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亮甫／醫護現場的恐懼：台灣「醫療暴力」為何發生？如何解套？

醫療暴力已成常態，成為每一位臨床工作者揮之不去的夢魘，無論是直接帶來物理傷害的肢體暴力，或是帶有威脅、辱罵意味的言語暴力，短期影響工作流程，中斷治療計劃而令病人蒙受無法預料的傷害，長期來講，任何形式的暴力皆對醫療工作者帶來心理負擔，更被認定為重症科別乏人問津、護理人員普遍年資短的主因之一。

面對醫療暴力問題，國家投入許多資源力圖改進，從修改法規加重刑罰、建置通報系統到大量的政策文宣，「反暴力」已經成為醫院安全管理的主流；但這些介入究竟真能帶來改變，或者僅淪為口號？也是許多醫療人員與民眾持續至今的質疑。

我們透過文獻回顧探討急診暴力的好發熱點，並且分析成因，過程當中有臨床工作者加入分享面對醫療暴力的經驗，甚至許多力不從心的局面；動手不對人人皆知，究竟還要多做什麼才能讓醫療人員免於恐懼？

1. 誰做的？

調查發現，大部分的攻擊是來自病人、家屬或訪客等，且由於醫院是24小時全年無休的場所、便於利用及出入的環境，無形中都增加了醫院工作人員遭受暴力的風險。

從研究來看，不少暴力行為本身都是因疾病所引起，或因譫妄、代謝異常、電解質失衡、腦部病變、酒精或藥物作用所影響，在某些時間無法擁有一般人的理智思考。因此，縱然有暴力行為的事實，但由於行為人可能欠缺為其行為負責的能力，刑罰再重也無法處罰這些行為，進而影響這類法律的功用。

2. 何時發生？

多分布在該單位提供醫療服務的時間，例如門診區提供的醫療時段。至於急診、病房等處，由於提供全日不間斷的醫療服務，該區暴力事件則分散在每日24小時，較無發生的熱區。另外由於醫院大多於晚間十點到隔天早晨六點執行門禁管制措施，其發生件數明顯較少。

3. 何處發生？

不只在急診室及加護病房等，在一般門診區及檢驗、檢查室及其他非臨床區域（公共場所及行政區）也很常見。醫護人員、病人及家屬都承擔很大的精神壓力，也時常無法在短時間內建立很高品質的溝通，很少有時間去做心理建設，容易因為無法接受突然而令人驚訝的結果，轉而懷疑是否因為醫療處置不恰當所導致。

4. 發生什麼事？

經統計，暴力樣態以「不合作、不友善」的模式最多。這可以從全民健保制讓病人得以享有充分的醫療資源說起，此時醫療人員的作業量大幅提升，又因長時間的等待、照護品質不良或吵雜的環境等，都很容易成為醫病爭執的開端。

過去本土研究指出，在台北市某醫學中心，醫療暴力案件的發生以精神科病房與急診為最大宗，其中多數與患者自身病況相關；在我們針對近三年判決的資料整理當中，也可以看出急診室的暴力事件是病房、門診與診所的數倍之多。

曾在醫學中心急診室工作多年的A是一名護理師，各類型態的醫療暴力閱歷不少，令人聞之色變的酒醉潛在鬧事患者，在他看來也是司空見慣，同仁已有一套制式的流程應對。

他告訴我們，有兩個面向的因素導致急診室容易遭到醫療暴力，第一是在病人面，由於病情未明、經常等待接獲壞消息，相較有明確治療方向、且經常處於康復或穩定狀況的病房，更加容易積蓄負面的情緒；再者，雖然我國對於急診來診患者設有檢傷分級制度，並且制定出依據不同病情嚴重度對應的看診時間（例如檢傷三級=宜30分鐘內檢視病人），但患者常容易誤以為來到急診便應該「立即」獲得治療，一來一往之間難免言語口角。

另外一個面向則是在工作人員的負荷上。A解釋，急診面對病情緊急的病人，縱使是有經驗的護理人員都不免情緒處於較高張力狀態，很難要求對每一位患者或家屬和顏悅色；再者，目前我國急診幾乎從未因應病人大量湧現而關閉，就算已經向消防局「通報滿床」，民眾依舊可以源源不絕地自行就醫或經由救護車送入，在病人數無上限且難以估計的狀況下，急診沒有設置「護病比」，造成單一人員承受過量負荷，因而導致溝通齟齬，幾乎不可能及時回應每一位病家需求。

