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感無罪：拒絕身／心二元論，談選舉造勢「性化」空服員的複雜性

日前一場柯文哲的造勢活動中，邀請女性舞者穿著模擬空服員之性感制服熱舞，因而引發爭議。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表達抗議，認為此舉物化空服員，展現出對空服員職業的高度不尊重。柯文哲辦公哲則回應，當天表演服裝由舞團決定，而他們尊重女舞者自主意識，更鼓勵女性拋棄社會束縛，展現自我。

隨後則有婦女團體從「性化」的角度出發，指出這樣的舞蹈表演之所以遭受批評，並非反對女性之性展現，而是一方面空服員職業有著長期被高度性化與去專業化的歷史，二方面亦是由於性化女性是父權社會中男性為了掌握自身對特定領域的支配與控制而採取的常見手段。

物／性化：女性身體與心智勞動的優劣命題

自事件發生以來各方交鋒，辯護與批評皆有之，而網路大眾則突然被大量餵食如「物化」、「性（物）化」與性自主等女性主義詞彙。但琅琅上口的同時卻發現這些詞彙的意涵變得愈加模糊，使用者更是隨心所欲，讓我們也離原始問題越來越遠。與此同時，這些攻防打造了一個原本不應該存在的對立，亦即：以表現「身體」及透過身體傳達性感與吸引力的女舞者，和強調「服務專業」與這些專業背後所仰賴之心智和社交能力的空服員，莫名地被視為互斥，甚至可以區分優劣上下的兩種女性表徵。

然而，這樣的區分與等級一則承襲於古老的身心二元論，並依照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規範，藉此為女性分級；父權社會一方面將「身體勞動」——包括為男性表現美貌——視為女性本職，另一方面又假意稱讚「有頭腦」的女性。於是許多人在聲援空服員的同時，卻又有意或無意地貶抑以舞蹈表演為職業的女性。

二則，我們會發現，這樣的對立到最後，抑或是從事空服（或類似職業）的女性必須盡可能地避免自己和「性」與身體嶄露等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好證明自身專業，又或是主動或自願展現身體、表現性感的女性會因此遭遇貶低，被簡化成服從「男性凝視」的「父權同路人」。不論是哪種情況，「性」或「不性」的自主權都仍舊未能完全屬於女性，而只是父權社會用來控制、評價女性的工具之一。

如果要避免產生這樣的對立，一個關鍵是，在評論這起事件時，我們應該要辨認其中涉及了多個不同的群體與視角。事件中有受雇而來表演的舞者、人不在現場卻被影射的空服員形象、發想表演節目的男性支持者、雇用舞者並同意認可舞者服裝與形象選擇的主辦單位，以及這場活動意圖觸及的潛在支持者等群體。

與此同時，應該要被比較或批判的，其實不應該是其中的女性主體——不論是當日表演的女舞者或是抗議的女空服員——而是不同的女性主體在哪些不同的意識形態規範下，被不同的行動者放置於不同的情境之中。

換言之，女性選擇以特定方式展現自我或營生、女性主體在受雇於男性的情況下被要求以特定方式展現自我，以及特定職業被男性根據父權性別規範而鑲嵌入固著的性別與性想像中、甚至二次呈現，這些情境都各有不同，儘管可能涉及相同的主體，但決定視角的權力卻落在不同群體身上。

比方說，當反對者抗議對空服員職業的高度性化時，人們很容易會落入一個誤區，認為這是對女舞者的批評，因為性化是對女性之污辱，而女舞者們性化了自身身體。然而，個別女舞者選擇表演某種性感，和空服員作為一個集體被投入在一種性感和性想像中，是截然不同的情況，其中巨大的差異便在於，個體是否有「做主」的權力，還是只是被動地被投入特定、以生理性別為判定的角色安排中。

更進一步來說，這些性感元素與性想像，是基於哪樣的社會關係內涵和權力互動，例如互動關係中是否以平等、尊重作為基礎，抑或是其中一方對另一方的支配。哲學家瑪莎．納斯邦（Martha C. Nussbaum）就曾舉過一例：假如我們在床上，將情人的肚子當成枕頭，這樣的行為儘管確實是對情人的「物化」，卻不見得帶有貶低與負面之意涵，其中關鍵便是兩人對關係裡所存在的合意、平等與尊重所抱持的共識。

女性自主的展現：不可忽視情境與脈絡的動態變化

此外，除了性別角色以外，也還有其他結構因素可能影響上述的互動情況。女舞者當然可以自由選擇如何表現、展演自己的身體，以及對誰、何時進行表演，又想要以這樣的表演換取怎樣的報酬。但同時，若是作為受雇者，舞者的選擇就可能受到勞動場域中的權力地位和協商機會而不同，可能是舞者主動地認為必須要特別性感才能為自己帶來更好的機會和收入，也有可能是雇用者基於對女舞者這個職業的特定想像而要求對方必須在表演中達成某種效果。

