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口音就等於歧視嗎？阮月嬌爭議裡國族與性別的交織

日前某知名量販店邀請網紅阿翰拍攝中元節廣告，在廣告中阿翰以過去自身所創作、極受網友歡迎的角色九天玄女和來自越南的新住民阮月嬌出鏡。但廣告播出後，量販店卻收到來自越南新住民社群的陳情抗議，表示阮月嬌這個角色刻意呈現出的口音在博取台灣觀眾笑聲的同時，卻可能觸及新住民的傷痕，因為「自己說中文的口音被嘲笑」是許多新住民共有的經驗，也是許多人長期用來指控這群新住民「不夠台灣」的負面標籤。

量販店為此下架廣告，但此舉引發網友熱議。在有網友表示能夠理解新住民社群為何因為廣告中呈現出的阮月嬌形象而感到不快時，卻也有許多人認為新住民社群太過大驚小怪，主張這樣的幽默呈現反而能夠引導更多台灣人了解、接觸新住民。

在這些交鋒討論中，人們多半將焦點放在「口音模仿」一事上，以及這件事情背後所代表的族群議題。但除了族群以外，這起事件中的性別面向也值得我們注意。事實上，阮月嬌之所以成為阮月嬌——亦即阮月嬌這個角色形象為什麼會被創造出來、「阮月嬌」們如何出現在台灣，又如何被我們認識，進而成為我們所認識的阮月嬌——其實在在指向了國族、族群與性別身分和權力關係的複雜交織。

藝術來自於生活，創作者經常取材於自己生活中的經驗，予以拼接、轉化、豐富，如阿翰本人就表示，阮月嬌這個角色立基於他自己所曾接觸過的越南新住民。而創作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共鳴，通常也是因為呼應到群眾的經歷、感受和認知。也就是說，阮月嬌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的角色創作、吸引這麼多台灣觀眾的喜愛，未嘗不是因為許多台灣人都對阮月嬌不陌生，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經認識、接觸或聽聞過一個阮月嬌。

人人都認識一個「阮月嬌」

阮月嬌們之所以成為許多台灣人共同的經驗，從來不是一個巧合。比方說，為什麼我們認識的，都是作為女性的阮月嬌？為什麼「男版阮月嬌」沒有成為同樣普及的印象？這是因為全球南方的女性因為國族位階、父權體制內的異性戀婚嫁規則，以及對「褐色身體」的想像，而被放置於一個獨特的位置與遷移路徑之中，最後來到台灣。

在父權社會裡，男性的婚配和生殖能力被用來當作衡量男性是否「合格」的標準之一¹，因此男性被期許要在一定年齡成家並繁育後代，否則就會被看作「魯蛇」、甚至是「不正常」的男人²。

另一方面，父權性別規範認定「男強女弱」才是理想的婚配狀態，男性尤其應該在婚姻中扮演經濟上較為強勢的一方。然而，兩道相悖的趨勢各自讓這樣的婚配邏輯變得難以執行。一方面資本主義強化了傳統的性別想像，男性如今可能需要具備更多的資本條件才能「合格」；另一方面，隨著性別意識提升與傳統價值的鬆動，某些台灣女性則不見得願意繼續服從於傳統設定，甚至徹底拒絕進入婚姻。

綜合這些趨勢，某些台灣男性發現自己在婚配市場上落入了某種「底層」，難以在本國女性中尋得配偶。面對成家的壓力和與本國女性之間的落差，全球化的世界為這些男性提供了一個新的解方：他們得以前往全球南方尋找在經濟和國族上較為弱勢的女性進行婚配。位處全球南方的國家在族群上被視為較不優秀的人種，在經濟上則發展不如北方，於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裡被北方國家視為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來源。

來自全球南方的國民面臨本地的發展落後、經濟機會缺乏，往往必須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商品，前往全球北方找尋新的經濟機會。對於女性來說，除了作為家務或照護工前往他國工作以外，「外籍新娘」亦經常成為遷移選項之一。

