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親家農援團取締事件：與台灣農村相互扶持的新移民社會

筆者在美濃工作，鄰近傳統市場旁大樹下有一家越南飲食店，午休時間不時會去光顧美味又實惠的越南河粉。老闆娘「阿鳳姐」來自越南，她的父母親也以依親的名義來到台灣，時常至店裡幫忙。

雖然說美濃以板條跟客家菜聞名，但實際上鎮裡的南洋風味卻毫不遜色，有泰式料理、越南料理、也有柬埔寨老闆娘經營異國風味的麵食店；往更南方一點，有以滇緬口味馳名的料理店，而且生意還不差，或許可推論本地人之所以捧場，正是因為南洋美食的清爽酸辣口感，可與原本油膩、重鹹的客家料理互補而受到歡迎。

坐在這些南洋飲食店裡，往往也是南洋各國的姊妹聚會談天的情報資訊站，雖然我一點也聽不懂越南語或柬埔寨語，但總會默默側耳聽她們分享著在台灣生活的滋味，有說有笑不時哄堂大笑的燦爛臉龐，讓人沾染到姊妹們淡淡的喜悅，彷彿在這個小小的屋簷底下，有無窮無盡的歡笑魔力。

我問來自柬埔寨、長期關注南洋姐妹事務的S姐，姊妹們為什麼每次見面都可以這麼歡樂？她默默收起笑容告訴我：

不笑難道要哭嗎？

所以姊妹們聚會的時候一定盡量笑鬧、盡量去想一些快樂的事情，絕不讓難得聚會的時間變成一場訴苦悲情的聚會。

這是彼此之間的默契，「誰家裡面沒有一本難念的經」，姊妹們早已經習慣忍耐這一切，哪個女孩沒有追求幸福美滿的理想？既然選擇嫁來台灣，就要努力積極的朝向自己理想的幸福去追求。

聽完S姐的這段話，讓我沉思良久。

毫無保留地在農村拼鬥的新住民姊妹

殘酷的現實留在故鄉，現下的美濃如同其他凋零的農村一樣，飽受人口高齡化、適婚男性苦無對象、生育率少子化、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問題。

從社會面來看，新住民女性的進入台灣社會，適時的補充台灣農村地區面臨的人口危機。她們除了努力適應台灣的生活與文化，還一肩扛起台灣最辛苦的一個社會部門，照顧農村裡的老人與孩子，同時還負擔著家計責任。

S姐描述美濃大部分外出工作、生活的兄弟姊妹，週末偶爾會帶著水果回家一趟看看父母，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嫁到農村來的新住民姊妹在照顧老人、維持家計。S姐認為新住民姊妹離鄉背井，是毫無保留地在這塊土地上拼鬥生存。

比如越南、柬埔寨社會基本上帶有著母系社會的特質，女兒面對家裡面的經濟問題，有著比男性更積極的責任感，所以越南的女性特別勤奮努力，而嫁到台灣的越南女性，也更願意將父母親接來台灣。

然而外界看到新移民姊妹勤奮努力的工作，往往第一印象的潛台詞就是：還不是為了賺錢才嫁到台灣！

對此S認為台灣社會並未了解到新住民姊妹最深沉的社會處境，姊妹們作為家庭（甚至是唯一）經濟支柱，S自信地說到：

新移民婦女一般都要比台灣在地女性更堅強，因為姐妹們隻身來到台灣，幾乎是在舉目無親、沒有回頭路的情況下咬牙苦撐。從祭拜祖先、養兒育女、侍奉公婆、維持家計，哪一項不是為了家庭犧牲？

如同S姐所言，政府有關新移民婦女的的宣傳，往往以有色眼光看待新移民家庭，將母親的東南亞語文背景差異視為弱勢的標籤，卻又在提出「南向政策」的時候，希望新移民媽媽跟小孩們能夠成為台灣學習東南亞文化的橋樑，而倡議新移民家庭的婦女站出來，提供社會學習樣板。

S女士對此怒斥：「我們又不是球，可以給你這樣丟來丟去！」而從農村的現實處境來看，台灣農村最底層的勞動力很多已經由這一群南洋姊妹，甚至還有南洋親家們填補，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為了幫助讀者了解東南亞社會與台灣農村的實際互動情境，我再說一個美濃野蓮農民阿祥哥的故事。

