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他的名字時我們在談論什麼——訪中國另類搖滾樂團P.K.14

六月時，筆者（下稱簡）因北京行程而與P.K.14靈魂人物楊海崧（下稱楊）在他的新工作室碰面。我們聽了新專輯《當我們談論他的名字時我們在談論什麼》的歌曲，也知道了他們去年為了這張專輯到柏林的傳奇場地錄音。

回到臺灣後，世界仍在運行，各種壞消息依然此起彼落。時不時地聆聽這些歌曲，細看歌詞時，閃過一些模糊的記憶，一年多前在北京被清查驅趕的外來人口，去年令人心痛的、在獄中病逝的劉曉波，像是電路突然接通，在絕望的火星接收到訊號：

有一些謠言在城市裡散開，有人已經提前得到了消息，追踪的人已經聞到了味道，他們離勝利還差最后一擊。——〈死局〉

然後飛機飛向北方再不會回來，錯過的美妙宣言也不見踪影，當我們說起你的名字，就好像是在談論，另一個世界的事情。——〈因你之名〉

反覆唸著「當我們說起你的名字，就好像是在談論另一個世界的事情」，致敬之情油然而生。雖然，這也許還是我腦海裡的虛妄編織。

在這次P.K.14來臺灣演出前，與楊海崧簡單地線上訪談，為自己初步的好奇做點探問。也像是在臺灣，想像一座有廣大P.K.14歌迷的城市。

簡：可以介紹一下這張新專輯的創作背景嗎？畢竟P.K.14從《金蟬脫殼》後，又過了三年，這些歌是哪段時間的創作？在音樂、詞曲概念或錄音製作上，有什麼讓你及團員們感到興奮、想表達的部分，請跟大家分享一下。

楊：這張專輯是從《金蟬脫殼》之後開始創作的，不過裡面有一些歌曲的音樂動機實際上來自於我們為《1984》創作時留下來的創作樣帶，當時大概錄了100多個簡短的動機片段。在創作這張專輯時，我們四個人都希望能有一種和《1984》時完全不同的創作方式，幸運的是，我們很快就適應了新的創作方式，並且四個人都能融入其中。

簡：《當我們談論他的名字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借用了瑞蒙卡佛的語法（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讓人想起先前專輯《1984》，也借用了歐威爾的小說名，但卻是不同的意涵。為什麼想這樣命名？這次命名時想的是什麼？這應該是取自專輯最後一首歌〈因你之名〉。「你的名字」或「他的名字」，感覺可以有很多聯想，可能是指過去的事物，比如理想、或是過去的革命英雄；可能是指愈來愈無法理解的現在，比如被誇大的盛世、或成功人士，可以這樣理解嗎？

楊：關於這張專輯的標題含義的指涉，你的理解是準確的。不過我寧願把「他的名字」看作是指向任何一件事物，而不是某個特定的人或事物。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感受到，當我們談論、回憶，或者書寫某個人、某件事時，談論的物件反而會離我們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並且越來越平面化。也許到了最後，我們都不得不使用最簡單的標籤來定義我們生活中的相關事物，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我也希望那個標籤能夠最準確地反映事物的本質。

當我們談論歌詞

簡：這次歌詞，維持了你一貫的矇矓、不安、想指出某種深層操控（也許是生活、自我，也許是愛情或政治）的詩意。這次創作的詞，在心境上你自己是什麼樣的狀態？

楊：這些歌詞我個人覺得，從某種角度來看，更接近詩歌，而不是敘事，並且整張都是由個人情感來主導的。我想也許我也到了這樣的年紀，開始越來越多回憶過去，以及我生活中曾經出現過的，和我的生命產生過聯繫的人和事情。在創作中恐怕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我的這樣的心境。

簡：不同的幾首都可看到幾個反覆出現的詞。這使得看起來分散的歌，又有連結，像是一篇篇可分散閱讀、但主人翁卻是同一人的小說。比如「他們就這樣被生活在別人的故事裡，卻還以為這世界屬於他自己」（《想像一座城市》），「她說，那就讓我們進入大海的深處，去建造一個沒有他們的世界」（《不合時宜》）。「那就讓我們建造一個沒有他們的世界你說」（《二十分鐘的路程》），這些歌曲裡的「世界」，有什麼樣共同的設定嗎？比如場景或人物或某種心境？