促成此類遷移的因素又可分為兩層。對於女性來說，婚嫁至全球北方符合了女性透過婚姻「向上流動」的想像，與此同時，褐色的女性身體經常被高度性化，更被假設成可以被進行交易和買賣的物品。於是，最後產生了一群透過婚姻關係而北上遷移、希望促成階級流動、爭取更好的經濟機會的全球南方女性，甚至進而形成一種「產業鏈」。例如台灣一度就有許多專門以媒合台灣男性和東南亞女性進行婚配的仲介。

新住民女性所面臨之社會偏見

筆者要強調，這並非是說所有透過婚姻關係而移民到台灣的女性都「動機不純」，也絕不認為以經濟需求作為婚姻動機一事有任何不道德或需被評議之處——事實上，經濟考量本來就是最常見而基礎的婚配原因之一³。

同時，我們更應該反對，使用這種動機而將那些透過締結婚姻關係成為台灣新住民的女性分類甚至評價的趨勢。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見，這個產業的存在確實一度將這些遷移女性標籤化，讓她們更常被視為商品，而非即將或已經進入台灣社會的一份子。

比方說，台北市長柯文哲就曾經以「進口外配」一詞來形容這些女性新住民的遷移。在這樣的語言中，新住民女性被客體化，是台灣本地男性可以任意取用、購買的商品，而不是具有主體性、可以為台灣社會帶來新的經驗、文化與故事的住民。

類似的偏見在過去不曾少見，包括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積極傳播著「假結婚、真賣淫」的偏見，認定這些介於台灣男性和新住民之間的婚姻關係都不純粹，甚至不道德。就算擺脫了這種不道德的想像，新住民也往往還是被視為較為不理想、低下的婚配選擇，比方說前任立委張曉風就曾經「呼籲」台灣男性應該要多娶本國配偶，而不要選擇國外的「雌性動物」。

更進一步來說，抱持著此類種族主義思考的人則質疑新住民女性和台灣男性的婚配會影響台灣人口的素質。他們一方面從種族、血統的角度認定來自於全球南方的她們是較「低下」的人種，另一方面則以此結合父權性別規範，認定這些女性無法成為好母親、沒有能力教育他們未來在台灣社會生下的子女，甚至他們的子女可能成為台灣社會的問題與負擔。

由此梳理下來，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口音」經常成為用來標籤化，甚至貶低新住民的工具。一方面地主國（台灣）的語言被視作較為高等，而新住民的口音被當成他們無法成功掌握語言的證據，進而更坐實了他們「資質不足」的指控；相對地，因為種族地位的差異，新住民本身的語言和隨之而來的口音就顯得「上不了檯面⁴」。

另一方面，新住民也背負著不合比例的道德義務，必須努力地學習地主國的語言和文化，好證明自己是「真心」想要加入台灣，並且努力融入本地社會。反過來說，他們的口音可能被當成區隔、切割甚至攻擊他們的工具，用以指責他們「不是好移民」。而當這種指責和新住民的母親身分相連結時，口音便承載了更多重的道德想像。比方說在這次的廣告事件中，便有新住民提到子女曾因為自己的口音而在學校遭遇嘲笑。

這顯示，也許對於某些人來說，口音只是個人特徵之一，但對於特定群體而言——如長期面臨偏見的新住民——口音卻被賦予了多層次的意義，不只是個人的行為表現，也是一種集體的印記；不只是一種表面能力，更是一種道德特質。更進一步來說，在國族、膚色、性別等因素相交織下，其實不同口音在社會上所遭遇的評價也不盡相同，有些口音會被中性地看待，有些口音卻背負著歷史的污名。

