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兒少的性與情感教育——要不要教？怎麼教？

2017年不太平靜——從《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到台大、世新校園的情殺新聞，陸陸續續發生令人惋惜的社會事件，讓人不禁反思：光是綿密的性／別法制，是不是不夠？

後來關於性與情感教育的討論，很常看到《性別平等教育法》被援引，卻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也已在台灣生效的《兒童權利公約》（CRC，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因此本文主要以兒童與青少年「權利」的角度出發，談談性別平等與情感教育為什麼重要。

由此來談，才能真正理解人云亦云的「兒童最佳利益」，不再望文生義。人權公約究竟怎麼說的？2017年11月底剛結束的CRC國家報告審查會議，委員們又提醒了我們什麼？

太小了不能教？其實早就一直都在學

事實上，自九〇年代起，已有許多性／別研究學者指出校園生活已包含種種「隱藏課程」——並非課程的實際內容，而是透過人際互動習得關於性／別的知識。後來也有許多實證研究，指出學校裡的情感經驗與個人養成是密切相關的。

也就是說，教室內外的情感與情緒會影響一個人的自我認同、自信養成、個人發展與社交行為，可見並沒有所謂「太小了不能教」這回事，因為孩子們無時無刻不在學習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

暫且不談引起嘩然的情殺事件，光是因感情問題動念自殺或自傷的學生，都在提醒我們（甚至我們自己），面對感情問題常是敏感脆弱的。而求學階段佔了個人社會化歷程那麼長的時間，其對心理健康是深具影響的。

無法追求健康是人權問題

對現代社會而言，「健康即人權」幾乎成為常識，而我們也很熟悉《世界衛生組織憲章》前言裡那句老話，健康「不只是沒有疾病」，而是「身體、心理與社會的完全安適狀態」。但健康也會影響其他權利的滿足。

如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CESCR，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所說：健康權同時包含「健康照護」與「其他基本決定因素」。後來健康權特別報告員再把「社會因素」（包括階級、教育程度、收入、族裔、性傾向、性別認同等）納入，因為這些都會影響我們獲取健康資訊與醫療資源的機會。

可見健康（狀態）與人權（保障）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諸如社會汙名、遭到排斥會影響一個人的健康；而不健康也會妨礙個人追求其他人權保障的機會與動力。因此，「排斥」與「不健康」之間是一個惡性循環。

兒少的健康人權

上面說的這些，當然也適用於兒童與青少年。以下我會從兒童權利委員會（CRC）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CESCR）的一般性意見為主，來討論它們如何看待性知識與情感教育。

1. 教育的目的

教育應「以兒童為中心」，主要目標在發展兒童性格、天份與能力，而教育權與健康權的連結就在「健康教育」這件事情上。也就是說，教育的功能應確保每個兒童都能習得基本生活技能，以面對人生中的挑戰，包括「良好的社會關係」。¹

2. 青春期發展

青春期時，個人將面臨有別於幼童的健康挑戰，因為正值需要處理個人認同與性事的階段。其中「不歧視原則」尤其考量個人的性傾向，政府應有相應的健康促進政策，提供可開放討論關於「性、性行為」的機會與空間，而學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校園外，國家也有義務確保青少年能充分且容易取得這些資訊，包括何為恰當且尊重他人的社會與性行為。因此，政府與「大人們」應有能力處理社會中關於性的「禁忌」。

此外，LGBTI青少年（包括同性性傾向者、跨性別者、擁有雙重性徵者等性／別少數群體）應獲得特別關照，因為他們在校內外都容易遭受漠視，進一步影響他們的身心健康發展。²

3. 兒少健康權

更重要的是，應該以「權利的觀點」來思考兒少健康：即兒童的生存與成長權，與他們的身體、情緒及社會安適狀態密不可分。因此消除不利於兒童健康的結構性因素（包括社會規範與文化價值），也是為了保障他們的人權。

健康權中的「兒童最佳利益」必須基於他們「生理、情緒、社會及教育需求」來考量。這通常與他們和家長之間的關係及出身背景有關聯，故政府及「大人們」都應盡力提供具有支持性的社會環境。

