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資格賽，與台灣新民族時代的誕生

今年三月，台灣足球代表隊擊敗汶萊，踏入了2018世界盃亞洲區資格賽的小組賽，小組賽的對手分別是伊拉克、越南、泰國、印尼，有趣的是，越、泰、印三國，正好是外國在台僑民人數最多的三個東南亞國家，分別有十五萬二千人、六萬七千人、二十一萬八千人，佔了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約2%。

這個巧合讓一開始的賽務規劃就面臨很大的挑戰，因為這可能是有史以來在台灣舉辦的足球賽事中，客場球迷最多的一次，在售票的機制與安全維護上，都面臨了極大的挑戰，甚至有球迷戲言，幸好第一檔次的對手不是抽到中國，否則台灣有可能成為足球史上，第一次小組賽所有比賽客隊球迷都多於主隊球迷的國家。

雖然印尼因為遭到國際足總禁賽，但是兩場對泰國及越南的比賽，都讓我們看到了客隊球迷的力量，在台北田徑場湧進了三千多位泰國球迷，對越南一役，粗估有七千名越南的支持者入場，甚至還發生了激進的越南球迷衝入場內的狀況，賽後對於客場球迷為何可以取得這麼多的門票，以及維安工作不夠完善，都產生了檢討的聲浪。

有人提出日後售票要有本國身分證才能購買，姑且不論這樣會限制其他國家在台友人觀看足球比賽的權利，光是在台灣擁有我國身分證的越南僑民，就超過十萬人，要限制他們購票，或是進場後不能為自己的祖國加油，實際上都是不可行，這次的抽籤，正好就是這種巧合中的巧合。

過去這二十多年，台灣社會的經濟成長，與大量外籍勞工及婚姻移民脫離不了關係，這次的事件，也給了我們思考台灣新社會型態的機會。

2012年歐洲國家盃足球賽的資格賽，德國與土耳其分在同一個小組，當時也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情況，那就是在德國陣中有好幾位土耳其裔，卻代表德國出賽的選手，在德國與土耳其舉辦的兩場賽事，都遭到了觀眾無情的噓聲，為什麼在德國也會遭到噓聲呢？因為德國擁有高達兩百八十萬的土耳其移民，在德國有大量的土耳其人雖然擁有德國身分證，但是依然心向祖國，對於像厄齊爾這些加入德國國家隊的土耳其裔選手，他們相當不以為然，在支持的球隊上面，也產生了分裂，他們在德國工作、求學，甚至在這裡出生長大，但是土耳其的信仰與血統，讓他們面臨兩難。

1971年德國與土耳其簽定了勞工協定，來彌補國內勞動人口的不足，一開始為了防止大量移民，只發給兩年的工作簽證，後來發現這樣無法吸引到優秀的技術人員，所以逐漸放寬移民條件，另外德國雇主也不希望一直更換自己的勞工，一再申請延長勞工簽證年限，讓許多勞工後來都達到了五年的取得德國身份年限，從此在德國定居結婚，到了八零年代，德國的土耳其移民已經達到百萬，目前則有約兩百八十萬的數量，隨著土耳其國力上升，近年來有許多土耳其裔離開德國返回土耳其，但這個文化衝突與融合的過程，不僅僅是完成式，也依然是進行式。

台灣的狀況當然跟德國大不相同，甚至越、泰、印，三國在台灣的勞動現象也大相逕庭，越南移民以婚姻移民為主，泰國以勞力工作為主，印尼則是以漁工與幫傭為大宗，台灣的移民法令限制也較為嚴苛，但是長期而言，會有更多的移民及需要基層勞動力的情況不會有太大改變，甚至以台灣目前的低出生率來看，這些移民在台灣社會所佔的人口比例，很可能會不降反升，如何正確的看待這些在台灣生活打拚的新移民（不管他們停留時間是三年、五年、十年），正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

近年來，屢次傳出在東南亞移民節日時，民眾對於群聚慶祝的外籍朋友頗有微詞的爭論，在中南部也發生過社區禁止外勞進入的種族歧視事件，都說明了台灣面臨新移民文化的衝擊而顯得不知所措。台灣是個島國，對於自身的生活方式擁有大洋的保護，相對而言對於外來文化的接受度也較低，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分析台灣的民族組成，包括了原住民、四百年前的舊移民、二次大戰後的新移民，甚至近年來我們常說的「新台灣之子」，其實也是新移民的一種現象，雖然我們並不自覺，但是台灣在長期的演變中，早就形成一種屬於我們自己的新民族。

世界盃資格賽看到的大批客場支持球迷，其實是新民族形成的現象之一，台灣正受到不同文化的洗禮與衝擊，如果有一天，台灣的足球代表隊陣容中，出現越南裔或是台越混血的國腳，台灣與越南再度交手時，許多越南裔球迷陷入了支持與否的兩難，正如德國與土耳其的故事，正如厄齊爾的遭遇，那或許也不是件壞事，這就是台灣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