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蚌生珠」談女人身體的社會控制

映秀鎮位在川西高原門戶，即使是夏天都比城市來得宜人。那天，張太太快步走過漁子溪橋，往川震博物館方向走，氣喘吁吁卻不打算緩緩腳步。直到路上見著一個少婦推著娃娃車，方才停下，打聲招呼，並捏捏這半歲娃兒的臉，眼裡盡是柔情。

世人多已淡忘川震，但映秀人卻仍活在震殤裡。這個沒沒無聞的小鎮，在2008年5月那場驚天大震中，得到全世界的注意，只因為震央就在其中，映秀人的傷痛與哀愁也就不停被放大與談論，到今天卻再無話語可說。

張太太也是如此，但偶爾遊客問起，她也會直率傾吐苦楚，談她失去了的那個孩子，談這麼多年來的委屈。

那日，我跟在她身後，見她逗弄嬰孩，突然問起：「你，難道不會想再生一個回來？」40歲的張太太搖搖頭：「很多人都會這麼想，但她們很辛苦，生不出來，有的甚至在地震後驚嚇到連月經都沒了。」而她，則是放棄，「我年紀這麼大了，怎麼可能？」

因為嫁給藏人，她還有一個孩子，心想能把這孩子養大就吃力了，不敢奢望。

然而，比她年紀還大的婦女，並不放棄。我之所以問張太太這問題，是因為想起一部關於川震母親的紀錄片，片中，導演范儉試圖紀錄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親，她們如何傷心，又如何決意將孩子「生回來」，彷彿生了孩子就可平撫傷痛。

范儉在《重生》中描述這些母親的情感與決心，更藉著《活著》中的一個40歲婦女的積極，這對夫妻不停嘗試生育科技，在一次又一次失敗後，最終懷了一女。像是死去的孩子又回到人間。

雖失去一個孩子與數個孩子，對一個母親來說沒太大差別，都是極度的哀傷，但在實行一胎化的中國，這些30、40歲的川震母親失去一個孩子便等於失去所有。

國家與身體政治

這些川震母親並非不能生育，但含辛茹苦扶養獨子進了學校讀書，身體也邁入休養之齡，況且心理影響生理，她們的悲痛令她們彷彿失去了女人的身分與功能，非得求助醫療才能克服困境，所以她們投入生殖醫學療程， 想方設法讓自己懷孕。

為了朝向現代化的目標，中國政府為了降低出生率而實施「一胎化」政策，嚴格限定家庭小孩的生育數量，鼓勵的方法是房子、假期等補給，表明生一胎的婦女是典範。而這些川震母親的心情和渴望，遂讓中國政府開了大門，不僅對一胎化政策寬容（畢竟失去孩子也等於失去人口），還給喪子的災民生育補貼。

但問題是，在這場災難之前，國家以什麼樣的立場限制生育？在這場災難之後，國家又有什麼資格表現「寬容」？

別說當代中國，長久以來，許多社會國家以各種方式控制女性身體與生育，要她們貞節，令她們成為一個恰當的母親，甚至表現出一個女子應有的樣子。西蒙波娃便曾直言，女人之所以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不如說是後天形成的。

直至現代，女性獨立自主意識高漲，女人能夠工作賺錢，對於女人肚皮的控制慾都未曾稍減。以保加利亞為例，過去五十年間，社會主張「工人母親」（working mother），強調女性除了生育外，也要為國家服務、從事生產，但改革開放之後，社會上也要求女性應該要回歸家庭，要當個「母親」。

台灣更不用說，自國民政府遷台以來，便為了控制人口而實施「人口政策綱領」、「優生保健法」、「人工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等等，「家庭計畫」也從「兩個孩子恰恰好」到「兩個孩子不嫌少」，近幾年來又因少子化，更積極獎勵生育。不孕、不生都成為社會與媒體檢驗與討論的目標。

在1980年，便有類似報導：

政府大力宣導「家庭計畫—兩個孩子恰恰好，是男是女一樣好」，工作單位宣導方向重在會生產的婦女身上，大肆倡導家庭計畫，但政府卻未曾研究且注意，有少部分婦女獨自在暗自私自落淚，因為她們是被譏為「不會下蛋的母雞」，對於這些不妊症的婦女，家計單位從未考慮到，而為其設想，或設想個「不妊症門診」或給予私自指導，這方面政府有待加強。（1980-11-17/自強日報/中部版）

社會學者Bordo便曾提出「身體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body）」的概念。她認為，女人身體是被社會文化建構的，亦是各種權力鬥爭的場域，文化對身體產生直接支配的力量，透過女人每日身體運作而展現，如：女人必須要有女人味、要坐有坐相、要節育，如今則鼓勵多生等，都是政府或國族透過醫療、政策、論述等方式控制女體的具體方法。

不論我們再怎麼把生育視為個人人生規劃，把身體看做個人隱私，但在這個展露身體、裸照散布、婚姻狀態、情慾道德辯論、生育狀況，乃至於必須為了政治選舉辯證「女人的角色」或「女人的器官」時，將身體看成個人的、隱私的，恐怕就是種天真。

媒體上的女人／母親

更別說，這個社會對女人何其刻薄與不友善，從媒體上的女人／母親的形象便可得知。

社會看待女性有多種期待，卻也給了多種意象，鼓勵其獨立自主卻也要求她們善盡女人的「責任」；期待女人愛護自己的容貌身體，卻對其年紀與儀態苛刻──當然表現在歐巴桑與正妹之類的反差上。

