笹沼俊暁／我為何書寫中文？一個日語母語者在台灣的困惑和煩惱

開始連載此專欄，已大約一年半，發表過10篇文章。這次我想談談身為一個以日語為母語的人士，我為何在台灣媒體上書寫中文。

閱讀此專欄的讀者也許認為我的中文程度相當高，但若有機會和我直接見面聊天的話，必定會發現我的中文口語其實不那麼流暢，口音還是帶有日本腔，尤其聽力有嚴重問題。

2006年移居台灣後，我才開始學習中文，彼時已三十多歲，早已超過適合開始學習新語言的年紀。而且我來台的目的並非留學，也非從事需要運用中文能力的工作，而是在大學以日語母語者身分教日語、日本文化等。在職場中，我們日籍老師的任務畢竟是說道地的日語，且台籍同事們都有留日經驗，日籍同事的人數比例將近一半，我的爛中文幾乎派不上用場。

不僅如此，台灣確實有「親日」氣氛。許多民眾發現我似乎是日本人，立刻以日語問「你是日本人嗎？」且「親切」地問我是否需要幫忙。而當我以結結巴巴的中文說幾句話，他們就以誇張的語氣讚美：「哦，你的國語講得很好，好厲害！」而後仍然繼續以日語交談，使得我不得已放棄勉強說中文。

事實上，在這種環境之下，許多日本人太過習慣依賴這種親日風氣，即使住在台灣好幾年仍然學不會中文，幾乎只在日語世界中生活，始終以日語為媒介接觸當地社會。我當然十分感謝對我們如此友善的朋友們，但我有時無法知道台灣社會是否真的願意接受外國人士。雖然確實對我們「親切」、「熱情」、「開放」，但諷刺的是，其實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反而難以融入台灣。

不僅如此，我有時發現，若對象不是日本人或歐美白人，部分台灣人不一定那麼「親切」、「熱情」、「開放」。

在台灣被差別對待的外國人們

對許多台灣民眾而言，我的長相似乎是典型的「日本臉」。從前我在一家日式拉麵店吃飯時，站在櫃檯旁的老闆一看到我的臉，就朝著廚房方向大聲喊叫：「欸，他是日本人，我一看就知道！」那時，坐在店裡的所有客人都回頭窺看我的臉，而後有一位服務員出來，試著用日語向我解釋菜單，於是我向他說：聽不懂，可不可以說中文？

不過，近幾年來由於疫情的關係，出門時都得戴著口罩，並且現在中文會話能力似乎已有些進步，我常被誤會是香港人或東南亞華人。由於受到「特別優待」的機會稍微減少，因此我近來能享受某種「自由」，但另一方面，有時會親眼看到台灣社會的另一個面向。

幾週前我在市場買菜，認識的老闆娘不在，另一個男人負責結帳。算價錢時，那個男人以台語向我說了什麼，但發現我聽不懂，就非常明顯的擺出不高興的表情，以能讓人聽見的聲量說出幾句話，顯然是在罵我。

不用說，來台後十幾年仍沒學習台語，是我的懶惰。而即便偶爾遇到這種情形，由於我在台灣社會中擁有一定的「地位」，也具有若願意就能直接向對方抗議的中文能力，因此我心裡能保持平靜。然而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想像，若那時遭受那樣對待的人不是我，而是真正來自東南亞的工人、新娘、留學生，他們會覺得多恐怖、難過呢？

我必須說，我並非頻繁遇到這種情形，平常不論被視為哪國人，我都很少遭到不正當對待，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很友善。例如有一位我常光顧的黃昏市場肉舖老闆對我十分親切，每次我解釋要做什麼菜，他就用心挑選適合的部位。我們認識已好幾年，但有一天發現老闆竟然一直以為我是東南亞華人。雖然如此，我確實也親眼目睹過部分台灣人對東南亞人的態度不佳，如餐廳老闆抱怨移民員工學習中文不夠順利。從前有一位印尼籍學生對我說，她的中文在台灣常被糾正。但就我而言，那位學生的中文程度顯然比我好得多。為何她容易被批判，我的爛中文則被評價為「怎麼那麼流暢，好厲害」呢？為何那麼多的台灣人一知道對方是日本人就高高興興地用日語搭話，而對東南亞人就理所當然地要求儘快學習國語、台語呢？

我畢竟擁有「大學老師」身分，人們對我的態度較客氣也許不奇怪。但我確實懷疑不少台灣民眾是否籠統擁有這種想法：「對歐美日人，用英日語說話，是理所當然的」、「對歐美日人，用英日語說話，是有禮貌的」、「對歐美日人，用英日語說話的我，很酷很高級很有價值」、「會說中文的歐美日人，值得讚美」、「對東南亞移工，用中文說話，是理所當然的」、「既然在這個國家，移工當然要儘快學習這個國家的語言」、「會說中文的移工，沒什麼值得特別稱讚」。

也就是說，所有的語言本來就是平等的，但現實的台灣社會中似乎有著這種不平等的語言觀——最有價值的語言就是英語，其次是日語，因為英美日就是與台灣比起更高級的國家，但東南亞諸國則比台灣落後，那些國家的語言較不高級。