這說明的是，女性的自主性經常並非全有或全無的狀態，而是會根據當下情境和背景結構有所變化的動態。因此，在柯文哲的造勢活動中，若只單純地將女舞者想像為毫無主體性、只是服從父權凝視的個體，就會忽略了女性試圖在父權社會的夾縫中，探索、捕捉、體驗與表達自身身體與性表現的主體嘗試。但另一方面，若只一昧聲稱這樣的表演完全是舞者的自我表達，亦是忽視了在這樣一個男性雇用、男性觀賞的情境中，傳統性別權力分配可能對女性決定造成的影響。

同樣地，空服員的抗議也是來自於一個複雜的歷史背景，而不該只被化約成「空服職業」與「性和性感」的對立。社會學家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女性在職場上必須負擔「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的主張時，空服員便是例子之一。這指的是，在某些職業中，女性除了原本的專業工作內容以外，還必須調整個人情緒、表現出特定的情緒狀態，以此滿足服務接受者的期待，完成工作目標。

女性在父權社會中被視為各種照護工作、情感關照，甚至是性服務的付出者，於是，某些照護與服務行業不僅被視為女性之天職，女性更被期許要帶著服從甚至歡欣的情緒來完成這些照護，而未能巧笑倩兮的服務提供者，便會被視為失職。

而若我們由此延伸，空服員長期在容貌和服裝上所面臨的要求，未嘗不是這種情緒勞動的一部分。在這類工作中，女性的容貌與服儀經常是被監督的對象。一來在整體父權社會中，男性早就被賦予資格，成為女性美貌服務的享受者，並且將不服從男性審美規範的女性視為異端。二來，在這些專屬於女性的場域中，女性也透過這樣的表現來證明自己的女性身分和合格性¹。

種種因素累積下，空服員的制服一直以來都不只是單純的制服，而是必須滿足男性所投射的某些情感期待。同時，社會上也總流傳著女性空服員利用工作尋找「金龜婿」的都市傳說，將職業與女性的親密關係需求緊緊相連結。這最終導致了空服員這個職業被高度性化，掩蓋了其中服務工作所涉及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與專業程度。

因此，在這場以空服員為名的女性熱舞表演上，關鍵並不是表演成員中到底有沒有空服員，也不是空服員的制服能不能被挪用到工作外的其他場合，或甚至是被改造得性感。應該被探問的問題是，這場表演利用這樣的身分設定和服裝選擇，試圖呼喚怎樣的職業印象，又想要利用這樣的印象達成什麼效果？

女性呈現性感 ≠ 呈現性感才是女性

說到底，這場表演並不是女舞者們的自娛自樂，而是一個男性支持者為了表達對一位男性候選人的擁戴，在一個訴諸於更廣大選民社群的活動上，所打造出的一個女性集體。更直白地說，如果活動想要表達的是空服員對候選人的支持，那為什麼不是利用空服員工作中其他的特質進行發想，而是選擇性感制服？

若是純粹想要用舞蹈表演熱場，那麼和空服員的連結想要達成甚麼樣的效果呢？（比方說，為什麼不是每個舞者都有不同的職業服裝，來強調各行各業女性共同的支持？）如果是因為舞團成員中有前空服員，那麼將個人的身分擴大成集體，再運用了這個群體身分所經常被連結的某種性意味，又是為了服務誰？

提出這些問題並不是為了吹毛求疵，而是想要指出其中的複雜性。雇用或邀請女性表演性感舞蹈，不必然帶有負面意味，也不一定涉及厭女情結，但透過放大特定性別特質，強化特定職業屬性，再將兩者相結合，並搭配特定活動，最終形成的，是對女性性主體的肯定與培力嗎？又能夠促進人們對特定職業的了解嗎？還是只是再次強化「女性空服員」這種性別＋職業的組合所被賦予的性感屬性？

性感當然無罪，女性的性感也非總是為了服務男性。因此，批評者並不是反對女性呈現性感，而是反對將性感視為女性——或特定女性群體——唯一的標籤和評判標準。同樣地，「性化」的問題也不純在於將個體放置一個性的環境中或賦予性的暗示，而是將女性的性變成服務男性欲望與享受的工具。

也正因為性感無罪，空服員反對被性化是因為其職業長久以來被掩蓋於性感的標籤之後，但這給予我們的提醒應該是，重視照護與服務工作所涉及的各種專業能力，而不是認定空服員不得性感、唯有與性感無關的空服員才是好空服員，或是任何與性相關的聯想都可能傷害或污辱了空服員這個職業。換言之，我們不應該假設表達性感是空服員職業的必要元素，但個別空服員的性感或性表述，也不會成為取消她個人或空服員整體的專業資格與素養。

為了反抗父權社會將女性性化以滿足男性欲望、鞏固男性資格的機制，某些女性主張完全「去性」的作法。然而這樣的作法卻切斷了女性連結與探索性的可能，反而無助於女性取回對性與性表述的主導權。當然，女性對性的探索與表述不會發生於真空中，而會受到個人、群體與社會各個層級的外在因素影響，但在這之中，女性仍有自主做出選擇和權力的空間。在全然自由的主體和被迫凝視的客體之間，女性所面對與擁有的，是更複雜許多的情境與角力。

• 若是在如政治等由男性所支配的場域中，女性則是要在證明自己不輸男性的同時，又同時像男性保證自己仍保有女性的特質，因此容貌打扮成為女性不可以太用心琢磨，但又不能不完全不顧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