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竿起義？起義之前你搞清楚狀況了嗎？

運竿風波延燒，幾乎所有輿論都是指向田徑協會與體育署，認為連選手基本的出賽權都因相關單位的後勤疏失而犧牲，於是乎千夫所指，一窩蜂式的正義延燒，似乎本案就此定讞。然而，原本一面倒的風向，在這兩天一些記者的發表更細緻的深度報導與評論後，讓整件事有了不一樣的視野。（延伸閱讀：葉耀文沒竿爭議─唯一有機會改變這瞎事的人是誰？、竿子打翻一船人 田協送竿慘痛教訓）

罵政府是顯學，也是很便利的情緒出口，但就最近的體育事務而言，包括世界杯足球會外賽務、棒球與足球選手出場費、運竿事件等等，單項協會成為眾矢之的沒有話說，體育署長以與田協聯繫不足而道歉，是合理的，但有名嘴順便扯上課綱爭議而批評教育部，當然荒謬可笑。知道要罵誰之前，我們必須檢視政府在運動發展上角色與各單項協會的本質。

還記得今年6月11日原本要與抽在同組的印尼進行第一場2018世界杯會外賽，但卻臨時取消嗎？國際足總就是以「政府過度干預足協運作」為名，對其國家代表隊施予禁賽處分 （國際足總的荒謬事蹟可以另文討論就是了。）由此可知，單項協會非但不是政府機構，政府與各單項協會之間甚至是該保持適當距離，以策安全的。

本質上各單項運動協會組織皆屬「人民」團體，但妙就妙在這些單項協會名義上的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社會司，實質上的目的事業主管則為教育部體育署，也就是說，單項協會有兩個主管機關，團體組織、人事、章程等等歸社會司管轄，而運動發展的資源管理與績效則屬體育署。這雙頭馬車的領導，卻給了一些單項協會夾縫中求生存的機會，理論上這些單項協會只該是民間社團組織，政府只透過體育署挹注經費協助其發展，卻無從實質監督，人事章程等等結構性的細節，更是不得逾越的紅線。

事實上政府有沒有義務灌注資源在這些單項協會上也是可議的，他們是可以自行尋求商業贊助或甚至自行籌措財源，歐美此類運動組織大多建立在市民社會的運動文化根基上，然而在台灣，黨政軍一體的戒嚴體制儘管已經崩解，但是許多運動協會卻可以上溯至黨國時期的產物，一些協會的政商關係盤根錯節，更妙的是，我們位於台北市朱崙街的體育署大樓，正是大多數協會辦公的地方，因此更難不給人協會隸屬於政府的錯誤印象。

在指導研究生論文時，我常耳提面命他們，不要有事沒事就在結論中把政府拿出來鞭一下就沒事了，罵政府是件很簡單的直覺反應，但是冤有頭、債有主，更重要的提問是，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無所不包、怎麼運動都要管的保姆政府嗎？

政府藉著運動所乘載的國族意涵而投注資源，單項協會則利用台灣國族至上狹隘的運動視角，藉機掌握政府挹注的資源，這些錢說多不多，說少卻也過得去，所以造成運動發展難以突破的框架。體育署大樓正是個微妙的象徵，你可以說政府就像孕育運動發展的舒適子宮，但是不切斷當中的臍帶，永遠不知道孩子們是不是會自己健康地長大。我們現在就像一輩子供著無法離開母體的單項協會養分，這樣的發展模式，看似是台灣運動相對邊緣不得不為的產物，但卻可能阻滯了幼兒成長的機會。減少政府資源挹注，或許造成一些協會的淘汰，但生命或可找到出路，如果有些協會因此無法生存，或許我們也真的不配（deserve）享受它們。

廁所裡的撐竿跳，過了就罷，反倒不知道馬桶裡裝著什麼，但這次重摔濺起的滿天穢氣，正給我們一個檢視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