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苔熊/國民法官靠譜嗎?心理學看國民法官與法庭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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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確保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資訊、開庭之前媒體所揭露的訊息,不會影響到你的判決嗎? ...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一起坐到法庭裡面和法官一起判決,你會想要試試看嗎?

現在真的有這樣的機會!「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於2017年11月公布,未來只要你是年滿23歲的國民,除了法定資格不符合者外,都有擔任國民法官的權利與義務,有機會和職業法官坐在一起審理重大案件(一個神選者的概念)。

等等!這也太快了吧,我還沒準備好RRR~況且,如果讓我這種「素人」也一起加入案件的審判,這樣子真的不會被判到「歪掉」嗎?老實說,筆者一開始知道這個制度時也有些點擔心,畢竟過往一些關於美國的陪審團研究與我的擔心也有些不謀而合。1例如:

什麼是我們「偏好的故事」呢?舉例來說,前幾年屏東曾經有一個「孝子弒父」案,由於父親長年家暴母親,孩子看不過去用剪刀戳父脖子致死。媽媽、妹妹與鄰居都向法官和社會大眾求情,說這孩子平時乖巧孝順善良,再加上他自首投案,最後這個案子輕判7年6個月並且可以再上訴。有趣的是,連平常很難賣出的「凶宅」都被賣出去了。

在這個例子裡面,「孝順的孩子為了保護媽媽而殺了父親」就比起「冷血殘殺手無寸鐵的父親」更讓大家所偏好,畢竟我們還是渴望一個溫暖正向的社會阿!

故事呈現的方式可能會影響判決

多年前也有一個經典的研究就在探討這個問題。如果你習慣看推理小說,就會發現作者在書寫的時候通常會有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劇情:

1.故事順序法(Story order)

按照他腦袋裡面想像的故事順序來推展劇情。例如,大三的阿明過去就有暴力攻擊的紀錄,青少年時期多次進出警察局,如今因為被女友阿美甩了,心生怨恨,買了汽油跟打火機,準備和阿美一起同歸於盡,所以在小美這具焦屍的手指不遠處,還有打火機的殘骸。事實上,在事發當天,有鄰居目擊到阿明在小美家樓下爭執……。

看到這裡,不常看推理小說的人應該覺得阿明就是兇手了。然而案情並沒有那麼單純,推理小說有時候會採取另外一種寫作方式,吊盡大家胃口……

2. 目擊者順序(Witness order)

依照可能帶來最大衝擊的順序來呈現目擊者,例如很多的小說或者是美國法庭的影集都把足以翻案的「超神」目擊者/證據放在最後面。如果用上面阿明的例子可能就會是:

怎麼樣,看完目擊者順序,你還會覺得阿明是兇手嗎?看起來目擊者順序好威阿!現在我想要邀請你換一個腦袋,如果你是阿明的辯護律師,你會採取哪一種方式來描述案情?相反的,如果你是小華的辯護律師,你覺得哪一種比較有機會讓國民法官不要「懷疑小華」有行凶的可能?

Pennington與Hastie多年前一項經典的研究指出(下表),不論你是哪一方的辯護律師,採用對你有利的那個腳本,並且用「故事順序法」 可能更為有效。他們研究模擬法庭裡面的狀況呈現一起謀殺案,並且要請陪審員做出決定被告是否有罪,結果發現:

原告(控訴方)\被告故事順序法目擊者順序法
故事順序法59%78%
目擊者順序法31%63%

▲本表格整理自文獻 9

上面表格當中的數字是指「陪審團判定被告有罪的比率」3,34個數字當中其中兩個數字最有趣:

結論,不論你是哪一方的律師,故事順序法可能都更為有利。當然,美國陪審團的機制和我們將推行的國民法官不一樣,不過這個實驗對我來說有一個重大的意義是:如果你是一介草民,你的判決的確很有可能受到法庭上面呈現的訊息順序或者是描述故事的方式所影響。

國民法官也是人:用了解,來戰勝誤解

其實,人非聖賢,腦殘難免。可是我們又期待法律能夠盡量公平公正、伸張正義,尤其是面臨重大刑案的時候,我們通常都希望誤判的程度(明明有罪卻判沒罪;或者明明沒有罪卻誣陷好人)能夠降低到10%以下,但根據一些理論的計算4,這樣的期待可能太高了。換句話說,國民法官雖然是司法很大的一步,但也不代表這樣的制度出現就能大幅的降低判決錯誤的發生。

陪審團的正確性取決於其組成,也就是人。

──Harper Lee《To Kill a Mockingbird》

那麼如何降低可能的判決錯誤呢?關鍵字只有兩個字,叫做「知識」。Bornstein與Greene的論文(p.66)認為下面幾個項目可以增加陪審團員的滿意度,以及減少錯誤判決的機率:

  1. 開庭前:提供初步指示(詳細說明該做什麼以及怎麼做),讓他們了解:等一下可能會遭遇到複雜而互相矛盾的訊息(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以及群眾決策的時候可能會產生的誤差(bias of make collective decisions)。
  2. 開庭時:允許陪審員做筆記和提問,提供中期總結和簡化陪審團指示。
  3. 開庭後:如果他們審理的壓力非常龐大,也要記得提供事後的關懷以及情緒支持(陪審團員也是人啊)。

即將推行的國民法官制度比起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更多了「開庭時」可以質詢的部分,也會在事前做教育和討論,倘若可以在每一次國民法官開庭之後,多多了解國民法官的心情和感受、甚至作為下一次開庭的參考,或許就能夠達到更好的「工作績效」。當我們關注那些「協助判決的人」的心情,我們也就更有機會更靠近真正的案情。

最後筆者想說的是,我們畢竟是人而不是神,面對人類的有限,一種重要的寬容就是:「接受」我們可能會出錯的判斷與選擇。而這樣的一種善良,或許正是人類最溫柔的力量。

▲ 全國最大國民法官上線啦!(點圖前往)

參考文獻

  1. Arkes, H. R., & Mellers, B. A. (2002). Do juries meet our expectation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6(6), 625.
  2. Lee, H. (1990). To kill a mockingbird. Litigation, 68-58.
  3. Bornstein, B. H., & Greene, E. (2011). Jury decision making: Implications for and from psycholog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 63-67.
  4. Kalven, H., Zeisel, H., Callahan, T., & Ennis, P. (1966). The american jury: Little, Brown Boston.其實這個研究也進一步的去談到,在證據清楚的情況下,陪審團與法官的意見也比較容易一致。當然這個研究比較古老(經典),所以後續也有其他研究進行檢驗,並且認為需要考量更多因素。
  5. Gastwirth, J. L., & Sinclair, M. D. (2004). A re-examination of the 1966 Kalven–Zeisel study of judge–jury agreements and disagreements and their causes. Law, Probability and Risk, 3(3-4), 169-191.
  6. Hastie, R., & Pennington, N. (2000). 13 Explanation-Based Decision Making.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212.
  7. 海苔熊. (2015, February 7). 人為疏失還是機械故障?你怎麼想,決定你對鬼島的希望. PanSci 泛科學. Retrieved March 8, 2018.
  8. Pennington, N., & Hastie, R. (1988). Explanation-based decision making: Effects of memory structure on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4(3), 521.
  9. Aronson, E.、Wilson, T. D.、Akert, R. M.(2015)。Social Psychology(余伯泉、陳舜文、危芷芬與李茂興譯)(第8版)。台灣:揚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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