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砲新聞下架後：當「窺視」帶來流量，閱聽人如何拒絕與支持？

2020年6月3日，《鏡週刊》披露某位網紅使用同志交友軟體約砲，並在刊物當中直接使用爆料者提供的軟體對話截圖，導致該網紅被迫向親人及大眾出櫃，並向大眾致歉。報導刊出後引起軒然大波，除了長期關注性別平等議題的組織團體外，許多網紅、政治人物等也紛紛發言表態，認為《鏡週刊》不應「幫」他人出櫃。

這之後，《鏡週刊》下架相關新聞，並於隔日公布後續的處理措施，表示將針對性平教育及個資法部分進行改進；同時於6月8日刊登了諮詢外部專家的意見，這些建議也較偏向多元性別以及拿捏隱私權界線的改進方法。

同志族群一直以來因為媒體獵奇式的報導，導致許多人被迫曝光而承受龐大壓力，即使在同婚合法化以後，這樣的壓力仍然存在，也因此這次事件引起許多共鳴，特別是在該網紅道歉後，也讓力挺的聲浪湧現，認為沒有人應該因為性傾向被迫道歉。

異性戀約砲就可受公評嗎？

但「強迫出櫃」並非《鏡週刊》此篇報導唯一的問題。同志因為性傾向遭受到的污名與歧視，一直受到主流媒體的窺視與性化，但是，性的污名並不止於同志或其他性少數社群，即使是不需要出櫃的異性戀們，也同樣會遭受主流媒體在性的侵犯與窺視。

只要花點時間在《鏡週刊》上搜尋，便可以發現像是「KTV『活春宮』44秒影片瘋傳......」、「情侶溪邊上演活春宮......」、「制服小情侶涼亭『轉大人』」等各種以偷拍性愛影像為主的新聞，這些新聞不僅並未如同《鏡週刊》聲明中所承諾的下架，甚至也有在事件發生後才上線的新聞。報導主角多半非公眾人物，其內容鉅細靡遺，彷彿記者身歷其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新聞主角都是異性戀，並沒有強迫出櫃的問題，但他們的性卻仍受到媒體獵奇式的描述與揭露。他們的性生活對於公共利益可以說是沒有半分價值，更不用提很多都是非自願被偷拍的影片，無論在法律跟道德上，都有很大的問題。即使如此，不只《鏡週刊》，為什麼幾乎所有的媒體每天都可以看到各種關於「性」的新聞呢？

我們的社會一邊將性看成是不可與人言說的禁忌，一邊卻又樂於把他人的性當成一種娛樂來觀看。我們不談論自己的性，卻可以談論別人的性，不認真面對自己與伴侶的性需求、慾望與真實的性該如何被描述，轉而投向名人的艷事，談論那些人的性，似乎就能與自己的性做出區分。

好的性與壞的性

在我們的社會中，很習慣將性區分好壞，例如在婚姻內的性、循規蹈矩的性、異性戀的性、自然不用玩具的性等，被歸類為是「好的性」；而反之，婚姻外的性、同性戀的性、用玩具或是SM的性，被認為是「壞的性」。

在同志諮詢熱線針對此事件的聲明中，提到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觀點：在性自主權已經獲得大法官釋憲肯認的現在，合意性行為不應該成為任何新聞的「賣點」，而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即使這個選擇未必合多數人的意。又或者今天這個公眾人物的選擇，與他平常的「人設」互斥或是違反了他與伴侶之間的規定，你可以因此討厭他但不能因此將他的性隱私當成公共財，任意供給第三者觀看、意淫與評論。

對於性自主以及性隱私的維護，不應該只針對同志。當然，今天同志會因為其身分，而在性上受到更強大的污名，可是這個污名的源頭正是來自於對性「好與壞」的區分。當你把任何形式的性行為放入「壞的性」之後，不僅期待法律或文化可以施以懲罰，甚至當當事人受到不合理的對待時，多數人也覺得理所當然，甚至以「你只要不要這樣做就好了」檢討當事人。

從這次《鏡週刊》事件中，我們可以稍微看到時代的進步，大多數的人已經不再把同志的性當成是「壞的」「應該被公審的」，不過，也不乏有人在替該名網紅說話的同時，強調他未婚單身約砲並無問題，但其背後的邏輯，似乎暗示著如果他有婚姻關係或伴侶，媒體公布他的隱私就是合理的，甚至是正義的。但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常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司法體制在碰到家庭與關係之時，尚需要許多不同系統（例如社工或諮商等）的支援，媒體或群眾又為何可以斷定誰對誰錯，誰應該受到懲罰呢？我們都討厭在關係當中碰到所謂的「渣男」、「渣女」，也同樣會傷心於被他人負心對待，但媒體作為公器，不應該為個人或群眾的情緒負責，關係當中的錯付與辜負，終將由關係當中的參與者自行解決。回過頭來，群眾／我們也只能為自己的性以及關係負責。

