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行駛的夜行貨車——向《菊花夜行軍》專輯十五周年致敬

城鄉記憶

前些日子，在一場聚會和朋友聊起交工樂隊《菊花夜行軍》這張台灣民謠史上的「奇葩」，朋友提到年幼時的回鄉經驗，相似的情景勾起我的回憶。

小時候在淡水吃完年夜飯，父親拉下貨車的布棚，貨車就成了全家人的通鋪，鋪上紙箱作墊子，兄弟姊妹便抱著棉被從高速公路向南奔馳，車上準備拜拜用的鍋碗瓢盆，鏗鏘的聲音一路作響。

國道上巨大的風切聲夾著老貨車引擎高轉速的搏命噪音，我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反而覺得像是一場在黑暗中的神聖行軍。身為老么，我總是興奮得難以入睡，趴在連接前面車頭的小小玻璃窗上，試圖聽清楚母親到底在跟父親嘮叨什麼。

當我在清晨迷迷糊糊醒來時，聞到鹹澀刺鼻的酸菜味，我就知道老家到了。

印象中，故鄉是破舊的紅磚厝，還有令我感到恐怖的公共廁所。說它是公廁，其實只是夾在兩塊木板中的糞坑，我寧可忍耐也不敢去蹲在木板上投彈。

印象中阿公阿媽曾經來北部短暫跟我們小住過，但由於環境實在無法適應，又搬回老家。阿媽眼眶似乎止不住濕潤，父親回老家時候流淚，父親離開時也流淚。

父親是個沉默的人，臨走前總會在矮矮的紅瓦厝前把錢塞給阿媽，阿媽又推回給父親，父親就把一落花花綠綠的鈔票撒在老厝的門口轉身走人。這是我幼時回老家的固定戲碼。

戰後台灣經濟轉型，〈縣道一八四〉紀錄下農村承受的變化。

下鄉

上大學那一年發生九二一地震，緊接著是第一次政黨輪替，學運社團迎來最低潮的時期。在昏暗破舊的社辦裡吸菸、閱讀神秘簡體印刷的馬恩選集，苦悶的社團實在無法吸引新社員參與。

為了突破倒社的恐懼，開始走出學校參與社會議題的現場，寒暑假策畫的營隊活動，煞有其事的冠上嚴肅的「下鄉」課題向群眾走去。

當時僥倖獲勝的阿扁總統宣布停建美濃水庫，日後成為律師的台大友社學長當時以篤定口氣，說服我們一定要到美濃認識看一次黃蝶祭，認識當地組織，我們便抱著朝聖的心情，前往這個南台灣社會運動的高地。

大二那年剛考上駕照沒幾個月，不知道從哪裡借來的膽子，暑假才剛開始，就開著從學弟家借來的手排瑞獅1.8，一群人在新生南、辛亥路口集合，忐忑不安地一路向南駛去。

夜裡後座的學弟妹都睡著了，同樣的風切聲與引擎吃力的運轉聲，我與日後成為編劇的夥伴不得不提高音量聊天，以檳榔香菸提神連續開了十個小時才到美濃。

一進入美濃，我們向路旁老人問路，才發現這裡是個語言完全不通的新世界，使我第一次對台灣的想像有了多元複雜的認識。

由於並未於事前聯繫，我們一群人臨時加入黃蝶祭活動，導致嚴肅的下鄉實踐，暫時變成無忙可幫、走馬看花的閒置村民。

當年黃蝶祭的音樂會正好是《菊花夜行軍》發行首演，我第一次聽交工樂隊現場演出，當時並未認真去理解歌詞內容，只是約略知道梗概，從鐵牛車哒哒哒的起步聲，勾起我對老家農村的一絲回憶。

回台北以後找來了那張唱片，重聽了專輯無數次，我在〈縣道一八四〉中似乎稍稍更理解了整個台灣農村的命運。當時我正就讀地政科系，但是卻沒有一堂課能夠解釋我的困惑——關於人們脫離土地、脫離故鄉，走入工業化社會的飄泊。〈風神一二五〉則讓我想起父親跟老家的糾結。透過音樂，似乎讓我更靠近我那無聲的父親。「父親那一代不就是脫離農村、離鄉背井的無數人其中之一嗎？」