在刀口上討生活的阿祥哥

野蓮是原產於中圳埤的一種野菜，其莖部生長於水面以下，洗去青苔後可作食用，近年風行於全台餐廳，成為美濃特色作物之一，可以說全台超過九成的野蓮皆源自於美濃，隨著野蓮的風行，有越來越多農政、農企業正加緊研發以野蓮為原料的農產加工製品。

阿祥哥是個熱心直腸子的美濃農家漢，也是現在美濃的野蓮業者之一。他曾經跑過遠洋，當過廚師，是遊歷世界見識相當廣闊的人。

我在去年年底某日，像阿祥哥詢問能否到他的野蓮池拍攝洗野蓮的越南女工，一向心直口快的阿祥哥，居然吱吱唔唔地龜縮了起來。

阿祥哥沉默了好一會兒，直到忍不住了才吐露，他是一個「在刀口上討生活的人」。在他的野蓮田工作的工人，其實都是越南來的。

台灣農村缺工問題嚴重，農忙期根本找不到台籍農工願意下水採收，特別是採收野蓮時，工人必須身著不透水的青蛙裝，除了必須忍耐潮濕悶熱，更容易引發皮膚疹，因此難以雇用到願意下水的工人。

今年9月，莫蘭蒂颱風過境重創南台灣農業，由於美濃的野蓮生長於水池，不受颱風影響，而得以趁其他蔬菜受損嚴重時大量出貨、供應市場。正當美濃野蓮業在慘淡的疏果市場上一枝獨秀，移民署卻大肆搜查美濃野蓮業者，並逮捕了八位非法打工的越南工人。

經由獨立媒體上下游的追蹤報導，這八位即將面臨遣返命運的非法打工者，其實都是以依親為名義來台投奔女兒的越南親家，正值五、六十歲還能幹活的年紀，除了來台與女兒團員，也同時能兼作一些農活、補貼家用。而這群被取締的工人，正是在阿祥哥的野蓮池工作。

阿祥哥認為，這些越南姊妹勇敢地隻身嫁來台灣，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在台灣立足，並把父母親接來台灣團圓生活，只是由於他們的越南身分，卻不得在台灣工作，否則即視同與其他潛伏在農村打工的逃跑外勞一樣，屬「非法打工」，一律遣送。

阿祥哥跟工人被逮捕的訊息迅速震撼了整個美濃，連帶使得其他在野蓮池工作的越南工人都不願意再進入農場，野蓮的出貨量大受衝擊。

我始終記得阿祥哥說的「我是一個在刀口上討生活的人」，無奈與哀怨。

在警局裡陪同阿祥哥作筆錄的友人轉述，阿祥哥在警察局裡面，跟那些他雇用、一起被逮捕的「越南爸爸、媽媽們」抱頭痛哭，因為他覺得很抱歉，沒有能夠好好照顧他們，還連累他們被抓。

弱弱相扶——東南亞新住民與農村缺工的社會連結

針對移工遭取締的事件，美濃農會在10月4號召開緊急應對會議，會中驚恐的野蓮業者訴請農會為農民發聲，期盼結合民代與農政單位，共同解決農村普遍性缺工的問題。

當我在會場裡再次見到阿祥哥時，特別拍拍阿祥哥的肩膀，他彷彿知道我的心意，粗糙的手緊緊握住我的手，眼裡滿是激動。

農村裡面像是阿祥哥這樣的農戶並不在少數，缺工時期，往往只能透過越南姊妹彼此介紹家人下田打工。

美濃是個具有綿密社會網絡的農村，除了因為宗族門第觀念深厚外，菸葉作物發達產生的交工（換工）文化，即是隨著經濟生產力發展，而衍生出的社會連帶網絡。

菸葉採收時期同樣需要大量技術勞力參與，因此農戶之間藉由親族鄰里關係，早已發展出一套換工網絡與文化，相互協調以提供大量的勞動力支持農業生產，維繫美濃長期的菸葉經濟與社會文化。

此種換工文化其實就是非常原始的農村社會連帶性，農忙時節若需要勞動力，往往就是親友鄰居人際網絡內，所有能動員的勞動力全體動員。

當台灣政府還在肖想「南向政策」的大餅時，最底層的農村社會網絡，早已透過南洋姊妹們的人際關係跟「南洋親家們」互通有無。由東南亞親家門組成的農援團，早已為台灣農村的生存延續，進入農業生產場域，參與台灣農事勞動，構成台灣社會生產的一環。

