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恬弘／醫療與惡的距離，好像很近：醫糾事件中新聞報導的角色
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會看到醫療爭議事件報導躍上媒體版面，內容大多是某個病人在某醫療院所接受某醫師的診療之後，情況惡化甚至死亡，病家認為病人就醫前是「健康」的，會發生這樣的結果，必定是因為醫師與醫院的診療處置不當的關係，必須要為此負責，還病家一個公道。
大多病家還會強調，醫方在進行醫療處置前沒有解釋清楚：為什麼要做治療、做什麼治療、如何治療、以及治療有什麼風險，而且在不良結果發生後也沒對病家主動關心，甚至不聞不問。有時候病家會引用幾句他們認為醫方不合理的講法給媒體報導，去強化醫療過失的印象。
社會大眾看到這樣的報導內容，絕大多數直覺反應會同情病方，並認定醫院的診療與做法有問題。在上述新聞報導的公式中，已經有很明確的「加害人」（醫方）和「被害人」（病家），以及「因」（診療）「果」（病危或死亡）關係。在此情況下，醫師和醫療院所總是沒有例外地會受到社會大眾一面倒的嚴厲批評，被認為是事件中「惡」的源頭。
其實，醫療與「厄」的距離更短
不過，或許因為新聞報導中缺少了許多關鍵內容，導致社會大眾錯怪醫療爭議事件中的醫師和院所，而使他們平白無故承受許多「厄」。
例如，如果報導中明白提到病人就醫前有什麼症狀、嚴重的問題和危險，若不治療會有什麼結果、各種主要治療選項的風險有多少……，並讓我們了解到醫師採取的是對病人整體風險最小的方法，我們可能就不會認為醫方的診療很不合理。
最近媒體報導：「嘉義一位女性病人在醫院醫師沒有解釋清楚的情況下，一次被拔了20顆牙齒返家，隔天家屬發現病人昏迷，送到醫院急救及住院，9天之後死亡。家屬認為拔牙引起的感染是致死原因，於是申請行政相驗追求真相。」
每個人多少都有拔牙的經驗，通常拔一顆牙齒就很不舒服，更何況拔20顆牙！因此看到這些報導，一般民眾很難不認為醫方的處置太不可思議，且很自然會聯想到，病人的死亡一定和拔牙脫離不了關係。果不其然，此事件中的醫師與醫院在媒體廣為報導之後，受到許多民眾的謾罵與指責。
但是，如果我們在看報導的時候也得知以下訊息，也許就不會認為醫方的診療有離譜之處。一般人拔牙只需採取局部麻醉，而且通常只有少數幾顆必須處理，因此分次拔除是比較常見的處理方式。可是有些特殊的病人，全口牙齒幾乎都蛀光，若不及時處理會有嚴重後遺症甚至危及生命，而且因為病人極度畏懼及抗拒牙科治療，必須採取全身麻醉的方式，才能進行治療。但全身麻醉有相當大的風險，整體評估之下，利用一次全身麻醉完成全部蛀牙的治療是最適切的選擇。
確實乍聽之下，一次拔20顆牙齒很不可思議，但如牙科專科醫師史書華所說的：「一個拔牙傷口跟20個拔牙傷口在良好的處理與縫合之下，比起全身麻醉的風險簡直是微不足道，寧願花多點時間處理傷口，也不要讓患者全身麻醉多次。」相信任何一個人有這些資訊，就比較能夠認同診療的作為，不會一味怪罪醫方。
醫療事件報導中難以窺見全貌的原因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如此，為何醫方不自己將來龍去脈說清楚？這之中最主要的限制來自醫療倫理與法規。醫療倫理要求醫方必須守護病人的隱私，各種醫療法規、《刑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都規定醫事人員與醫療機構不得洩露病人的祕密與資料，包括其病情與病歷。這些規範都讓處於醫療爭議新聞事件中的醫方有口難言，難以充分對外說明。
