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滌盪的家族——鍾理和的百年文學與時代追索

文學需要時間的沉澱、醞釀。一個文學家的百年，或許可以讓人們回首看到很多事情的觀點與見解。

我想起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一個家族在一個小鎮經歷拓墾、殖民、戰爭、革命又重新回到平靜的歷史，反映出時代變遷與拉美人民乖誕多變的殖民命運，猶勝於文學本身的魔幻寫實。

南方文學作家鍾理和人生與家族際遇，或許也能貼切的解釋台灣百年近代史，經歷大時代的淘洗，台灣人歷史的悲情結構、反抗的命運，又彷彿在家族史當中看見台灣史的縮影。

1930年代殖民地的命運

鍾理和先生的父親鍾鎮榮，倚靠著雄厚財力與日人關係，從日本殖民會社手中接下原先預計開發為鳳梨罐頭的農場，開始進行投資開發，預計種植咖啡供應「內地」消費，日殖政府允諾解決農場交通問題，動員村民「奉公」開闢牛車運輸之路，即今日之鍾理和紀念館園區前的理和小徑。

生於1915年屏東高樹的文學家鍾理和為鍾鎮榮二房所生，理和暱稱「二哥」的鍾浩東（本名和鳴），則屬同父異母的同年兄弟。理和從小溫文敦厚、而浩東則剛烈果敢，兩人與其他出身六堆望族的少年夥伴共同受過良好的漢文教育。

理和在18歲那一年因為高雄中學應試落榜，來到美濃代替父親打理「笠山農場」，在浩東的鼓勵導引下，轉而投身文學。

作為接受現代思想啟蒙的殖民地知識青年，鍾理和一方面不滿於殖民統治、另一方面卻又對於本土社會的封建迷信本質極力抗拒。當他與妻子鍾台妹的愛情受到舊社會「反對同姓婚姻」觀念所不容時，夫婦私奔前往滿州國奉天，展開八年的「原鄉人」旅途。

大東亞共榮圈創造的「原鄉人」際遇

鍾理和與愛人選擇私奔滿州奉天，深深受到當時東亞的歷史格局影響，在〈奔逃〉一文中即寫到當時「滿州國」在918事件後成立，在日本帝國有計畫的開發之下，吸引當時大東亞共榮圈內，包括日本本土、朝鮮人乃至殖民地台灣人競相謀求發展的新天地。

然而鍾理和前往滿州國奉天的發展並未順遂，寒冷天候的適應問題，讓他遷徙到日本統治下的北平，此間理和先生埋首於創作，加上理和並不願意領取日本僑民配給，生計的重擔便落到妻子鍾台妹肩上。

鍾理和在北平時期深受當時魯迅文風的影響，加上個人遭遇，對於傳統舊社會的束縛，撻伐及批判封建傳統成為他一生文學的鮮明理念。

鼓勵理和走向文學的推手，他摯愛的「二哥」鍾浩東當時已經離開日本明治大學，輾轉經由上海、香港與妻子蔣碧玉（蔣渭水養女）、表弟李南鋒，還有佳冬人蕭道應、黃素貞夫婦會合前往廣東參與抗戰工作，寄望藉由參與中國抗戰的勝利，促使台灣脫離殖民地的桎梏。

1945年隨著廣島、長崎的原爆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戰結束，未料台灣人的命運才要迎接另一場風暴的開始。

50年代白色恐怖的肅殺清洗

隨著中國內戰的擴大，台灣的命運風雨飄渺，回到台灣的理和在面對家族產業經營失敗同時肺病發作，在台北治療期間目睹了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社會動盪。

此時鍾理和的「二哥」鍾浩東也回到台灣，以半山的身分成為政治菁英，任職基隆中學校長，並延攬許多六堆優秀的青年俊才參與基中辦學。

鍾浩東在抗戰時期眼見國民黨內的腐敗，乃至於戰後對台灣的劫收，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鍾浩東校長因對白色中國的失望轉而寄望於紅色中國，加入共產黨成為地下黨員，藉由辦學大量招收青年教師入黨，在台灣省工委指導下，組建基隆工委、並對外發行機關報《光明報》。

1949九月，警特破獲地下刊物《光明報》、循線開始大肆搜捕基隆中學，鍾浩東校長被捕之後，受到波及的六堆青年教師分批潛逃回到南方，一度曾經潛伏於今日黃蝶翠谷雙溪流域長達一年，直到陸續被捕或自首。