2001年《菊花夜行軍》美濃發行首演。

經濟奇蹟的泡沫幻滅

從50年代以農養工開始的經濟發展基本策略，農村勞動力大量釋出到工業部門，經過30年高速成長，國際資本的雁型移動，使生產線再度向成本低漥處移動。

在80年代末開始的台資西進浪潮下，大量工廠無預警關廠，工人為了追討積欠薪資不惜封鎖工廠，向同是債主的銀行爭奪土地廠房設備的債務清償權利。臥軌討薪、圍廠抗爭包圍勞委會，使得陳菊主政下的勞委會，不得不從繁華的民生東路搬到艋舺的舊城區。

社團的夥伴曾幾度蓋著報紙，困守在抗爭現場。也曾在新莊的廢棄廠房裡，合力將廠內台車從三樓推落下地面，發出震耳巨響；抗爭者將台車連結，焊上鐵皮廢鐵，做成一道銅牆鐵壁的防線。經過一連串的抗爭，接手拍賣的銀行，在自救會魚死網破的要挾下，終於不得不拿錢出來解決工人債務。

一邊聽著《菊花夜行軍》專輯，一邊回想戰後的經濟社會變遷。我想的是我父親那一代人的命運。

從60年代加工出口區設置後，人群開始脫離農村，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一整代人前往都市發展，直到80年代末期，製造業崩盤式的瓦解，這些從農村走出來的一代人，又被狠狠的甩出經濟發展列車的軌道之外。

這正是《菊花夜行軍》的故事背景。年輕人前往都市發展的機會已經漸漸黯淡，心灰意冷地回鄉種田，只是踏實務農，卻仍讓年輕人連憑藉氣力向天要飯吃都得活得像賭徒一般，靠著借貸種植菊花博一把手氣，在市場路上悲壯帶領菊花兵將博殺輸贏。風險承擔能力薄弱的小農，走錯了一步就成為市場坑殺的降卒。

〈風神一二五〉唱出一整代人離開農村浮沉的命運。

自由化，怎麼讓社會進退無路?

2002年當時最重要的議題便是加入WTO。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多邊談判會議傾斜於商業利益優先，勞工權益、環境法規、農業補貼與弱勢產業則成為談判桌上交易的魚肉。

在當時，因為整個國家必須仰賴電子業維持外銷導向獲利模式的貿易經濟，開始加速自由化與開放市場，原本衰敗的台灣農村經濟至此面臨致命性的威脅。

現在回頭檢視，當時的新政府標榜「中間偏左第三條路」，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盤勝利。民營化變成了財團兼併的私有化包裝，自由化成為國家棄守規範的合理依據，勞動彈性化更大開法令大門，容許各種外包派遣、臨時人員、約聘僱大量出現在勞動市場。

社會與勞動安全體制的崩解，企業從此長期仰賴削減人事成本，整個社會就此走入低薪過勞的惡性循環。如此回想起來，《菊花夜行軍》十五周年，彷彿也是歷史切面的開口，從此回顧這個國家從經濟奇蹟幻滅走向年輕網路族群口中低薪過勞的鬼島。

他鄉作故鄉，把自己種回來

《菊花夜行軍》彷彿也唱出時代的節奏、運動者集體意識的潛流，從城市回望鄉村。921大地震以後，大量的社造團隊關注力從都市轉而面向農村，社區工作者認為地震並未震出新的問題，而是暴露出城鄉發展嚴重失衡的老問題。台灣農村產業衰退、人口結構失衡的問題，在九二一之後被納入社會運動的議程當中。

農村裡的年輕男性不容易找到對象，只好透過仲介，迎娶南洋姐妹來到台灣以完成終身大事。南洋姐妹的加入，同時也補充了農村脆弱的人口結構。從侍奉老人、照顧小孩到維持家計，農村與南洋姊妹的相互扶持，透過合唱的方式向社會要求肯認。

十五年前，《菊花夜行軍》魔幻寫實地唱出發展時代的悲情命運，一代人隨著時代節奏脫離農村進城落戶，卻又在生產資本轉移時拱手退出舞台，繼續成為沒有聲音的人。

十五年後，隨著都市生活環境越來越艱困，又有許多年輕的靈魂不甘於坐困愁城，越來越多人勇敢地踏上旅程，走回農村、走回中南部尋找自己理想的生活，找一塊土地把自己的理想種下去。

《菊花夜行軍》十五周年紀念發行的海報上，寫著口號是「把自己種回來」，我將其理解為「重新找回人與土地、人與故鄉的命運連帶」。做為小確幸時代的悲觀主義者，這何妨不是另一種超克年輕人殘酷現狀的魔幻實踐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