雙面《鏡週刊》

最終，在群情激憤當中，唯一得到利益的，只有媒體。我們都知道媒體必須要持續獲利才能夠存續，也因此過往大眾媒體時常被批評價值觀偏向主流，為了流量不惜將新聞綜藝化、甚至造假與刺激當事人。前述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聲明也指出，台視、東森等媒體都曾經以極度扭曲的方式偷拍與窺探同志隱私，並且做出充滿刻板印象與歧視言論的報導。

由此可以看出，藉由對多元性別社群的「窺視」，媒體確實可以得到許多能轉換為商業利益的流量及點閱。

但《鏡週刊》以及鏡傳媒又與上述媒體不同，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新聞稿中特別提到，《鏡週刊》的另一個專欄「鏡人物」，其內容不乏對於多元性別友善且細膩、深入的報導，像是《愛是我們仨》系列故事或是手天使的專題等。這些專題都可以看到記者對於議題的認真，寫出來的報導平易近人卻又不窺奇嗜血，這或許也是讓眾多長期支持《鏡週刊》與「鏡人物」讀者，對於這次事件更為反感的原因。

當腥羶色與政治正確都有流量以後

到底是為什麼《鏡週刊》可以擁有同時擁抱又傷害性別多元價值的兩面呢？在此我想試圖提出一些討論。在《蘋果日報》的網站更名並改成訂閱制以後，鳴人堂主編許伯崧在卓越新聞電子報發表〈蘋果開啟大訂閱時代？兼談「反紅媒」的下一步〉一文，其中提到一個十分重要的觀察——讀者的位置不是作為消費者，就是商品。

相對於付費訂閱，網路媒體比較常見的使用習慣仍然是點閱後免費閱讀。但這個免費並非真的免費，在當代資訊社會裡，任何網路足跡與點閱都有其價值，看似免費的媒體平台，藉由你的點閱、網路足跡，讓他們轉而將流量變現。讀者在訂閱制的平台還可以說是明顯的消費者，但在免費平台中，卻是隱形的「商品」。

於是在流量變現的模式裡，無論是哪一種立場的流量，都是有價值的流量。也因此支持或破壞性別多元價值，在流量這件事情上是一致的，並不會互相抵銷。

雖然在《鏡週刊》一事之後，許多人出面替鏡人物專欄的記者與作者們抱屈，認為他們被流彈波及。可是這些內容的生產者，他們的角色到底是什麼？在訂閱制裡，還算是挺簡單的，他們就是內容這個「商品」的生產者，而讀者是內容的消費者；但在流量變現的平台中，讀者成為了商品，而記者所生產的內容，只是吸引商品到來的誘因。當然，在作為誘因的狀況下，他們仍然可以生產出非常優質的報導，但這些報導，終將是為流量導向的企業或廣告主服務。

前《壹週刊》的記者房慧真在本次事件發生之後，發了一篇名為「償還」的文章，從中可以看出內容生產者本身，並非沒有感受到前述「善惡並存」的點閱率生產模式，但最後他也說了「精彩的深度報導是羶色腥銷量換來的，但同時也是『洗白』的犯罪母體」。

引用房文並不是說這些內容生產者就應該一起被責備，或是內容生產者不應該在主流的媒體工作，因為確實無論《壹週刊》還是《鏡週刊》的兩副面容，都養出了絕佳的報導。只是，這兩面並無法分割看待，在流量生產的模式當中，他們必然是一起的，所以這些生產者確實可能有意、無意，或是無意但後來了解了自己的位置後，替自己所抗衡或牴觸的價值服務，這並無法用功過相抵、善惡並立來帶過。

也因此，我們要思考的是，要怎麼讓更有意義的報導活下來，又不讓他們必須依靠破壞自己所捍衛的價值而生。

讓更有意義的報導活下來

許伯崧在文章的最後提到，健全媒體環境不能僅靠「拒絕」，還包括以實際作為支持你所認同的媒體。

作為內容生產者，就我的觀察，近幾年也開始有許多寫作者開始意識到「流量可能會為他人所用」這件事，有些開始拒絕幫特定媒體平台寫稿，有的則自己募資訂閱，有點像是寫作者版的「直接跟產地購買」。這或許是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法，也或許我們應該開拓更多種不同的書寫與生產方式。

而作為讀者，我們應該開始理解，要生產出高品質的報導是非常需要時間跟成本的，大家應該盡量選擇訂閱或捐款給你支持並常閱讀的新聞媒體，藉此創造自己的影響力。而要增加影響力當然也包含了積極採取行動，像這次面對《鏡週刊》一般，閱聽人不應該只是被動地取得資訊，當你看到惡質新聞時，應該積極地去影響媒體的報導，而從這次《鏡週刊》的回應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有用，而且對於整體環境有正面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