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生回家》的價值：無法忘懷台灣的日本人

日前，我在台北長春路的電影院看了紀錄片《灣生回家》，出乎意料地觀眾的年齡層非常年輕，像鄰座的二十幾歲女性從頭到尾用手帕頻頻拭淚。《灣生回家》在台灣持續上映一個月以上，即使是平日的下午場次，我入場後發現幾乎客滿，以紀錄片來說這樣的熱潮實屬罕見。電影的同名書籍也賣了超過五萬冊，有不錯的銷售量。一瞬間，「灣生」的存在成為了全台灣備受矚目的焦點。

這部作品的監製田中實加（中文名為陳宜儒）長期追蹤這個主題，究竟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聽說這個問題在台灣的日本人社會裡引起了不小的話題。據她本人表示，她祖母是灣生。不論她是以何種身分參與，銀幕上的故事若精彩，那就足夠了。這部片兼具娛樂性質和感人內容，是一部值得推薦的好電影。

「灣生」，究竟指的是哪一群人呢？第二次大戰後，日本因為戰敗放棄了對台灣的領有權，當時國民政府採取的方針是非留用者的在台日本人（當時在台灣稱之為「內地人」）全員皆須引揚歸國，據說當時不分軍民總人數高達五十萬人，其中還不包括短期被派遣到台灣的日本人，因此直到一九四九年為止，才完成日本人的遣返作業。嚴格說來，「灣生」是指在返回日本之前，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日本人，但是廣義上，即使並非在台出生，只要長期居住過台灣，像是童年或青少年時期的日本人通常也包括在內。一言以蔽之，如果「日治時代曾經在台灣生活，而且對台灣抱持特殊情感的日本人。」基本上就可以稱為灣生了。

對我而言，《灣生回家》的價值可以從兩方面來探討。第一是作為紀錄片的意義。為什麼登場的這群灣生是在經過七十年之後，好像是戰後初次拜訪台灣？在電影裡並沒有把原因交代清楚。加上，電影裡嘗試將多位灣生的故事交錯重疊在一起，登場人物的個別背景卻缺乏說明，直到片子結束了，我的心裡仍有點困惑。

可是瑕不掩瑜，這部紀錄片具有感染力的動人故事，是其無可取代的優點所在。這十年來，台灣陸續推出的紀錄片都有相當高水準的表現，像《不老騎士》、《看見台灣》、《拔一條河》、《一首搖滾上月球》、《刪海經》，《阿罩霧風雲》等，光是這五年就拍了多部引起廣大迴響的作品。放眼亞洲，台灣紀錄片的實力不容小覷，尤其是今年日本的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也舉辦了「2015台灣特輯」，我想包括日本觀眾都很好奇，台灣的紀錄片為何能夠如此發光發亮？歸根究底，這或許是起源於台灣擁有複雜的歷史和政治環境，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社會矛盾，造就了豐富的題材，當然還有紀錄片導演對於題材的鍥而不捨，才能夠製作出高品質的作品，而也成功地繼承了這樣的傳統。《灣生回家》是唯一此次金馬獎入圍最佳紀錄片的台灣作品，事前被視為得獎大熱門，可是意外地敗給中國大陸的紀錄片《大同》，是美中不足的遺憾。

另一個意義是在於揭開塵封已久的「灣生」故事。台灣的近代史經歷了大時代的動盪，也伴隨著無數的流離遷徙，就在時隔七十年之後，發現有一群引揚的日本人「即使回到了日本，卻從來不曾遺忘內心深處的台灣」。換言之，透過電影裡他們的親身證言，重新確認了對台灣無法割捨的情感，是這部作品的最大價值所在。電影裡描寫的這一群年邁的灣生，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的短短幾年內離開了台灣，依舊對台灣魂牽夢縈，甚至把台灣當作是心靈上的故鄉。恐怕這是在台灣的社會裡，長久以來幾乎不曾被聚焦的故事。同樣地，年輕一輩的日本人而言對這樣的題材也感到很新鮮。