再現阮月嬌的意義

說到底，不論是在這次引起爭議的廣告還是其他以阮月嬌為主角的創作中，所被再現的不只是新住民的口音而已，還是透過特定遷移方式而定居台灣的新住民女性的獨特生命經驗，更是特定的女性身體、女性身分如何出現在我們的社會經驗和創作作品中，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她們所打造或被打造的集體形象。

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為什麼沒有男版阮月嬌？因為婚姻遷移是一種高度性別化的經驗⁵；阮月嬌的創作反映的不只是新住民的形象與經驗，更是新住民女性的形象與經驗。阮月嬌一方面勾勒出台灣社會中一個獨特、但我們卻仍舊缺少理解的身分群體，我們對於她們所持有的印象經常仍舊停留於表面。比方說，在辨識口音差異的同時，其實台灣人卻鮮少有興趣進一步探索、討論，當新住民的原生語言和我們的母語交織時，可以產生哪些新的風景、又可能如何改變我們的語言使用習慣和語言發展。甚至，我們是否願意讓新住民的語言和自身交融？還是持續選擇將其視為「不高級」的語言，拒絕了解與學習。

再進一步來說，阮月嬌其實證實了，台灣社會至今還是仰賴新住民的遷移經驗，及這些經驗所傳遞出來的印象來設定、想像、理解新住民。換言之，新住民女性依舊只是台灣人的妻子、媳婦和母親，她們在台灣社會裡的角色與位置被她們和「台灣人」的關係所決定，難以獨立。我們的社會仍舊拒絕，將新住民女性視為獨立的個體、有主體性的住民，以及早已成為台灣社會固定風景的一份子。

正如同新住民一路以來企圖透過改變台灣社會對她們的稱呼，來增進自身的主體意識。過去台灣社會以「外籍新娘」、「外配」等詞稱呼她們，一方面始終凸顯她們作為外來者的身分，二來她們在台灣的身分始終依附於他人（所謂「真正的台灣人」）。新住民一詞的重要性便在於讓她們成為獨立存在於台灣社會之中、與其他所有住民共構新的生活經驗、社會面貌與文化場景的個體，最後成為「住民之一」。

再次強調，筆者並不認為創作者（如阿翰）必須擔負這麼沉重的道德責任，必須在每一次的創作中都思前想後、顧及所有的歷史背景與社會關係。同時，使用特定印象進行創作，也不見得就是壞事，如阿翰本人就提到，他其實正希望可以透過阮月嬌來擺脫某些過去台灣社會對新住民女性抱持著特定道德要求（如勤奮）。

然而，汙名的反轉是一個漫長與動態的過程，所以在認可創作者的良善意圖的同時，我們也還是應該傾聽受汙名群體本身的經驗與感受。尤其在他們的感受長期被忽視的情況下，擺脫汙名絕不可能單純靠著鼓勵弱勢群體「堅強」、「想開點」就可以達成。更重要的是，在擺脫汙名之前，我們也必須理解汙名是如何出現的。

阮月嬌吸引許多民眾的喜好未嘗不是好事，但如果在喜愛阮月嬌之餘，我們也能理解新住民女性來到台灣的經驗，以及特定的國族和性別想像如何導致她們在台灣社會心中總是被賦予單一而刻板的形象，也才能讓阮月嬌與阮月嬌的口音不再是一種貶低的標籤。

• 其他的標準還包括了肢體力量、經濟生產力，以及是否能夠以「陽剛」的方式來管理、控制情緒等。
• 女性亦同，不在「規定時間」內進入家務和育兒工作的女性同樣會被認定是不合格的女性，因為她們未能完成父權社會賦予她們的義務。
• 不論是為了生育繼承人、結合兩家財產，還是單純為了節稅，都不脫此範疇。
• 比方說，當白人帶著英語口音說中文時，我們儘管也可能注意到口音差異，卻往往不會把那當成一種好笑甚至粗俗的證明。
• 另一方面，來自全球南方的男性在台灣社會則以全然不同的形象出現（如漁工），並有其獨特（與同樣艱難）的生命經驗和處境。