這一次被逮捕的美濃野蓮業者與越南親家們，在筆者看來，或許可視為南洋與台灣農村這兩個社會，透過國際婚姻而產生的社會融合與互補。

這樣合法嗎？

的確在現行的法律下確實不合法，因為有太多潛逃外勞跑躲藏在農村裡打工，甚至遭到人蛇集團的剝削與控制，若問合理嗎？如果從農村社會親屬關係自然延續的邏輯而言，來台依親打工的模式，確有值得深思的社會意涵。

筆者並不認同開放「農業外勞」，現行的外勞體制已經成為權貴集團壟斷「外勞配額」以牟取暴利，仲介管理機制缺失而逃跑糾紛、勞資糾紛日起的奴工體系。對照之下，越南親家們的「農援團」，具有農村社會網絡雛形與親屬關係的制約，並非是完全疏離的勞動關係。

筆者認為，在檢視新政府倡議的「南向政策」理想前，或許應該先檢視自身在面對於台灣農村與東南亞社會已經發展出的連結，對於新移民家庭、與其代表的社會網絡與文化包容態度，究竟有多少分真誠的成分?

後記：走入現場，再思發展

本文所提及之野蓮工人取締事件，在上下游記者李慧宜的報導〈八名越工被抓 重挫美濃野蓮產業 農民移工抱頭痛哭〉中，留言引發正反兩方激烈的辯論。

批判者認為，既然是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的工作本來就應該回歸市場機制，只要付出足夠的薪資就可以聘請到工人，總之野蓮農民犯錯就是犯錯，不應該以弱勢自居，更不應該違法聘用，把高風險轉嫁越南籍工人。

實然，由於農村勞動力短缺嚴重，確實有不少農民鋌而走險使用逃逸外勞，在勞動條件以及人權保障上產生極大的爭議。

筆者認為此種主張弔詭之處，在於由法律、社會所塑造出的所謂「合法外勞」，其實才是被仲介制度，以及掌握外勞配額的特許集團剝削的對象。而本文所提的「農援團」——因依親打工的越南親家——反而是勞動市場上的自由人。

這些工人對如阿祥哥這樣的在地農民雇主而言，越籍爸媽其實都是親戚鄰居朋友一樣的身分，其性質與由親屬、血緣及地緣關係所招攬的雇工較為相似，而非建立在資本特許權利上的移工。

如果不從農村現場與農民現實處境來設想，大概任誰都會砲轟雇主捨不得聘請高工資的台籍工人，問題是勞動力市場向來不是自由均質的市場，更是充滿著法律包裝、由特定關係壟斷所組成的特許市場。

另方面，本文要指出的關鍵在於，今天農村部門作為台灣社會的弱勢部門，我們必須正視農村目前的發展現況，由飲食習慣乃至人口組成，已呈現了東南亞社會與文化生根發芽的事實。

再回歸文章核心「弱弱相扶的農村社會與東南亞社會」，審視農村人口發展現況，鄰近筆者所在之處的農村，今年開些有些小學只剩下1人入學、有的3人，城鎮上的學校狀況好一些，但也僅十多個學童，未來台灣農村的人口趨勢，究竟會怎麼樣，誰也不知道。

※ 文末附上美濃社團為野蓮農民紀錄彙整的〈野蓮農民的請願書〉段落：

（前略）

農村人口外流、老化，幸而有越南媳婦的人力補充，勉強維持了農村家庭結構，以及季節性、短期作物所需的密集勞動力，但秋冬裡作當小番茄、短期蔬菜開耕時，人工短缺、農場搶工的情況已存在多年，對農民來說，依親來台的越南爸爸、媽媽即是現有的人力資源，補充了勞動力的不足。野蓮事件暴露的問題乃是缺工的真實問題，使得弱勢的農民與更弱勢的越南爸爸、媽媽暴露在這樣的社會風險中。

但是，我們的政府並未體恤農民篤實勞動、生產糧食的社會貢獻，對於農村長期缺乏人力的狀況未積極應對，除了暴露在非法的危機中動輒得咎，放任農民搶工的結果，無形中也改變了農村原本純樸的人際互動，走向惡性的競爭關係。其實，野蓮僱用非法工人事件浮上檯面後，連帶的也影響小番茄等裡作，加上風災雨災，天災人禍，農村更難生存。

懇請政府針對如野蓮一般的特定農作訂出特定的管理規範，盡快尋求解決農民、改善外配經濟、政策許可的完善辦法，方能使農業此國家之本得以長存永續，創造三贏、多贏的局面，社會才能持續往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