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語迷思——語言可以用來鞏固市民身份？

法蘭德斯（Flanders）是比利時西部的荷語區，由於經濟發展比起法語區來得好，法蘭德斯要求經濟獨立、乃至於政治獨立的呼聲一直存在。法蘭德斯政府的官方網站這樣說明此區的語言使用：

法蘭德斯人說荷語。他們不說法語，或是某種不存在的比利時語。……在瓦隆（Wallonia），人們說法語：一種拉丁語言。位處語言邊界北方的布魯塞爾，則是雙語區。在歐洲，有超過2100萬人以荷語為他們的母語。

當一座城市面臨愈來愈多不可預期的外來人口，城市會架設起某種淘選機制——如同免疫機制一般——將市民身分（citizenship）與語言相綁，塑造出某種外來人口的「零語狀況」，藉以合理化或鞏固原有族群的地位與合法性。

法蘭德斯政府的介紹，正呼應著此種淘選機制，凸顯法蘭德斯以荷語為傲的地域主義。尤其是近些年來，法蘭德斯與瓦隆社群間產生衝突與不愉快，導致此區的分離主義聲浪愈演愈烈，對於法語使用的敵意也逐漸加深。

不過，面臨社會來源愈趨複雜，而無可預測的「超級多樣性」（superdiversity），法蘭德斯不再可能僅是個「純粹」的荷語區。而隨著移民的進入，少數族群在學校中低落的課業表現，激起「激進荷語單語主義」者的回應，認為應盡可能在學校教育貫徹獨尊荷語的「完全浸潤式課程」，這是說少數族群的母語不被歌頌或珍惜，相反地，學生在學校的每個時刻，都該盡可能地使用荷語，並且是——標準荷語。

在這個氛圍下，「雙語主義」的提議被潑了大把冷水。激進荷語單語主義者認為，一切雙語的企圖，可能導致一種梧鼠技窮的「零語狀況」（zerolingualism），也就是說，學生會這個語言說不好、那個語言也說不好。對此，法蘭德斯政府認為，在教育政策上，必先安內後攘外，也就是雙語教育只瞄準那些會說荷語的學生——會說荷語、再說（有價值的）外語。

「多語」讓一整群孩子說不出話？

當然所謂「零語狀況」很顯然的，只是一種主流社會建構的想法。怎麼可能，會有一整群孩子說不出話？

社會語言學家Jürgen Jaspers實際針對校內狀況考察¹，以摩洛哥裔的學生為例，他們事實上高度多語，至少能流利地聽說阿拉伯語或柏柏爾語（Berber）、並能流暢地使用荷語交談，同時能夠混合各種荷語的變體、玩弄語言，只不過，他們對於使用荷語進行學術寫作確實有困難。

然而，Jaspers卻也發現一種名為「非法說話」（talking Illegal）的說話方式。

這裡的「非法」指涉的是「非法難民」，對於法蘭德斯人而言，這詞包括了所有說得一口不完美荷語、或是正在學習荷語的人，像是晚近移民、政治難民、老一輩移民、少數族群年輕孩童、東歐移工，還有說法語的比利時人。

「非法說話」是學校以外受歡迎的說話方式，因為人們不知道對方的荷語程度到哪裡。在某些狀況下，外來人口挪用主流社會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刻意使用「非法說話」的說話方式，掩蓋他們真正的荷語能力。

Jaspers稱這些語言的實踐為一種「模稜兩可的能動性」（ambiguous agency），在這個將不同語言樣態階層化的社會結構中，這些孩子一定程度上，具有能力遊走於不同的語言或語言變體之間，卻又同時藉用了語言背後——譬如「非法說話」——刻板印象，無疑是再製語言的階層化，儘管無可厚非。

亞洲也有零語狀況？

企圖恪守單語主義的情境，當然不只發生在後移民時期的歐洲。不過由於自古就吸收來自各方的移民，亞洲的情形略有不同。

以日本來說，面對非法移民的孩童，政府提供「日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投入資源培育相關師資；亦即，承認這些孩童在日語之前、先有母語。鄰近的台灣，隨著婚姻移民的比例逐步提升，也計畫在本土語言課程中提供東南亞語言課程。

只不過，儘管政策如此，「零語狀況」仍然存在於意識形態之中。前總統馬英九在一次座談會上，勉勵新移民女性教導孩子他們的母語，卻同時聲稱新移民們應該將教中文的工作交給學校老師，避免孩子學到「有口音」的中文。同樣地，部分外籍配偶的夫家，經常擔心小孩學了母親的語言，會導致父語說不好、母語也說不好的狀況，而不願意讓孩子學習母親的語言。

這樣「零語狀況」的建構，很大程度來自於「標準語迷思」和「單語主義」的意識形態思維，假定了語言是有其邊界、腔調有其標準，卻忽視了全球流動下，掌握不同語言資源（包含詞彙、腔調、發音等）下萌生之「跨語言實踐」（translanguaging）可能帶來的好處或創造力，比如跨語言實踐可能帶來的身分展現、融入當地群體、結交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等等。

事實上「零語狀況」並不存在（醫學上的語言障礙除外），唯有看見語言駁雜中的反抗潛能，拋棄對語言純正主義的恪守，如此一來，才能卸除語言正統標準對於人們造成的無必要重擔，卸下單語主義的鬼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