楊：當我寫「世界」時，指的就是「世界」，並沒有更多隱藏的含義。回過頭來看，這張專輯的歌詞也許在很多詞語裡表達了一種希望逃離的感受。也許這是因為我很多年以來一直沒辦法擺脫的所謂「陌生感」，似乎我在任何一個群體中都像旁觀者和局外人，不過我也確實很享受這樣的感受。

當我們談論錄音

簡：新專輯裡的音樂風格，有輕盈但仍暗沈的跳動（一千種告別的方式），有如上一張現場即興的實驗噪音（二十分鐘的路程），也有加入瑞典爵士音樂家Jonas Kullhamar長笛的幽幽淒楚。這次的創作及編曲，包括團員們和製作人歐陽漢客（Herik Oja），大家如何定位與詮釋這次的音樂表現？與過去的不同或有沒有比較困難的地方？

楊：在錄音錄到一半時，我就已經意識到，如果把之前的所有專輯看作是不同的臺階的話，那麼這張新專輯對我們樂隊的意義，更像是把之前的臺階集合起來，讓我們走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我們之前創作和錄音的經驗和技巧，都或多或少地在這張新專輯裡有所體現，就像一個人成長過程一樣，我們也似乎正處在一個最佳的平衡點上。

簡：到柏林錄音，是為了到傳奇錄音室Hansa Studios（比如，向David Bowie, Iggy Pop致敬），還是為了與混音師／錄音師Michael Ilbert合作？有如上次與Steve Abini的錄音合作。這次也算是圓夢嗎？比較大的收穫是什麼？音色、環境、合作的音樂工作者、技術或觀念？有什麼難忘的經驗？

楊：當然，我們選擇Hansa，毫無疑問是因為David Bowie。也許每個樂隊都多多少少希望能寫出像Heros這樣的歌曲，能夠完美的捕捉到在一個扭曲的世界中的微弱的人性情感。和《1984》不同的是，我們這次錄音之前並沒有特別瞭解Hansa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聲音，我們只是隱約地感覺到，柏林這座城市以及Hansa錄音棚一定會給我們樂隊以及這些歌曲帶來某種特別的感覺。

事實也是這樣，整個錄音過程也很順利，我們的錄音室中也進行了很多創作，包括對某些歌曲的大幅度的修改等等，柏林當地的音樂家也加入到我們的幾首歌曲的錄音中。簡單地說，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錄音過程。

當我們談論臺灣演出

簡：距離上次P.K.14來臺灣，已經五年了。這次的臺灣行，有什麼期待？是否擔心臺灣、臺北有什麼變化？或者，最想要對臺灣歌迷、朋友們說什麼？比如，這些年來你們自己有什麼變化嗎？

楊：在我二十歲的年紀，每當我去一個城市演出，我總是希望看到城市的變化，並且會在心中對比這樣的變化，希望以此來辨別這個世界的運動的痕跡。但是現在，我更希望城市沒有什麼變化，當我再次到那裡時，有一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熟悉的場景，這對於現在年紀的我來說，恐怕是比較溫暖的一件事。對於臺灣的舊友們，我其實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如果要說的話，我也許會說，「好久不見。我們好像沒什麼變化，希望你們在內心深處，也沒什麼變化」。

很明顯地，我還是問不了什麼（真抱歉）。但作為歌迷最美妙的特權，就是可以放任解讀、自由聯想，只要有打動自己的時刻，為了任何理由。

就在玩味新專輯封面時，因為回顧新聞，看到了一則球星梅西在劉曉波過世後送了一張簽名照表示支持的軼聞，神奇時刻就此開展。費解的暗紅色3D立體圖，長出鮮明的形象，劉曉波、劉霞夫婦兩人都細細圓圓的平頭，重疊成單一個人，被包圍在抽象的圓形足球中，底下再隨意簽上杜象作品一般的仿藝術家簽名。我的想像力，在封面上跳起舞來。而這一切，不一定需要創作者的確認。

就像楊海崧說的，「這仍然是詩歌，而不是敘事」，過於表面、簡單的標籤，「反而會讓我們離想談論的事物愈來愈遠」。我們只是用心聆聽，把音量盡可能開大，再一起仰望。

也許天空，因此變了形狀。

▲ 《當我們談論他的名字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專輯製作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