若具體呈現在性（健康）教育上，應不分性別，「包括所有生理和情感方面的自我意識和知識」。因此，所有政策均應考慮到對「所有」兒少健康的影響——包括LGBTI兒童與青少年。³

要談兒童人權，請認真談

梳理這些為什麼重要呢？2014年11月生效的《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已顯示我國對國際兒童權利規範亳無保留，而政府從此對全體人民負有相關的法律義務。我國也終於在2017年11月完成了首次國家報告的審查。⁴

審查會前，委員們先提出了「首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要求政府回應、備詢。其中，關於健康及教育兩部分，委員會特別關切了少年高自殺率（或企圖自殺）與兒童性健康的情況，也提及校內與社群媒體上針對個人身心的霸凌問題。

委員會質疑，台灣目前的性健康教育只著重異性伴侶的狀況，而未考慮多元性傾向的存在，也未提供跨性別兒童需要的健康資訊。故希望政府說明如何提升性平教育實踐，消除對LGBT兒童的歧視；於是我們就看到會議中爆走的「LGBT滾出台灣」的標語。

11月24日「結論性意見」出爐。大抵而言，委員會注意到台灣社會普遍對「兒童作為權利主體」這件事缺乏意識，而政府、家長與其他「大人們」很少認真看待兒童的意見表達。

又，雖有《防止校園霸凌指導方針》，但相關監督機制似乎沒有發揮良好成效，然而不友善的校園環境，經常會縱容或漠視暴力事件發生。

除此之外，委員會強調，兒少主體應能在不受歧視的公共空間中談論並思考性與親密關係。而「大人們」應積極回應，而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兒童的情感與身體需求。

結論

透過CRC及CESCR的一般性意見，以及專為我國量身訂作的國際審查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可以發現政府不只該「考慮」認真對待兒童的情感與性教育，這也是一項法律義務——但絕非訓勉或教條式地提供指導。

如上面所說，所謂「兒童最佳利益」應以兒童的身體、情緒、社會及教育需求一起評估，以衡量個人與家長、家庭、校園、成長社區之間的關係。兒少作為「權利主體」，應是積極、能動的，而不再停留於被動、接受安排的位置。

就算不將兒少視為需要特別受到保護的人，根據CESCR，每個人（包括兒少）都有權利獲得充分的性健康教育，而這些資訊應是「不歧視、無偏見、基於實證的」。因此，斷定好或不好，不應只是憑感覺。

也就是說，不應該把性、情感及親密關係教育的倡議簡化成保守對抗自由、本土對抗西方等意識形態上的二元對立，這跟兒童人權無關，也沒有把兒少視為「意見表達自由的權利主體」——即所謂的兒童被傾聽權。

說到這裡會發現，從兒童人權觀點來看：教育、言論自由、個人尊嚴和健康，都是彼此連結的。藉由這個觀點，希望幫助兒少本身，以及「大人們」共同思考，如何在校園內外促進兒童的身心與社會健康。

事實上，讓學生們能開放且自由地談論自己的性觀念和情感，並反思與他人之間的人際關係，對台灣邁向尊重性／別多元的社會是有助益的，而這也是人權保障國內法化的目標。

• CRC第1號一般性意見。
• CRC第4號一般性意見、CRC第20號、CESCR第14號一般性意見。
• CRC第15號一般性意見、CESCR第22號一般性意見。
• 審查委員會是由五個受邀而來的國際人權專家共同組成的，分別為荷蘭的Jaap Doek（主席）、以色列的Judith Karp、瑞士的Nigel Cantwell、愛爾蘭的Laura Lundy及澳洲的John Tobin；相關資訊都能在衛福部社家署《兒童權利公約》專區找到。

• 文：李柏翰，畢業於東吳法研所國際法組，正在英國University of Sussex從事博士研究，主要關注弱勢群體健康的社會因素及相關國際人權法之議題。目前也是法律白話文的編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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