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珞亦、洪婉珩／我是落跑醫師？因SARS而起的大法官解釋

春節期間，中國武漢傳出新的肺炎，且該肺炎與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有關，目前疫情在中國已經大爆發，且有數個城市宣布封城或採取封閉式管理。在台灣，截至15日止，也有18名確診案例，但目前尚未有社區感染，疫情仍在受控範圍，但因為搶購口罩的關係，反引發另一波恐慌。

這樣的疫情，也讓人想起2003年的SARS事件。

SARS事件，究竟怎麼爆發？

SARS是在2002年中國廣東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傳染性強、死亡率高，但因為中國政府隱滿疫情，導致疫情迅速擴散全球。

直到2003年3月14日，台北市爆出第一起SARS病例，SARS期間，總共造成664個病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月重新篩選出346個實際病例），其中有73人死亡。

不過，真正的危機在台北市和平醫院，當時院內爆發集體感染，因此台北市政府依據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如果你和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就可以被主管機關留驗，甚至有必要，可以到指定地點檢疫，或是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處置。

當時台北市政府就在這樣的規定下，公布「臺北市政府SARS緊急應變處理措施」，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的和平醫院員工召回「集中隔離」。當時和平醫院附近都遭封鎖，引起當時台灣社會嚴重恐慌。

醫院封院，醫師落跑？

其中有一位周醫師，接受到命令時，他認為回去醫院絕對死路一條，因為就他專業判斷和平醫院不可能隔離一千多人，只會造成院內交叉感染，疫情更加險峻。所以他決定自行進行居家隔離，以及透過傳真、投書等方式傳遞「不可入院交互感染」的訊息。

等到事件落幕後，台北市政府卻宣布他是「落跑醫師」，對他進行處罰。

他提出抗辯認為，當初幾十個人共用一間浴室、根本完全沒有隔離，甚至沒有告知家屬原因，就將受感染死亡的患者迅速火化，封院根本是錯誤政策。之後，他提起行政訴訟，敗訴後，進而聲請大法官解釋，他主張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正當法律程序」。

另外，他認為強制隔離，就是一種對憲法第8條保障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如果要限制人身自由，就一定需要事後的司法救濟權，例如要有「法官」來做審核，但當時制度沒有法官審核機制就強制隔離人民，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釋字690號解釋：沒辦法，防疫貴在迅速？

為什麼當事人會主張要「法官」來審核？是因為在台灣法制下，如果人身自由要限制，都需要法官來審核。例如要「羈押」，由「檢察官」來聲請，但由「法官」來裁定。或是外籍移工要被收容，移民署最多只能收容15天，如果要超過15天，或是在15天內被收容的人認為移民署違法，就要交給法官裁定是否要繼續收容。

但在釋字690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基於醫學專業及迅速防疫之要求，強制隔離不是由法院決定，而是由主管機關決定，符合醫療判斷的專業性，因此並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不同意見：一定需要法官作為制衡？

不過，這號解釋卻引起許多大法官的不同意見，都指向一個結果，如果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都一定需要「法官」審核的機制，雖然不一定要在24小時內決定，但至少要設計出一個合理的時間，來讓法官審核。

畢竟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這件事，是一種重大基本權之剝奪，程序設計一定要謹慎，正如羈押程序一樣，讓聲請羈押的一方盡到說理義務，讓事情透明化、人民有知的權利，也有相應的防禦措施，才是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

但也有大法官認為，如果讓法官在傳染病的人身自由限制案中審核，也不過是讓法官變成橡皮圖章而已，沒有必要。

社會安全 vs. 基本人權

在社會中公共安全受威脅時，政府面臨到是要維繫社會安全，來限制人民多一點的基本權，還是堅守保障人權的機制？在恐懼蔓延下，多數人民希望自己不要得病，所以越多隔離越好，但此時也會讓國家法治開了個洞，以人民的恐慌來合理化漏洞的正當性，最後有可能成為侵害人權的破口。

正如許玉秀大法官所說，當代憲政體制建立在對體制的悲觀上，所以需要相互制衡。但這樣的制衡會不會造成效率變慢，反而讓事情無法解決？隨著法治越趨成熟的社會，我們透過專業的展現來保護社會安全，但安全和人權，兩者該如何取得平衡，便是憲法上永恆的辯論與難題。

台灣法制的前進

之後，立法院重新修正《傳染病防治法》，讓法制面更趨完整，例如在施行細則中便提到，在做必要處置時，要注意當事人的身體及名譽，不可以超過必要的程度。

另外，2014年時，立法院三讀通過《提審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但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即時由法院審查者，依其規定。」（簡單來說，提審就是向法院說我被限制人身自由是不對的，法官你來審核一下。）

也就是說，在傳染病下被強制隔離，應該給予受強制隔離治療的人民救濟的管道。例如現在的《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就有規定，要由主管機關公告的防治措施來處理，並且要通知本人或是家屬。

因此被隔離時，主管機關會發一個「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其中就有寫到：「您或您的親友有權利依照提審法的規定，向地方法院聲請提審」；且「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正「法定傳染病病患隔離治療及重新鑑定隔離治療之作業流程」，有興趣的話也可參考。

如果要提審，法院受理後，要向機關發出提審票，並在24小時內應將受強制隔離治療的案件交給法院。若法院審理後認為不應受強制隔離治療，則應裁定釋放；若認為應強制隔離治療，就駁回提審聲請，但就駁回之裁定，當事人不服得向上級法院提出抗告，作為最終救濟途徑。

當然，法官可以做裁定，不代表他就會隨意做出釋放的決定，這個制度只是希望透過法官當作最後一道防線，避免不公平情事發生。

經過釋字690號解釋後，原缺乏法官審核的機制，也在其他法律相應修改或通過後加以法制化，只是必須由當事人主動提起。但至少相較過去，我們對於人身自由的保障，也算是慢慢前進。

• 文：劉珞亦：東吳法律系畢業，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喜歡觀察政治和選舉，喜歡聽故事，也喜歡講故事，希望打破知識的語言隔閡；洪婉珩：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雙主修法律系，研究所正式歪向法律這條不歸路，東吳大學法研所公法組畢業。現為執業律師。非常喜歡運動和說話。認真覺得法律常識在台灣應該更普及一點，對話起來才能更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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