鍾浩東因拒不接受感訓，於1950年10月14日槍決，基隆中學案牽連者包括留日數學教師李旺輝（有期徒刑15年）、鍾理和北平摯友、早期翻譯魯迅作品的岡山人藍明谷（槍決）、弟弟鍾里志（自首感訓）、表弟李南鋒（有期徒刑六年）、參與佃農抗爭運動的表弟邱連球（槍決）、擔任基隆中學主任的內埔人鍾國輝（槍決）。

至此，以鍾浩東為首的六堆左翼知識菁英，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清洗之際幾乎被消滅殆盡，牽連的家族親屬只能噤聲失語。幸也不幸的是，當時鍾理和因為肺病而於台北松山療養院治療因此並未捲入事件，得以倖存。

病癒後的鍾理和回到美濃笠山下，妻子鍾台妹為籌措手術費用，也將僅存土地處分變賣殆盡，這時候的鍾家，從笠山農場二百八十甲的榮景家道中落，理和這一房更可說一貧如洗。

雖然台妹從未上學也無法讀書認字，更無從得知理和創作內容，然而理和筆下的女主角「平妹」，以台妹的真實勞動經驗、田園生活為題材，描述台妹無怨無悔地以強韌的女性生命力維持家計、支持丈夫理和筆耕不綴的情景，儘管顛沛流離，苦難中鶼鰈情深相知相守，可能是二十世紀台灣是令人最動容的經典愛情。

經歷家族摯友遭白色恐怖肅殺清洗，理和先生的創作反璞歸真轉向田園寫實，在1950年代遍地反共抗俄的戰鬥文藝中，留下難得的鄉土文學作品。

無情的命運摧殘，鍾理和在文壇嶄露頭角不久，由於寫作勞心勞力因而在1960年8月4日倒臥於血泊之中，成為文壇同志難以撫平之創痛，而理和生前的理想是將作品集結出版，則成為理和先生長子鍾鐵民與文壇故友努力完成之遺願。

70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興起，鍾理和文學初見曙光

在冷戰時期建構的世界分工體系底下，台灣從農村社會轉型走向出口導向的工商社會，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興起，1977-78年鄉土文學論戰激起波瀾，鍾理和的鄉土文學資產在台灣文學界的倡議之下，終於被學院乃至文化界所重視。

1979年始有鍾理和紀念館之倡議，建館之構想除了紀念文學家、也有推動台灣文學運動之蘊義，始有第一座民間自主籌辦文學館與文學步道之濫觴。

理和先生一生熱愛文學，但深感創作之孤寂與窮困之苦，再三告誡遠離文學之路並要求鐵民將手稿付焚，然而鐵民認為父親創作有其崇高的理想性格與文學價值，擔任教師之餘，鍾鐵民執筆創作繼承理和先生遺志，成為文壇一員健將。

2000年以後從反水庫到永無止境的鄉土運動

1980年代起本土意識蔚然開朗，台灣意識在文化以及政治上逐步合流，成為挑戰獨裁政權之文化戰線。在1992年行政院宣布美濃水庫興建計畫，鍾鐵民義無反顧被推舉為運動之領袖，帶領美濃的知識青年與教師組建反水庫運動隊伍，美濃反水庫聯盟與美濃愛鄉協進會接續成立。

2000年政黨輪替，新政權停建美濃水庫，好山好水得以保存。此後美濃愛鄉護土運動從反水庫轉型成為一場「永無止境的社區運動」，影響層面從文學運動擴及到環境保護、有機農業、社區教育及音樂文化。

有人說，鍾理和與鍾浩東可能是台灣電影史上唯一一對人生故事分別被拍成電影的兄弟檔，早年李行拍攝《原鄉人》由秦漢跟林鳳嬌主演，透過俊男美女將理和與台妹的真實人生，擷取一部分悲劇愛情的元素。

而侯孝賢所拍攝《好男好女》則屬於解嚴年代台灣悲情三部曲之系列，以鍾浩東、蔣碧玉夫婦及基隆中學案牽連的青年知識菁英為主角，在戰爭與白色恐怖中，面對時代巨變的驚滔駭浪，他們所呈現的勇氣與人生際遇。

理和與浩東兄弟兩人，經歷時代命運的滌蕩。革命之路上，鍾浩東壯烈成仁，不以事後之明、成敗論英雄，鍾浩東展現的是台灣知識青年在大時代的一種選擇與無畏的勇氣，鍾理和則是在洗盡鉛華之後，熱愛土地與生活，為50年代的南方農村生活留下文學身影。

鍾理和的文學關懷與思想遺產，在鍾鐵民手上發揚光大，繼而在美濃的社區運動繼續產生歷史的能動性，美濃也因此成為少數南方綠色運動的高地，如此特別的歷史資產，應該在理和先生百年之際給予關注，也提供台灣人在思考未來的前途，一種回顧歷史敘事的指向及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