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社會理想——向公民社會的先行者林孝信致敬

或許拜網路發達所賜，近年來「公民團體」、「公民記者」等網絡串聯與自發行動蔚為風氣，民間力量蓬勃發展，終於在318社會力量大爆發，這股力量甚至有機會以第三勢力姿態參與主流政治。

此時，我想起一位公民運動的先行者，保釣時的學運領袖、《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他在2015年12月20日於台南成大醫院辭世，對於「公民社會」運動而言，是一個巨人的倒下。

林孝信自學生時代憑藉優異表現，順利留學美國在科學領域展露頭角，1970年憑藉一股科學救國的熱情與傻勁，號召留美學生創辦一本「中下階層都能買得起」的科學雜誌。

隨後在1970年末因保釣運動違逆當局而被註銷護照，失去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資格，從此被迫流亡海外直到九零年代才得以解禁歸鄉。

一位與林孝信老師有忘年之交情誼的友人形容他是「在混濁的世間踽踽獨行，不計毀譽」的老左知識分子。「老左」可能有兩個意思，一是年紀稍長思想卻十分年輕與留學生相處甚篤。

老派也可視為是一種「時不予我」的形容，他在滯留美國20年後回到台灣，社會經歷各種論戰、選舉動員等力量拉扯，或許已不是他所熟悉的「故國」。

然而回台後的林孝信理想性不減，仍投入各種風風火火的社會改革運動，最重要包括推動社區大學運動，除了主編《社大開學》廣泛的連結社會運動與社區大學，林孝信特別關注全球化資本主義發展下農村與弱勢者的處境。

友人追憶林孝信是個物質生活極簡近乎窘迫，對留學後輩卻是親切照顧有加，是極為重視思辨與實踐的知識份子，林孝信的思想資產與哲人風骨，應予以緬懷追思。

作為社區大學的晚進者、公民傳播行列之一，希冀拋磚引玉，以紀念前人之奉獻，是以為文。

▎知識解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走過80年代的街頭狂飆，台灣在90年代完成的民主化僅僅只有選舉形式的民主，整個社會仍然充滿著威權性格，而不是鼓勵自由思考追求自我實現。

除了保守的教育體制亟待改革之外，公民素養的提升成為當務之急，林孝信與黃武雄及其他推動社會改革理想的學者賢達共同催生社區大學，林孝信並擔任「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常務理事。

林孝信認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之所得以延續，很大原因來自於知識的菁英化、或稱知識的壟斷，因此社區大學成為林孝信寄予厚望的陣地。他提倡「知識解放，改革教育體制，使其合乎社會正義，幫助弱勢者或被壓迫者的團結，從而使弱勢者與被壓迫者團結行動起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標。」

▎打破後威權時代的牢籠

政治上的威權體制雖然已經結束，然而民主的社會卻仍遙不可及，從教室到到街道，人民的身體與思考仍然處於無形的威權壟罩。公民的內心牢籠顯現於，民眾雖然有了投票權，卻沒有能力、沒有意願的積極監督執政者與民意代表。

選舉制度並未解決問題，反而成為問題根源之一。

缺乏民主核心價值的深化，人民賦予權力的執政者為了鞏固政權反而競逐金權，監督的民意代表卻勾結利益集團、濫權醜聞時有所聞，賄選買票風氣敗壞。在公民社會無法有效監督下，民主政治品質低落淪為國際笑話。

走向民主化的台灣社會跌跌撞撞，經濟繁榮但人心浮躁，貪婪投機貧富不均社會價值混亂，重大犯罪頻傳，種種現象導致社會人心惶惶。

因此當時改革力量尋找新的願景，社會理想不應當簡化為政治符號，而應當培養有意識、有能力與政治部門抗衡的公民社會，社區大學的理想因而被提出，希冀「建立一個能夠提昇公民素養、創造台灣新文化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理想

有持論者認為公民社會是一個內容空泛的「粗糙神話」；或視公民社會為「資產階級民主」的利益代言，批評其缺乏性別視野，忽略中下工農階層的參與。然而「公民社會」這個理想的內涵本身就包含的左右立場的視野。

社區大學運動開拓者提出「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的主張，藉以回應台灣社會困境的理想訴求，希望藉由成人教育過程養成積極的公民意識，同時屏除由於知識的壟斷與菁英化。運動者積極倡議，在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獲得積極回應，社區大學遍地開花。

作為社區大學運動參與者之一，林孝信在〈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提到知識原先是提升人類幸福，卻成為與人類幸福矛盾的對立物。在專業分工社會，菁英「藉由知識謀取私利控制他人，知識成為維繫社會不平等的保守力量。」

因此林孝信格外重視農工階層的知識啟蒙，積極的推動社區大學不應該只是城市人享受的特權，而更應該普及到資源匱乏的族群，例如農村地區與勞工、以及語言文化瀕臨傳承危機的客家族群。

在林孝信等人的推動下，曾經全島性拜訪農漁會，積極推動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工作。由林孝信擔任執行長的社大全國研討會，於2003年社大全國研討會由旗美社大張正揚主任起草發布〈呼籲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聲明〉，關注台灣三農問題，並希望藉由社區大學導引農村的學習力量，翻轉農村邊緣化的角色。

▎社區大學運動的挑戰

社區大學所欲達成的「公民社會」內容，實然涵括跨光譜的社會理想，或可藉用1930年代義大利共產黨人葛蘭西的革命理論「陣地戰」以理解左翼的公民社會理念，亦即藉由社區大學發動一場持續的政治文化運動，提高民眾的文化水平，認識的歷史與政治環境，進而取得改變自身處境的方式和方法。

然而理想的實踐總是需要資源挹注與不斷修補團體內部的共識， 作為一個標榜知識解放的運動，內部從來不乏檯面上的辯論或是隱晦的路線之爭。從對外社運議題的連結參與、到社大學位認證制度的爭取與否，作為台灣民主化社會改革的本土產物，無可避免與政治情境與思想立場所左右，社大的定位與價值一直在辯證與角力中探索前進。

在現實中社區大學長期在政府治理與市場化壓力當中擺盪，由於法源得以從公部門取得資源，卻也在法令上成為政府的「委辦單位」，更甚者承受民意代表霸凌、遭遇機關以上級之姿要求「配合政府政令宣導」。

諷刺的是，自言因公民社會運動促發「白色力量」參選獲勝的柯文哲市長，構想以社區大學作為平台、邀請企業家傳授經驗打造「老闆學校」。市長不識社大「公民社會」理想的無心之過，卻也點出現實情境中，社大光環的褪色。

在公民社會理想的足跡之上，持續著變動與鐘擺的過程，在這個以「公民之名」行使追逐社會公義理想的時刻，或可進一步理解「公民社會」的理想。

林孝信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實踐者、社區大學運動的重要推手，與年輕人一起捲起袖子做事的親切長者、他對弱勢者的關懷與理想的執著追求，讓人心生敬意。在「老林」走入人生盡頭的一刻，也是值得追憶這位「老派」理想主義者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