而且新聞講求時效，對於有議題性的新聞，各家媒體經常要搶先發稿，徵詢醫方說明事件的時間也非常趕。就算法規允許，醫方要在如此急迫的時間內查明事件始末，提供媒體與外界正確說明，實在是很難。
此外，醫療爭議事件的新聞報導總是凸顯不幸的結果，然後再回頭用放大鏡去檢視醫療的過程，這和病方的出發點是一致的。媒體都是先從病方得知事件消息，難免有同情與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醫方一定有問題，立場上傾向要替病方爭取公道，因此很容易出現「先射箭再畫靶」，先認定有問題，再去找問題的狀況。
但實際的醫療出發點並非如此。醫方所考量的是眼前這位病人，在資源與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採取什麼治療措施最有可能改善他的症狀，過程中經常必須作出取捨。醫療充滿不確定性，沒有任何一種治療只有利無弊、能夠保證絕對有好結果；而且很多影響結果的因素非醫方所能掌握，醫方只能盡力而為，步步為營，克服問題，然後期待有好的結果。若病家和媒體只看結局，會完全抹煞醫方所作的努力。
病方提供給媒體的訊息，很可能是不完整甚至是扭曲的。比如說病人就醫前是「健康」的，而健康的人有需要就醫嗎？此外，因為病方的理解程度有限，或想減輕自己的愧疚感或責任，多半會指責醫方沒有清楚告知會採取什麼措施，更沒有提到結果會這麼嚴重，強調病方是在不夠知情之下才接受治療，而且因為醫方的疏忽，導致不幸結果的發生。
事實上，絕大多數醫師在執行侵入性治療之前，都需依法向病家解釋；任何侵入性治療，都是在病家的同意下才能夠執行，如果病家不願意，醫療人員無法強迫病人上手術檯或治療檯，而且這些侵入性治療都有病家所簽的同意書，因此病方說自己不清楚是不太說得過去的。
媒體報導無法幫病家找到真相，且社會成本極高
大多數醫療爭議事件的病家都希望追求真相，還其公道。有些病家採取法律途徑，透過行政相驗、解剖、檢調、訴訟等公權力介入釐清真相與責任，這是正規的途徑，也是病家的權利。不過有些希望尋求真相的病家一方面採取法律途徑，卻同時訴諸媒體輿論，這是自相矛盾的作法，畢竟媒體沒有公權力可以深入去探究醫療過程的真相與認定責任，恐怕只能達到對醫方施壓的目的。
透過媒體報導醫療爭議事件或許可以讓病家發洩情緒或對醫方施壓，但是對醫病雙方的殺傷力都很大，社會成本更高。在重大醫療事件的新聞中，事件的醫療機構或人員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受到社會輿論批評和不明就理的謾罵。也許這是一種社會大眾集體出氣發洩的管道，但這並非合理成熟的社會該有的做法，更可能因此使得臨床人員視風險高、困難的科別與診療為畏途，不願投入提供相關的服務，最終受害的是民眾自己。
期盼專業、客觀、理性的醫療事件報導與評論
建議專業的媒體在報導醫療事件前，除了聽病家的說詞，也應給醫方充分的時間提供說明之外，並徵詢醫界專家客觀的意見，再綜合做評論，避免武斷與傷害醫病。若質疑醫方有過失，更應鼓勵病方透過司法去釐清或追究，才是正途。
更期盼社會各界在看到特定醫療事件時，先不要輕易地認定誰一定是錯的。每個病例背後都有許多複雜、為難的考量與取捨，絕大多數醫師必定是經過整體的評估，以風險最小的方式去執行，這點需要社會大眾的理解。希望社會多給願意付出的醫師掌聲，留給他們安心執行診療的環境。
（※ 作者：周恬弘，先後在門諾醫院與嘉義基督教醫院從事醫務管理工作，曾在密西根大學和維吉尼亞州大學進修醫管和健康照護組織研究。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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