當平均餘命升高，老人越來越多的時代，媒體與社會並不吝惜鼓勵長者多追求第二春、積極於戶外活動，多發揮剩餘價值，甚至強化「活力老人」的意象。但另一方面，卻在報導字句中稱五十歲老翁、五十歲老嫗，言必稱老，像是忽略這些人還在社會中間位置，頻頻弱化他們──當然若他們是學者、高官、名人，對待就不相同──彷彿還是均壽五十、六十的古老時代。自以為典雅實為迂腐。

尤有甚者，日前媒體談論幾位「熟齡」女明星婚嫁生子時──媒體稱之為高齡，尚且就不討論如何可稱為高齡──竟冠以「老蚌生珠」的語詞，著實令人傻眼。

查閱成語字典後，發現「老蚌生珠」原比喻年老有賢子，後指老年得子。在《北齊書•陸印傳》中便有此句：「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換句話說，「老蚌生珠」並不特指男女，但確實意指「老年」。

雖語詞會與時俱進，隨時代產生不同意義，但在平均餘命如此高的今日，報導中的女星多為36歲上下，這年紀是否夠格稱「老」，實令人疑惑？

我們尚可理解，明星必須呈現某種不可使人失望的風華，因此無法見其老，「凍齡」才是價值所在，而她們亦有責任讓自己容貌姿態不老。然而事實是，她們也是人類，即使動用各種美容科技，都無法改變自己的身體狀態和年紀，但那不表示，對明星乃至於女人必須動輒以「老」相待，彷彿那是可怕的生理現象，彷彿那不被鼓勵又不自然。

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那是自然現象，所以他們才被高規格對待。報導中的女星在婚嫁後自然懷孕生子尚且如此嚴苛，倘若並非如此，又該受到何種檢視與討論？（一直以來便有不少女星被爆料其求助生殖醫學）因為是老蚌，所以難以生珠嗎？

這些女星生育淪於這般語境，也是因為在醫學科學論述中，生育力與生育品質與年紀成反比，其推估越是高齡越是難以生育，生下不健康孩子的比例也高；其也暗示，不道德、不規矩的交往關係，也會影響生育品質，甚至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

而媒體，更是操縱人們的認知與偏見。許多年前，有部收視率高的連續劇叫《姻緣花》，女主角因為無法生育而求助一名為顧小春的女子，請她當代理孕母，這個「小三」卻愛上男主人，破壞了原本幸福美好家庭，「顧小春」在當時像是壞女人般人人喊打，卻也成為該年熱門的社會議題，代理孕母被貼上懷疑的眼光，飾演顧小春的演員潘儀君還出席代理孕母公聽會作證。

媒體文本的影響如此強烈，甚至成為道德標準尺度。因此，當報導鎖定女星的生育狀況時，似乎也在說明這些人年紀再大還不放棄當媽、如此高齡小孩仍可愛而健康，從而對閱聽者形成隱姓控制：你也可以，你為何不生，你甚至還沒有她們忙碌。

作為公眾人物，女明星似乎必須得被至於放大鏡下評判，她的年紀、她的婚姻關係、她的生育狀況、她的小孩健不健康...，甚至，生育前身材好不好，生育後回復速度快不快，是不是個辣媽，有沒有足夠的母愛，就像是女性標準評比一般，嚴苛得讓人心驚。而一般人，普普通通的女性，則一再透過這些論述給自己壓力：「為什麼我做不到？」

我們很難期待女星在媒體上穿著性感的是為了展現身體的主體性，更難期待她說出，自己決定自己的身體和生育權，搶奪身體的發聲權。相反地，我們看見的是女星與媒體共謀，共同打造一個對女性身材、樣貌和家庭生育的價值標準。

生育的功能？

可是，社會卻忽略普通女性在身體與生育之間的掙扎無助，她們想擁有自我卻無法放棄「天職」，但即使想要履行天職，卻有重重關卡。女人並非天生就該生育，也並非就有「功用」。

十年前，我曾訪談十多位已婚女性，探討女體與生育關係。她們多半無法明確說出「渴望當母親」的原因，只是說：「結婚後就是要生小孩啊」或「女人就是要生小孩才叫女人」，但當詢問她們無法或尚未懷孕的狀況時，她們都回以周遭人的看法或社會的期待，卻無法道出自己的想法。

她們當然有不好的感受，而那種感受卻只是自覺無用，或屢遭他人歧視的眼光，但他們除了稱那是命外，也沒有自我安慰的方法。儘管當代貌似女性能夠自主決定生育權，以致於像是她們忙碌、不願生育、存款不夠而造成社會「少子化危機」，但卻讓大多數無能無力生育者，那些脫逃不開生育價值意識的女性，更缺少援助而墮入更深的困境。她們又該如何解釋自己的問題？

川震母親因為災難，所以被寬厚以待，但大多數女性則不然。能不能生，生不生得出來，在社會媒體的論述中，根本像是一種對女性價值的認可，而非我們自以為的選擇機會。

不論年紀，不論現實情況，凡女人要生子必然有諸多考驗想像與掙扎，即便是到了年齡邊界想要生子，至今都有許多科技可以幫助或者支持她，當下這個世界比我們想像的更寬廣，更有機會，更有許多可能，但社會與媒體若屢屢輕率羞辱那些還不算高齡的、還不算無能，更不是弱勢者，嘲弄她們突破困境想達到目標與夢想的，就會讓更多弱者、無能且無力者在更深淵。

當媒體輕率論之「老蚌生珠」，卻不自覺這是錯誤的羞辱，甚至，這偏頗的價值認知如此不被質疑時，不免令我這「老蚌」看了也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