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可否在災難中封你的嘴？

就在高雄氣爆不久後，兩位「白目」的網民——潘姓與蔡姓男子，各自發表一篇「不當言論」以及「假消息」。警察大隊聞風後趕到，將兩位白目人士移送警局訊問。不久後發現均無犯罪事實而飭回。

這兩個臉書PO文事件，觸及到近兩世紀來對「言論自由限制」的大辯論。也就是說，社會上到底有什麼言論是可受保護，什麼言論則要遭受強制限制？又由誰來斷定？經過兩百多年的演進後，法律約略歸納出「傷害原則」，為限制言論自由的標竿。

傷害原則包括暴力、誹謗、煽動顛覆或淫穢言行等細項。煽動顛覆已徹底被近來的民運風潮解構，本文暫不論述。毀謗與淫穢言行在不同文化與價值中，有著不同的標準，我留到稍後申論，先從辨識暴力的依據開始談吧。

根據美國的「大申克訴合眾國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執筆法院意見的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法官提出「明顯而立即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概念。他引用發言者不可於戲院中喊大火的例子，作為判定限制言論自由的依據。為什麼？因為散佈者的言論會導致戲院內產生「明顯而立即危險」。

好，我們再將近日內兩則臉書PO文的案例，與上述辨識暴力的依據作一番比較。潘性男子於事發當天，其網路言論為：

「太開心了， 哈哈，爆爆爆爆爆，炸畜生囉。我就說嘛，畜生多必有毀滅。不過好像不夠嚴重，希望持續下去。好久沒有笑過的我，剛剛竟然萌生了一點笑意！！」

這是否符合霍姆斯法官的「明顯而立即危險」原則？看似沒有。畢竟沒事證顯示有人因此言論，導致立即的暴力行為。且發言者是在臉書中寫文，主要對象為朋友等特定團體。

潘性男子的言論，一般人見到只會將其貶為瘋言瘋語之列，這與眾多網路上如「中國豬、支那、吱吱、 鬼島、病畜、綠蛆、天龍國」等用詞相當，都為具貶意，且挑釁意味十足的言論。

這應不應該被譴責？應該！應不應該勸阻？應該！應不應該昇華？應該！應不應該再教育？應該！應不應該查禁？視情況而定。應不應該派執法當局上門將其移送警局？大大不應該！！而且有夠不應該。除非你想活在警察國家中。

也許有人會援引誹謗或淫穢言行等事項，聲援警察的執法行為。但在毀謗原則中，必須有受害者舉證並提告才能符合。最好的例子是今年5月時，張大春vs.劉駿耀的互咬案。

張與劉因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禁食隔空互槓，大春老師不滿劉在節目上譏諷林沒飯吃所以絕食，在臉書批劉「下流」、「可恥」、「腦子裝屎」，遭劉控告誹謗，台北地檢署隨後傳喚兩人。

這個案例中，法院處理的方式是不干預劉駿耀批評林義雄的言論。但執行張對劉的不當言論，為何？因為有原告、事證與明確的「受害者」。而潘性男子的「爆爆爆案」則無明確的受害者與原告，警察如此輕易的上門抓人盤問，實有執法過當之感。

此外，在中央社的新聞中，並無交待警方是如何接獲這則PO文的來源。然高雄市隨即出動科技犯罪專案小組查緝，總令人感覺毛毛的，是否台灣的執法當局，不時監控網路言論？這又跟東德主管監聽的秘密情報單位「國家安全部」（Stasi）有何不同？

雖然潘性男子的言論，可說毫無言論價值，但國家不應該貿然動用警察權，限制「不受歡迎的意見」（unpopular opinion），更適當的處理方式是由網路輿論自行撻伐。

至於第二個案例中的蔡姓男子，其散佈假消息的言論內容為：

「目前警戒線拉到大社，鳳興國中，左營區的管線路面部分已經隆起，可能是昨晚氣爆導致，漢神巨蛋新莊仔路也有管線隆起（我親眼看到警察在疏散汽車改道）高雄都要提高警覺」

其中，蔡姓男子雖於PO文中引用「可能」作為合理判斷的依據。但對於後續的處理則有引起「明顯而立即危險」的「疑慮」；畢竟，他捏造「我親眼看到警察在疏散汽車改道」的假消息，這與事實有違。

這案例動用警察權的合理性，大為增加。但我認為還是可以保留某程度的寬容性；畢竟，發言者的本意並非惡意。如果，論述的當，確實可引起有關單位注意，防止悲劇的發生。

國家在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時，政府具龐大的「舉證責任」，不得輕易為之。套句自由主義哲人密爾（J.S. Mills）所言，社會曾經相信為正確的事多半為錯誤，因此意見不應該因明顯的錯誤而被禁止，以防止被「既定意見的沈睡」（the deep slumber of a decided opinion）所綁架。

美國之所以每年必須印1兆美元的超額支出，支付龐大戰爭費用與軍人的醫療成本，主要是在911事件後，美國社會充斥主戰的聲音，導致反戰意見遭壓抑。社會被恐懼與憤怒所綁架，政府就可輕易靠薄弱的證據，到處於中東為非作歹，佔領他國油田，最後導致當地目前還處在阿鼻地獄中。

社會總是在非常時期，才能體現出是否具容忍不同意見的雅量。否則也許會在多年後發現，人民的自由，一點一滴的凌遲處死。社會則陷在大腦僵硬的「美麗新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