無法控制自身情緒，或已經出現幻覺、妄想而與現實脫離的精神病患，有部分是醫療暴力的常見加暴者。正在醫學中心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的B醫師，曾見過患者對醫療人員的嚴重言語威脅，甚至是造成重傷害的肢體攻擊，他無奈地說，雖然精神科病房戒備森嚴、工作人員更有警覺，但正如同科內師長打趣的說法：「沒被病患打過，不能說你的精神醫學訓練完整。」

別再說為什麼不及時求救

A對我們解釋，急診室在面對醫療暴力，上班時段該由誰統籌負責、應向哪位主管報告，都有一套清楚的SOP。我們提問，急診室前不是都有警察嗎？難道對潛在暴力病患沒有嚇阻效果？

他舉自己曾工作的醫學中心急診室為例，所謂「駐警」僅為身著類似警裝的民間保全人員，當中也有將近退休的維安工作者，若真的對上持械、蓄意攻擊的病人或家屬，可能難有招架之力。而「真警察」的介入往往又緩不濟急，真的要像2020年8月北榮病患屢次滋事、引起當地警局派員進駐的狀況，實務上不可能發生，因為成本效益不符。倘若對於潛在危險病患，都立即全副武裝大陣仗提防暴力事件，A也擔心這反而激化暴力情緒，引起不必要的對立。

每次暴力事件發生以後，都常會被檢討為什麼不及時call for help、搞到自己受傷，這時候除了大翻白眼，真不知道該說什麼。

對於屢屢發生的醫療暴力事件，A曾有在上班時遭到病患以言語公然侮辱的經驗，他回顧當時情境，認為院方的協助消極，例如當時決定提告以後並沒有得到主動的法律諮詢，醫院傾向和平落幕不鼓勵擴大衝突，他覺得這些因素都是阻礙醫療人員進一步追究，並給予違規者制裁的關鍵。當時病患除了罵人以外，也曾作勢要毆打他，無奈檢察官認為當時並非處於執行醫療業務狀況，未將病患以違反醫療法起訴。

幸好經有法律背景的家人、朋友協助，A後續自己啟動法律程序，也成功勝訴、獲得病患道歉與賠償，但過程終究花了一年，對他來說是遲來的正義，但也不免覺得實在拖得太久，勞民且傷財。由於我國刑事法多規定此類事件能繳交罰金替代拘役或徒刑，他個人期盼未來醫療暴力事件能夠盡量「不要易科罰金」，因為只有把人關進去，「耗費時間」才是對不理性民眾最大的懲罰，以達成警示效果（至於刑事處罰是否能有效嚇阻，我們會另在本專題他文：〈面對醫療暴力，亂世用重典就夠了嗎？〉詳細討論）。

而就算走法律戰想討回公道，面對發生暴力事件的精神疾病患者，尚有可能功虧一簣。B醫師告訴我們，科內對於這種行為有兩種主流觀點，一派認為精神疾患如此犯行並非出於惡意，而是其自身生理、病理因素所導致，縱使報警、通報了以後，當事人也可能因為不具「行為能力」而免受懲罰；但也有師長認為，患者對於「好欺負」的醫療團隊可能口耳相傳，如果不能適時阻斷患者的錯誤認知，恐怕導致對於精神醫療團隊更大的照護阻礙。

比起懲罰惡人，同期盼來自院方的預防與關心

B醫師有市中心醫院的內科病房服務經驗，他回想過去的工作場景，認為真正實施肢體攻擊的案例少，許多惡毒的言語、高傲的態度以及對醫療團隊不切實際的期待與要求，更是造成不快的軟性暴力，這些都很難真正用法律條文界定合法與非法，更遑論施以懲罰。

因此他認為，真正重要的是醫療團隊的共識與團結，以及主管或院方在接到不合理投訴以後的應對方式。他特別提到，許多民眾對護理師惡言相向，但對於主管或醫師則前倨後恭，此時若管理者的心態只是息事寧人，「搓湯圓」的結果根本無法撫平當下護理人員受到的傷害。

若我們同情醫療人員的血汗，希望創造更加勞工友善的醫療環境，但卻漠視言語與權勢的暴力蔓延，而院方也不改息事寧人的態度，大眾使用醫療資源的消費習慣也是不斷強調「以客為尊」，那縱使制定嚴刑峻法，又怎能將醫療人員從黯然離去的崖邊拉回？

• 文：陳亮甫，畢業於台大醫學院，現職醫師。2017年共同成立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目前擔任工會秘書長，另於2018年協助成立台大醫院企業工會。對臨床工作有愛，努力希望其他在臨床打拚的夥伴也能行醫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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