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管養生了，先想想送死吧——讀《失控的照護》

2010年，台灣總生育率跌破1％。

2016年，台灣老人數達311萬，將第一次超越小孩數。

家庭照護者當中，每五個就有一個罹患憂鬱症，65%有憂鬱傾向。

文玲從小住台北信義區，23歲的時候，大學剛畢業進入公司不到一年，這時候她母親罹患癌症末期，她就辭職專心看護癌末的母親一年，「那時候我真正體驗到久病無孝子」。後來印尼的阿姨來台幫忙看護一兩個月，文玲也還年輕，撐過了一年，將母親入土為安。沒過幾年，她高齡90歲的父親需要洗腎，三天兩頭要跑醫院，工作忙碌讓她擠不出時間，也無法像以前那樣隨侍在旁，半夜為親人換尿布。最後文玲請了印尼看護到家，文玲的母親是印尼華僑，從小教文玲印尼語，所以可以跟移工講講簡單會話。可是她現在還是不知道，移工為什麼要拋下了他們不告而別？申請「合法移工」要花費幾個月時間，台灣本地的看護一個月要價七八萬元，比她上班的工資還高，逼不得已她決定僱用逃跑移工。

小文玲一歲的陳先生看起來像是個中年人，白頭髮長了不少，住在新竹湖口鄉。他大學剛畢業，就在家照護失智的父親五年。陳先生的母親也是印尼華僑，因為住在加里曼丹客家村內，不懂印尼話，從小就看見華人和印尼人之間的衝突，對印尼人有根深柢固的厭惡，這種情況到了台灣依舊。後來印尼看護來照顧她先生，但雙方相處狀況甚至比單純的語言不通還差。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文玲和陳先生這樣的年輕人，二十歲就在做別人五十歲才做的事。

這樣的生活，究竟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這個世界上，是否存在死亡才能得救的事情？」

《失控的照護》以推理小說形式，帶出這類照護者處境的艱難。小說甫開場，是日本戰後受害人數最多的連續殺人案，下達唯一死刑判決，但受害者家屬不恨這個兇手，反而有「得救」的感覺，因為犯人殺害的是他們久臥病床的父母。犯人很年輕，而且不後悔，甚至認為這種做法也是一種「消失看護」——將尼古丁注射到老人身體，將其毒殺。犯人從事照護工作，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處境有充分理解，他自己也曾辭掉工作，拚死拚活照顧父親，但父親因為失智，連一聲感謝都沒有，甚至口出惡言。最後連他是唯一的兒子這件事都忘了。然而父親清醒的時候，曾對他表達「我想要結束，殺了我吧」。他自己也認為，作為一個人應該保有尊嚴，殺害父親就是報答他，也是自己獲得的回報。他決定了，「不要再怨嘆自己的時代。不管在什麼時代，怎樣的立場，都有自己該做的事」。

雖然做好了落網的準備，但警察及醫護人員都認為他父親是自然死亡，並未多做調查，這促使他決定「幫助」跟自己一樣的家庭，他利用職務之便，以「消失照護」來拯救照護對象，以及那些背負重擔而痛苦的家人。書中眾多角色雖然沒有犯案，但都有充分動機，可以說是精神上的共犯。

小說中檢察官的父親投入上億日圓，入住高級的老人之家，檢察官自己也知道：「雖然父親可以入住，但他自己大概沒有機會」。即使在同一個家庭裡面，不止是階級的差異，世代之間也存在差異。書中最後提及：

日本戰前與戰爭期間，不乏同樣規模或超過此紀錄的大量殺人事件，在當時被稱為「養子殺人」。因為彼時墮胎違法，而雙親無力照料的小孩過多，因此就出現收受金錢酬庸，然後帶走父母照料不來的小孩，再加以殺害的事件。

只是同樣的事，過去發生在小孩身上，如今則是老人。

這類加工自殺不只發生在小說，現實生活中，2011年曾報導美國一位高齡91歲的老奶奶，在ebay網站販售要價60美元由塑膠袋和管子所組成的自殺包，估計已賣出十萬美元，成交1600組以上。雖然不知道真正實施的人有多少，但老奶奶比任何人都知道人有這方面的需求。老奶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她很清楚，就跟《失控的照護》一樣，她說：「我做的事是改善這個社會。」（延伸：為父親做的最後一件事──讀《天堂計劃》）

完善的照護保險能否解決這個問題？小說中，在高級老人院工作的佐久間說：「根據照護保險，人被分成兩類，可以獲得協助跟無法獲得的人。」書中提到遊民沒有居住的地方，因此無法使用照護保險，所以他寧可犯罪入獄，換得有人協助上廁所和洗澡的尊嚴。

回頭來看，文玲和陳先生這兩家的父親都是榮民，但兩人都沒有資格入住榮民之家，除非沒有子女或子女無扶養能力。但那邊才有跟他語言相通的老兵，否則一般的安養院，住了進去，因為不會講台語，也無法跟大家看同一台電視。而子女的經濟負擔，幸好有家中固定有幾千至上萬元的就養金，成了家中的防護網，而且兩人已成年有工作能力，更令人擔心的是，下一代孩子若在國中、國小的求學階段，就面臨父母其中一方倒下的狀況，處境會不會更危急？

當父母老了，子女陷入工作貧窮，或同樣步入老年，天經地義的事變成無邊詛咒。照料孩子，期待孩子日後長大獨立。但長期照護的家屬只能期待不退步就是最好的情況，24小時的照護工作，讓人在休息的時候，不敢完全放鬆，就怕忽略被照護者的需求，更何況不養就是不孝的觀念，以及接受補助就是無能者的印象，當事人很可能拒絕申請服務，使得社會福利資源並未幫助到最需要幫助的人。萬一他們無法回應父母和社會雙重的「養兒防老」期待，發展到最後，很可能走投無路，發生孝子弒親的社會新聞。

有位年近五十歲的公司老闆告訴我，他已經物色好一家瑞士安樂死機構，沒有意外的話，預定和妻子活到八十八歲。其實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因為這個機構會評估你是否有犯罪紀錄、精神疾病（包括失智）而企圖安樂死，評估期間約三四個月，你就在環境優美的村莊中，享受健康有機的食物，最後以注射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感受據說是二三十倍的性高潮，然後器官快速衰竭。這樣一連串的評估及服務，要價台幣五百多萬。這不是我第一次聽見關於瑞士的討論，若是不買房不生子，許多中產階級說不定真有能力和意願負擔這趟旅程。

死亡在未來的台灣說不定可能變成一件奢侈的事，有錢人得以好死，窮人沒有機會也沒有權利。有人能夠不依靠下一代，以自己的能力和意願決定生命終點，但更多的人或許像小說家張怡微說的：「人生都是事到臨頭的妥協，現實總不及想起來那樣迫人」，明天的事明天再想吧，不然就交給下一代來抉擇——如果我們還有下一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