窮」的主張，影響了當時和後世的信徒，間接造成新教對財富與勢力都足以比擬國家的天主教會的徹底決裂。

但聖方濟的主張並不僅止於保持貧窮而已，在他傳教的過程中，不同於當時教會偏向於城市中產階級和鄉村農民的既定模式，而是從社會的最底層開始。

在當時的社會中，痲瘋病被認為是天譴的結果，是被上帝判定有罪的人才會罹患的疾病，不僅健康的人避之唯恐不及，就連教會也將痲瘋病患視為「上帝對罪惡的懲罰在人間示現」，是神力的結果，而非單純的生理上的疾病，這不僅是衛生上的污穢，更是精神上的不潔。但聖方濟卻主動接近痲瘋病患，試圖拯救他們的靈魂。

聖方濟的理由是︰如果一個牧羊人要集攏他的羊群，那麼就必須從離群最遠的邊緣者、迷失者開始著力，而不是只顧著本來就在身邊的那群，透過一個拉一個地由近而遠漸次感化。（在天主教義裡，常將神職人員比喻為牧羊人，而將信徒比喻為羊群。）

如果將這個故事和教宗方濟各被稱為「左派教宗」這件事相比來看，也許更能清楚看到貧窮概念和資本主義的對比。

中國在實行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不斷強調「先讓少數人富起來」的部份先行理論；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自由主義經濟信奉者，也都強調財富的流瀉——先讓資本家、富人賺到錢，這些錢會透過消費、投資而流瀉出來，推動經濟活力，形成正向循環，最終能讓所有人都得到好處。

但聖方濟和左派並不抱持這種「富人先富，帶動窮人」的中心擴散理論，他們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先從邊緣開始處理，先拯救那些最沒有能力自救的人。

在美國立國的年代裡，人類社會最先進的思想是效益理論和實證主義。代表性例子就是邊沁主張的「政治的目的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以及「科學真理透過實證而成立」。

前者否定了傳統封建社會對領主的既得利益（也就是既成規範）的重視，將各階層人民的利益加入考慮，建立了合議制民主的基礎。在這個體系中，社會各族群推派代表，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透過合議，尋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從而得到最好的施政決定。而後者（實證主義）則確立了科學實驗的重要性，也就是驗證的必要，一個新的主張或者理論，必須透過各種驗證來支持，實驗的結果是理論成立的唯一理由。

這也是美國民主制度建立時的基石︰議員代表了各州和選民的利益，透過合議追求共識；而科學取代了信仰教條，唯有實證有效的理論才是真理，根據信仰產生的理念不能作為現實世界的行為依據。

這些理論看似非常合理，但依據這些理論所運作的社會，例如現今的美國，為什麼會出現問題？

菁英為什麼失敗？

回到前文，支持「菁英的失敗」說法的一方，認為這是人謀不臧的結果，所以只要換掉那批人，就能夠改善，制度本身並無缺失。但另外一批支持「菁英的失敗」的說法，則抱持另一種看法，他們認為，這一整套看似合理的立國基礎，其實是錯誤的。

在這些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提出批判的左派學者之中，有一個知名的哲學家叫做卡爾波普（1902-1994），就像過去的許多偉大學者一樣，他同時在社會哲學和科學哲學上有開創性的見解。

在科學哲學上，他批判了實證主義，支持「證偽法則」。證偽法則認為，科學並非可證明的真理，而是「尚未被證偽的，可接受的假說」，一個理論體系要被承認是「科學的」，就要有「被證偽的可能」，由此排除偽科學如占星學，及某些不那麼嚴謹的科學例如心理學（將部份心理學排除在科學之外，而歸入社會學或人類學範疇）。

在政治哲學上，他最重要的見解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利益）」是虛偽的假設，沒有操作性。因為幸福不能量化，所以最大幸福並不存在。他認為，政治的目的在於「痛苦的最小化」，而這個目的並不能透過歷史決定論（例如馬克斯主義）的先驗教條的指導從上而下地達成，只能透過無數的「瑣碎工程」來接近。

這些概念的確不容易理解，也許是因為這些概念太複雜，承載了太多思想的歷史，使得大多數人很容易接受邊沁的效益主義︰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現實中抓到最多老鼠的就是最好貓。

但是要理解更複雜的思想，像是卡爾波普的「證偽」和「最小痛苦」就必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是大多數民眾——像是選出川普的中下階層「搖擺選民」，並沒有這樣的知識資本。

但也許我們可以從教宗和聖方濟的例子來理解︰一個富足的社會，並非擁有最多的富人，或平均國民所得最高，而是建立在「最少窮人」的基礎上。窮人和不幸福者的存在，證成了系統的失效，證明了菁英的失敗，證偽了美國藉以立國的種種假說。

菁英的失敗並不在於菁英個人或群體的失能和腐敗，而在於他們所相信的價值已被證偽但卻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