曾經和李登輝對談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1923－1996年）在《台灣紀行》一書裡，描寫他在台灣遇見了一位老婦人質問：「日本兩次拋棄了台灣」，而他卻無法回答的窘境。其實，我之前住在台灣時，有好幾次也被老一輩的台灣人這麼說，還記得當時內心裡湧上了小小的罪惡感。所謂的兩次拋棄，分別是指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而放棄台灣，和一九七二年的台日斷交。不管是前者或後者，對日本來說，有一半以上的原因是國際情勢的使然，並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前者的聲明放棄對台灣領土的主權是屬於投降條件之一，根本沒有轉圜空間；後者的話，或許日本再努力一些，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然而，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日本為了國家利益，要和世界潮流接軌的同時，不得已犧牲了台日的邦交吧。

因此，如果站在台灣的立場，不難理解「被拋棄」背後的沉痛心情，以國家層面來看，日本被這樣指責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即使是留日歸國的台灣人，也認為是日本拋棄了台灣。可是，在《灣生回家》裡看到每一位年邁的灣生，都對台灣充滿了深厚的感情，懷著故鄉情愫，甚至是一種類似身分認同的意識。當然，依據生活的環境不同，日本人裡面的想法也會產生分歧，但是觀眾透過這部作品可以清楚感受到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日本人當中，明明不願意卻又被迫離開的無奈心情。

在戰後的台日關係裡，像這般民間層級的密切來往，雙方均在政策上刻意避之不談。在台灣，國民黨實施的「中國人」教育裡，對日本的情感被視為一種皇民意識，是需要克服的障礙；在日本，統治台灣被視為殖民者的佔領行為，成為批判的對象。其結論是，不同於國家的佔領和放棄，在另一個層次的人類歷史卻被選擇淡忘和漠視。

暫且不論二ＯＯ八年創下台灣電影票房紀錄的《海角七號》或是二Ｏ一三年的《KANO》裡描寫的和諧關係，也毋須高舉台日之間的「三族（日本人、漢人、原住民）共和」的標語，在日治時期裡，人和人的相處自然會產生濃厚的人情味。雖然台日間的種族歧視或皇民化運動等，有諸多的政治論點需要探討，但是那個時代的個人情感，是無法單純用政治性的語言去詮釋。

記憶的形成，往往會因為日後身處的環境而帶來不同的體驗。例如，如果沒有國民黨實施的高壓統治和獨裁，台灣人或許對於日治時代也不會如此懷念。回到日本的灣生，也是因為目睹了戰敗的日本本土因為空襲化為焦土的景象，除了生活比台灣困苦之外，同時也受到「引揚者」的冷漠眼光，因此對台灣的思慕之情油然而生。據了解，當時的台灣經濟水準遠遠超越了日本的沖繩和北海道等偏遠地方，其繁榮程度是緊追在東京、大阪之後，尤其是薪資方面和東京相比也毫不遜色，因此，灣生面對這樣的反差，反而更加懷念台灣的美好，這是一體兩面的。　

重要的是，一個人的身分認同並非憑藉著教育和意識形態就可以養成的，也是攸關每個人親身經歷過的生活體驗，才能夠健全發展。電影裡有位主角的感性話語令人印象深刻：「花蓮的那片風光明媚，真想就這樣子帶回日本」。對他們而言，只有花蓮的風景才能夠如此依依不捨吧，不管環境富庶與否，國籍是日本還是中華民國，這是屬於他們每一個人獨特的生活體驗。

很顯然地，灣生認為「台灣是我的故鄉」，而且那是返回日本之後，不曾忘記在台灣的記憶，但是長久以來卻無法對外人傾訴的一種情感，如同電影裡的一位老婦人用「異鄉人」一詞來形容。其實，這種感覺也適用於戰前在日本長大或接受教育的一群年輕台灣人身上，他們在台灣體驗到的疏離感，其實和日本的灣生互為表裡。在日中的夾縫中擺盪的台灣，背負著複雜的歷史，也孕育出了不少的異鄉人，日本的灣生、台灣的日語世代、台灣的外省老兵等，皆是受到了時代的翻弄。

在「灣生回歸」之前，台灣人的認知都侷限在經歷過日治時代的老一輩日本語族的框架，但是透過了這部紀錄片，讓當今的台灣人認識「灣生」的存在，對於他們的記憶也感同身受，就這層意義來說，對於開啟這扇門的《灣生回家》劇組人員，筆者在此致上最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