關係不對等的「台日友好」

最近我在屋裡躺在沙發上隨便滑手機時，偶然看到一位日本網民介紹台灣總統在推特上以日語祝賀新年快樂，他表示：這到底是什麼？想也想不到是什麼用意。對此，一位著有許多中國、台灣相關書籍的知名自由作家如此解釋：這是一種對日的「認知戰」，但民進黨智囊團似乎不太了解日本。若要保護蔡英文政權在日本「liberal」的印象，不應該這麼做，只要喊保台抗中就行。他們很可能只籠統認為：日本是個曾做過宗主國的「厲害」國家，以日語發言很「酷」。

我無法判斷這個相當辛辣的評論是否正確，但我能理解這位日籍作家為何如此發言。台灣總統特地以日語致詞，這種行為很容易令人們想起殖民關係，不一定給予所有日本人好印象。由於對大日本帝國時代的反省仍然沒有完全消失，現在日本依然有許多民眾對殖民歷史抱有負面印象。無法知道刻意還是無知，台灣官員忽略了日本社會中這個面向。台灣社會確實存在著籠統嚮往日本和日語的風氣，蔡英文的日語致詞則反映出此種背景。

由於理解此種作法乃因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困境所致，因此不提是否有效，我也無法全面否定台灣政治人物以日語公開致詞，也不敢貶低台灣民眾為「台日友好」付出的努力。說到底，我畢竟是個「日語老師」，若台灣人不願意以日語與日本人溝通，我就失業了。不過我們至少要考慮這點：即便台灣政客頻繁向日人以日語發出訊息，另一方面的日方政客是作夢都沒想過為台灣民眾以台灣的語言致詞。現在「台日友好」一詞十分盛行，但雙方的關係仍然不對等。許多台方人士辛辛苦苦以日語發言、尋找人際關係和溝通管道，反之，日方則往往輕鬆地接受台方的日語，許多人都不願意努力傾聽台灣當地語言，向台方以中文、台語發聲，甚至以為這種單方面的關係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上，這種情形並非只在包括台日在內的亞洲諸國之間可見，而是在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出生於較為弱勢的語言集團的人，被逼迫學習較為強勢的語言；反之，出生於較為強勢的語言集團的人，不必要特地辛辛苦苦使用較為弱勢的語言。所謂全球化的深化、國際社會中國家規模和經濟力的大小強弱差別、殖民主義的殘餘，這些因素都使得這種語言不平等擴大，不論強勢語言母語者或弱勢語言母語者，人們都將此框架內化，且視為理所當然，毫不質疑。亞洲諸國之間的語言不平等現象，顯然是其中一例。

在台灣，身為一個日語母語者，我確實有時感到這種困惑和煩惱。然而我不一定有理由抱怨台灣人將日語視作比較「高級」的語言。因為，即使居住台灣許多年還很少使用中文、台語，我們日籍人士確實也能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在台灣，我們只要利用以日語為母語的「優越」地位，有時糾正台灣人說的日語有錯誤，有時以很爛的中文說「台灣人很親切，台灣的食物好好吃！台灣很民主自由！」這類的話，就能得到周圍的台灣人按「讚」，且享受在台日人的「特權」。

在台灣創造「日本文學研究大東亞共榮圈」？

學術界也有類似的「語言秩序」。台灣日語相關領域的學者們，將日語論文視為「正式」，台灣國內所舉辦類似的學術研討會也全面使用日語。中文論文不一定受重視，翻譯也不被視作重要的學術業績。而英美相關學術界則只注重書寫英文論文，近來在國際化口號下，許多大學傾力進行英語化。

就歐美日人而言，這樣的環境確實方便且舒適。然而我一直認為，這種「語言秩序」是否來自19-20世紀歐美日所主導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語言的「國際化」、「全球化」，是否意味著追隨國際強者所主導的語言秩序？而且，在台灣全面書寫英日文論文的學者們，他們到底為誰書寫呢？台灣社會中，多少人能閱讀日語論文呢？英美相關的學者和日語相關的學者，他們怎麼可以互相溝通呢？學術研究的成果如何能回饋公民社會呢？

在前現代的日本列島，就知識分子而言，以中國文言文書寫詩文算是理所當然的文化行為。但明治時代以後，所謂「日本語」逐漸獲得國家官方語言地位，人文社會科學最後全面採用它，漢詩文則被視為「外國語」，變成一個學術研究對象，以後沒有人願意將中國、朝鮮、台灣等地的語言作為媒介來進行學術、言論活動。

現在，在日本，來自台灣、韓國、中國等地的許多學者們，以日語發表學術論文和專書。如今日本的學術界中，他們已成為不可欠缺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我從未看過以中文、韓文等亞洲語言書寫學術論文、專書的日籍日本文學研究者。我有時懷疑，這樣單方面的學術框架，是否等於「日本文學研究的大東亞共榮圈」？

強勢語言的寫作者，投入相對弱勢的語言社會

在此處境下，不知自何時開始，身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我思考出一種文學概念──「逆・少數文學」。這意味著：屬於強勢語言社會的作家，投入相對弱勢的語言社會及其讀者空間，並在其中開展創作活動。例如母語為英語的美籍作家在墨西哥出版西班牙語小說、母語為日語的日籍作家用朝鮮語和泰國語創作、中國漢族作家以維吾爾語或西藏語寫作、台灣或韓國作家以越南語作為創作語言、日本內地的音樂家創作琉球語歌曲並在沖繩演奏、台灣漢人社會運動家編輯原住民部落的歷史提供族人運用……等等。

我之所以將此種文學稱為「逆・少數文學」，是因為這是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菲利克斯．伽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所提出的「少數文學」（littérature mineure）概念反轉。1975年德勒茲與伽塔利在其著作《卡夫卡：為少數文學而作》（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一書中表示：這是少數民族藉由強勢語言創作的文學，就如猶太裔捷克作家卡夫卡用德語書寫，而少數文學作家所寫的文本，必然會帶有政治性、集團性，這樣的文學具有革命性意義。

按照此定義，台灣日語文學顯然算是典型的「少數文學」。近代日本的文學史上，台灣、朝鮮等地出生的作家們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二戰後日本文壇中，陳舜臣、邱永漢等台裔日語作家活躍，近來溫又柔、東山彰良、李琴峰等作家以日語開展創作活動。他們能以批判視角書寫日籍日語作家無法書寫的「台灣」、「日本」以及「亞洲」，且從日本近代文學的內部打破其侷限。

然而我們須思考「少數文學」的另外一個面向。「少數文學」確實擁有極大意義，但藉由吸收「少數文學」作家的創作成果，強勢語言能收編更多民族，而長大成更加強大的霸權語言。主流語言愈來愈豐富普遍，與之相反，弱勢族群的文學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反而加深只有母語者參加的「純粹」且「單一」的色彩。

我並非懷疑「少數文學」的意義，但在全球化和殖民主義下，光靠「少數文學」的對抗運動，也許是以主流語言的強勢為前提的內部批判的消極手段而已。若要打破此框架，還要討論屬於強勢語言社會的人投入較為弱勢語言社會之文化行為有什麼意義。

現在，讀者們應該已知道我為何要在台灣發表中文文章吧。

批判性書寫，是我給台灣友善的「回禮」

中文本就是使用人數世界最多的語言，隨著中國的經濟力、國際影響力的增大，在世界各國學習中文的人數愈來愈多。如今，中文已無法說是第三世界的弱勢語言，而已變成了世界最強勢的語言之一。不過，就台日關係的角度而言，雖然如今台灣的人均GDP已超越日本，但台日間仍然有國家規模、國際影響力等的差別，雙方語言間也有不平等關係。

在台灣，由於經濟上或政治上的理由，許多民眾熱烈地學習日語，台日雙方的交流大部分依靠台方的日語能力。雖然近來在日本學習中文的人數增加，但總體而言，此基本框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不僅如此，從前台日間曾有殖民地／宗主國的關係，此歷史仍影響到雙方民眾的意識，不少民眾籠統認為台日交流以日語為媒介是理所當然的。

由於如此，我特別佩服在台灣運用中文、台語、客家話等台灣的語言從事各種事業的日籍人士。我來台灣以後，許多民眾、學者們經常用日語幫忙我，我雖然在前文中抱怨他們，但其實還是不能不感謝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我思考一個問題：對於台灣學者和民眾「贈予」我們的「日語能力」，我們該如何「回禮」？

我在此連載中，時時書寫與現今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意見，有些讀者們讀到這種部分時，也許感到違和，心裡覺得「這人不懂我們台灣人的情緒」。但是我在台灣以中文發聲的理由，並非無條件地奉承台灣主流族群的國族情緒且讓他們感到舒服愉快。我尊敬在台灣使用當地語言開展言論的日籍人士，但部分日人確實做這種「生意」，我無法認同那種人。台灣本土的民眾擁有自己的感受，這當然必須受尊重，但身為住在台灣十幾年的日籍人士，我自己也有些感受、想法。我當然不認為我的想法全面正確，只希望在與台灣民眾平等的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意見，作為讀者們的思考材料。

台灣本來就是多元文化社會，外籍人士也有權利以平等的條件直接參與台灣言論界提出批判性言論。中文並非台灣人、中國人的獨占物，而使用中文的言論界須有「異邦人」的存在。即使讀者們無法贊成意見內容，但以異鄉人身分提出另一種論述是我對台灣社會的一種「回禮」。

我希望未來會有更多的外籍人士透過批判性中文書寫直接加入台灣言論界中，讓台灣文學界、言論界及學術界變得更加多元豐富。不僅如此，還希望台灣人士不僅注重英日語等較為強勢的語言與台語、客語等「母語」，也應投入比台灣本土語言更弱勢的語言中，藉此促成這種潮流的連鎖反應。

（※ 作者：笹沼俊暁，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教授。197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現居台中。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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